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小传

如果不是遇上旧改，李阳阳或许不会知道，自己真正的才华所在。

2017年4月8日，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开始戒烟了。然而在近日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记者分明看到他，接连抽了6根。

李阳阳坚持跑步，有一段甚至过上吃水煮菜和沙拉的生活。但仍无法摆脱他在别人眼中壮实、敦厚的印象。不过失败的身材管理，反倒为他面对外界时，添了一副柔软的铠甲。

杨浦区大桥街道杭州路居委干部李阳阳，生于1991年10月，身上有许多现代年轻人普遍具备的特点：佛系、不强求、善于放过自己。上述两个例子已经充分证明这点。

但与之相悖的现象，也同时在他身上出现：他工作责任心非常强。始于今年初的大桥街道90、88街坊旧改工作，将李阳阳裹挟进一场又一场难度不可预见的“战斗”——他作为当地的居委干部，要配合征收单位调解一些旧改中出现的居民矛盾。但他比任何人都表现得不肯认输。他甚至为了多参与几桩调解，将自己咽喉囊肿的手术一拖再拖：“我不知道，如果一场调解，别人去了，会不会失败，我只知道，如果我去了，有可能会成功，所以我要试一试。”

他的自信，在面对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难”的旧改工作时，显得极富张力和戏剧性。

但事实是，或许他真的有特殊天赋，在不久前刚刚宣布旧改成功的大桥街道88街坊，李阳阳共经手36个调解案例，34个被他顺利化解，个别几桩甚至颇得圆满——顺便解决了对方家庭积蓄多年的矛盾，人家给他送来的锦旗，如今就并排挂在征收基地的调解室里。

以上种种，被许多从事动迁征收工作的老法师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奇闻逸事”，值得在旧改调解史上记一笔。而这一笔，是由一个刚满28岁的90后创造的。

李阳阳的调解室里，挂着许多居民送来的锦旗。

（二）12小时持久战

“我不同意！”短促有力的怒吼。紧随其后的，可能是拍桌子的敲击声，可能是身体对抗的撕打声，然后你会看到一场屋内所有人集体参与的混战，狼藉收场时，依然未分胜负。这是在旧改基地的调解室里，惯常出现的情形。

旧改是上海近年来极重要的一项民生工作，政府投入大量人财物加快推进，就是为了几十年蜗居旧区的人，能有条件住上更好的房子。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这无异于“天上掉了块大蛋糕”的幸运。

但问题随之而来，有些家庭得知自己赶上了旧改这桩好事，会在短暂的狂喜后生出忧虑，七大姑八大姨都是产权人，蛋糕该怎么分？这就是调解员存在的意义。

88街坊“二次征询”正式签约的前两天，征收基地调解室里，李阳阳和王家十几口老小，在桌前坐了整整12小时。针对他们家的上一次调解，在进行了5小时之后，亲眷们几乎扭打在一起，不得不“休会”，这也挫败了好几个参与其中的调解员的信心。

王家房屋产权异常混乱，涉及第二代、第三代继承人，各种赠予关系，还有产权人死亡、产权人不在沪等种种特殊情况。花了半天时间，李阳阳才从这一家人的描述中，逐渐理清了人物关系，并按照政策约定，算出了让众人相对满意的补偿款分割方案。

“不谈了！老子要去上夜班。”调解已经持续了近6个小时，在分割方案面前，家属陆续点头。可抽了一支烟的功夫，王家的大哥，突然反水。“你算的我不承认，我不要跟你搞！垃圾瘪三。”王家大哥起身踢了一脚椅子，把矛头转向李阳阳。

今年5月，杨浦区大桥街道征收方案对外公布。从此，所有涉及到的居民家，每天都在做这样的算术题：“单位面积价格乘上房屋面积，乘上产权占比……我能拿到多少钱？”一个个与利益相关的家庭矛盾一触即发。那时开始，90后居委干部李阳阳，正式接触旧改调解这份工作。

起先他只是旁观者。“我坐在征收基地工作人员的旁边，看着整个调解过程，一言不发。如果吵起来了，我就劝劝，打起来了，我就拉一拉。”但李阳阳有他不可或缺之处。因为长着一副憨憨的敦厚外表，许多居民对他印象不坏。他去劝架，十有八九能让双方缓和下来。基地工作人员都把他当福将。“大家说，有我在场，调解的成功率就能高一点”。

而到参与王家调解时，李阳阳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调解员了。但这一天，偏偏碰上王家大哥这种言而无信的“火药桶”，一开口就能让人失去理智。

李阳阳深吸了几口气，尽量平静地说：“没关系，那你走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等。”听到这话，身心俱疲的家属们如同泄了气，索性就倒伏在桌案上。调解进入内耗阶段。

