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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作者 | 汪涌豪: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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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19-12-14 13:00
摘要:140首新诗,吟成于欧洲旅行途中。汪涌豪试图用诗拓展对世界的了解———不仅限于器物,更是制度;不仅限于风土人情,更是潜隐在事相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在教授、文艺评论家身份之外,随着诗集《云谁之思》的出版,斜杠中年汪涌豪又多了一个标签———诗人。

140首新诗,吟成于欧洲旅行途中。汪涌豪试图用诗拓展对世界的了解———不仅限于器物,更是制度;不仅限于风土人情,更是潜隐在事相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全球化时代,类似的观察可造成“多边互镜”的态势,如《尤利西斯》中所写,“尚未游历的世界在门外闪光,而随着我们一步一步去前行,它的边界也不断向后退让”。


「旅行与旅游」

改革开放虽极大促进了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但许多时候,我们的了解仅限于器物而非制度,仅限于风土人情而非潜隐在事相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跑男”汪涌豪

上书房:听说您对诗集《云谁之思》的出版期待了很久,全不似著作颇丰的人该有的心情。

汪涌豪:从事写作三十多年,确实从未如此急切地期待一本书的“诞生”,可能是我第一部诗集的缘故吧。我虽然发表过诗,但从未出过诗集,它的出版带给我极幸福的体验。

上书房:140首新诗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汪涌豪:都是我在欧洲旅行时写的。10年前,我开始有计划地到欧洲旅行。之所以称旅行而非旅游,不仅因它是逐个国家、逐个城市、全方位的深度行走,甚至有时是反复行走,更在于过程中不包括后者常有的美食与购物。由于全部的兴趣只在行历我向来崇拜的文明、近距离拜谒书上“结识”的伟大人物,所以关注点始终放在目的地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与艺术审美,吟咏的对象因此也多半是与荒原、遗址、墓地、宫殿、古堡和故居相关的人与事,及众多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所展出的文明遗存。即使吟咏对象是自然景观,也必因其催生了这种文化,或作了这种文化的背景。

上书房:吟咏对象中虽有王侯将相乃至格斗士、航海家,但您用情更深的似乎还是哲学家、诗人及绘画、雕塑、音乐、歌唱等领域的艺术家,尤其关注古希腊和意、德、英、法、俄及土耳其的文化艺术,这是为什么?

汪涌豪:这首先基于个人趣味,专业之外我自己的爱好从来偏向欧洲的思想、学术与文化,只是受限于条件,以前多得之于书本,如今可实地探寻,让纸上所得与眼所亲见相质证。

当然,也有现实的感怀与关切。即感到改革开放虽极大促进了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但许多时候,我们的了解仅限于器物而非制度,仅限于风土人情而非潜隐在事相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多数人对于后者是相当陌生,甚至一无所知的,以致即使人到了现场,却难以真正理解其“气韵”。但天下事,真所谓“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文化与观念上的事尤其如此。故自晚清斌椿《乘槎笔记》与志刚《初使泰西记》以下,直到朱自清、徐志摩、费孝通等人,会用心观察欧洲者,他们的文字曾大大有益于当时的国人。今天,我们是不是仍需要这样的观察?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尤其全球化时代,类似的观察可造成“多边互镜”的态势,其在令国人找到正确定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

上书房:眼下多的是游记类作品,但试图做这种努力的作品很少。

汪涌豪:游记作品常流于人名、地名加风景的浮表铺排,而鲜有能对包括器物、制度、礼俗和信仰等在内的文化肌理做根植于史实的解读,因为那需要能力。

10年行走,10年修行,我真切地去感受,当心中有了冲动,就把它写出来,许多是当场写就的。

「散文与诗」

消化与反思过程中既充满了不期而遇的惊喜和自惭形秽的失落,亦时有别具怀抱的自持与彼之不足我乃有余的自矜,种种微妙的情感发抒与情绪交互,最接近于诗,并也只有诗能够承载和发扬


德国魏玛歌德故居

上书房:就文体而言,散文似乎更便于表达您的意图,为何弃文用诗?

汪涌豪:方不方便是因人而异的。对我来说,诗这种文体最便利和适合旅人的情感表达,且我在行走时的感受,其强烈的程度也与诗最贴。

4年前,我在《我的旅行哲学》一文中曾提到旅行中看人与审己的关系,以为观察别人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自己,因此两者是一体。今天则更将之落实为物情与事理的处置,以为这种感性主导的行走由外而内,由器物而制度而精神,由语言而习尚而信仰,何其绚烂热闹的旅程最后都归于沉静,消化与反思过程中既充满了不期而遇的惊喜和自惭形秽的失落,亦时有别具怀抱的自持与彼之不足我乃有余的自矜。种种微妙的情感发抒与情绪交互,最接近于诗,并也只有诗能够承载和发扬。

记得英国人约翰·特莱伯曾将旅行与哲学相联系,并视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另一位英国人约翰·厄里更称每个人都是旅行者,都处于或即将处于旅行的状态,旅行者成为现代人身份的另一种描述,则不仅揭出旅行背后的哲学奥蕴,还点出了它所具有的诗的根性。而哲学与诗又本质相通,它们都以一种介入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同时促进人的自我觉解,包括自身伤痛的痊愈。旅行不过是一个触媒,让这种觉解得以有机会实现而已。

「诗与远方」

这种并置并无道理。远方未必有人心仪的理想,诗也未必就与现实隔着重洋,它只是能让人在俗世中保持一种精神性的生活而已


英国科茨沃尔德乡村

上书房:在您看来,诗与人生有着怎样的关系?

汪涌豪:简言之,诗是人心的精髓,是人的情感中最精细的部分,是人所能选择的最深情纯粹的告白,因此也最文学、最审美。但这不等于说诗是远离生活的,相反,它能让人看到平时不曾留意的生活本真,包括风景的精髓,如荷马所吟唱的“黎明垂着玫瑰般的手指”,或安徒生所指陈的“最深处的海是矢车菊的颜色”,这些倘不借助诗,人们可能根本无法感知。此其一。

其二很重要,每个人都有仅属于自己的“内心风景”,但唯有诗人能尖锐地感知到,那些最能取悦我们的人生风景最少意义,最接近我们欣赏习惯的人情事理最空洞乏味。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与其说一切诗歌都方便人抒情,毋宁说真正的诗都是以危机的方式出现的。是人踞于时间之上,对不知去踪的悲剧人生的追寻,乃或对僵化现实的反抗,人总是在大幸福或大不幸时先想到诗。所以布罗茨基会说,诗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

上书房: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诗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一般人觉得诗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了。

汪涌豪:正因如此,许多人才将“诗与远方”时常挂在嘴上。其实这种并置并无道理。远方未必有人心仪的理想,诗也未必就与现实隔着重洋,它只是能让人在俗世中保持一种精神性的生活而已。就目下的情形看,它似乎未被人选中而显得冷清,但它的生命并不因此总留在过去,相反,至今仍能让人借它来表达内心最复杂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它创造了最好的倾听者。

其实,现在写诗、读诗的人在多起来。在写与读的过程中,人感到了有一种东西让自己比实有的情形活得更长久。此所以希尼一方面称诗的功效为零,另一方面又指出它有无限性。阿诺德则干脆宣布人终将“因诗而得救”。他们的话都回应了雪莱“诗人是这个世界未被确认的立法者”的定义。这里,我想引用乔治·奥朋“诗人是未被确认的世界的立法者”这个说法,我觉得它更深刻地说出了诗的地位及诗与现世人生的关系。在《云谁之思》中,我曾不止一次咏及这样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因栖身古典的世界而显得广袤且平静,但其超然于一切忧伤之上的博大深沉,不仅治愈了诗人自己,还穿越了时代,安慰了我,成为我窥破世界和人性的窗口。

「新诗与旧诗」

这种阻断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使诗进一步“译诗化”的做法不可取,它会侵蚀诗歌文体的内在自足性,从而造成文类的退化


巴黎战神广场雕塑

上书房:历来有新诗与古体诗之争,近来似乎又有回潮。

汪涌豪:诞生不过百年的新诗是在西诗、准确地说是在译诗的基础上孳乳成形的,分节建行等体式上都深受后者的影响,故梁实秋称它“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注定了新诗一开始就沾染了许多违碍中国诗传统和汉语特性的地方。故新月派和现代派诗人一方面认可新诗的篇无定节与行无定字,一方面基于汉语的特性,开始了“均齐”与“对称”的声韵规律的探讨。并且,鉴于西方语言学家、哲学家如索绪尔、芬诺洛萨、德里达、罗兰巴特等人都肯定汉语的诗性功能,1915年开始,通过庞德、阿瑟韦利、王红公、加利斯奈德和华兹生的翻译,古诗意境与意象的优长渐次对西方产生影响,新诗作者也开始有意识地注意接续传统,追求诗的“醇正”与“纯粹”。如卞之琳主张“化欧”与“化古”兼具,闻一多在提出音画构兼美的同时,更要求新诗“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立意更为高远。

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出现了一些偏激的主张。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诗歌没有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审美空间,后者是在另一审美空间即西方诗歌传统里成长发展的,乃至竟称“现代中国诗歌来自西方”。20世纪,西方诗歌着意于现代性的表达,杜利特尔、艾略特、莫尔、斯蒂文森等人皆如此,文本中文化指涉多多,比较晦涩难懂。待后现代思潮崛起,更趋极端,凡此都对今天的国人产生影响,导致一些人一味追求先锋与新潮,反意象、反抒情,甚至反语言、反诗。诗要朴素、不雕琢是对的,但因此主张“写得脏一点、破一点、难看一点”,不免极端。

我以为这种阻断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使诗进一步“译诗化”的做法不可取,它会侵蚀诗歌文体的内在自足性,从而造成文类的退化。而更为讽刺的是,其实大部分西诗都是押韵的,只是翻译过来后失了原味。今人写诗不应舍本逐末,画虎类犬。

上书房:也有坚持诗须彰显汉语性的人。

汪涌豪:对,但他们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将新诗“重获汉语的尊严”和“与西方接轨”对立起来,其实,汉诗与西诗在思维上有同构性。

上书房:您是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

汪涌豪:我素来服膺鲁迅“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的主张,同时注意凸显“汉语性”,写作中从未感到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来自中西诗学传统的“双重压抑”。相反,常有左右逢源的快乐。

我认同海德格尔“诗的本质必得通过语言的本质去理解”的主张,希望对于个人所想表达的情与思,它首先是一种能接续先贤传统的精致的语言文本,然后由它营造出的意象和意境均极有含蓄的情味,并充满了整赡的诗型与和谐的节奏。

我心光明,所以我的诗决不破碎;我写诗仅因为我有想写的冲动,没想要在诗坛获得成功。



《云谁之思》
汪涌豪 著
译林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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