“当时他突然骂我，我真的很生气。”但李阳阳选择克制的原因很简单： “这种下三路的骂人方式，比起我和其他调解员之前经受过的，已经算文明了。”更关键的，他不想失去对大局的掌控力。那天夜里，大部分人已经进入到深度疲惫的状态，无心争辩和细算。“很显然，接下去就是在打心理战了，看谁耗得过谁。我如果先‘上头’了，就是中了他的圈套，之前所有努力全白费。”

王家大哥的激将没能奏效，踟蹰半天，见无人迁就，又灰溜溜转身回来坐下。

“阿哥，就冲你是大哥，你懂道理，你了不起，你让一让他们。”一改先前的冷峻，李阳阳开始走起了温情路线。或许是在李阳阳情感攻势下催生出了正义与责任，起先咬紧牙关的王家大哥渐渐松动。天亮之际，一家人终于签下了合约，各自迎接新的一天。

这一场持久战，在李阳阳的工作经历中，不是最难打的，但对一个调解员提出的要求却是最高、最全面的。你要有耐性、耐力承受这种长时间的消耗，要有公平测算分配方案的能力，还要有唾面自干、处变不惊的勇气。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熟悉李阳阳的人，依然不敢相信他还只是个调解新手。

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李阳阳。

88街坊俯瞰。蒋迪雯 摄

（三）生气，也是一种策略

调解工作，特别是旧改中的调解工作，受气是难免的。尽管人们知道，调解员不过是个没有丝毫利益关系的“中间人”。但城门失火，总会殃及池鱼。

“我反倒喜欢看他们生气。”李阳阳说，一个人的脾气里，往往藏着他的底线。“一群人坐在我面前，如果情绪平和，你根本猜不透他们在想什么。只要红脸、吵架，我一搭脉就知道矛盾的关键是谁。”找到了关键角色，自然就不难找到对应的策略。

生气也是一种策略。

今年6月中旬的一场调解，李阳阳的“怒火”，足足烧了三天。周家补偿款分割，兄弟二人上演了一出“罗生门”。每次调解，两头都各执一词；下次，再分别换一种对立的说法。李阳阳看出其中关窍：“他们都希望对方先妥协，好让自己获得更多利益。”

“你们有种，我不管了。不签约，损失多少，与我无关。钱爱要不要，爱怎么分怎么分，不要来找我！”最后一次调解，李阳阳甩脸走人，留下兄弟俩继续“撕打”。往后两天里，李阳阳没有接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电话，见了面也如同陌路。仿佛兄弟俩的矛盾，变成了他们和李阳阳之间的矛盾。

第三天，兄弟二人把李阳阳请进家：“椅子擦了擦，请我坐下。我猜到问题已经解决了。”果然，就按照李阳阳起先给出的分割方案，兄弟俩签了字，重归于好。

调解的确有套路，但更多依靠的是对人心的揣摩，这或许就是李阳阳的天赋所在。“我发怒的目的，就是要给两兄弟制造一个外部矛盾，让他们在解决外患的过程中逐步统一战线。”

但这并不代表，同样的做法能在不同场合下推而广之。最近一次调解，李阳阳又生气了，是为了孤立一个人。

四个共有产权人，弟弟是唯一不满分配方案的。为此姐姐一退再退。李阳阳说，他劝说了几次，每一次都导致姐姐让渡更多权益来满足弟弟无休止的贪念。

“我相信如果弟弟继续闹下去，姐姐还有让步空间。但我不想纵容，也不想失去这个姐姐对我的信任。”最后一次弟弟试探地提出“能不能再给我加5万”时，李阳阳当场拍桌子向门口走去，几个家属也跟着李阳阳离开调解室，只留下弟弟和一个不置可否的问题。

第二天，弟弟一早敲开居委办公室的门，低眉顺眼地向李阳阳道歉：“我昨天想了一夜，不好意思，是我昏头了。我去叫上阿姐来签约。”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李阳阳说，打那起，他重新思考作为一个调解员的工作：“我们也是人，也会有情绪，会有好恶，会有道德判断。适当的情绪表达没什么不好，可能会成为事件的催化剂。”

他甚至开始学着利用“人”在事件中发挥作用：“如果一场调解陷入僵局，我会请一个对大家来说都陌生的调解员参与进来，站在旁观立场说句‘公道话’，往往都能撕开一条口子，走向光明。”

旧改矛盾，归根结底是人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那把钥匙，恰恰也是“人”。

右为李阳阳。

88街坊即将拆除。

（四）人性天平

今年夏天的88街坊老弄堂，时常弥散着一股负能量。本来一家几口挤在闷热的十几平米小屋，生理上已非常不适，提及房子、钱这些重要财产的分配，哪怕拌嘴时冒出的一个小火星子，都能引发大面积“爆燃”。

在那段时间里，旧改基地的调解室，忙碌到几乎需要提前预定。

李阳阳也常常失眠。即使睡着了，做噩梦都是人们为钱抢破脑袋的嘴脸。

旧改最见人性。有些贫苦的居民，一生蜷缩在促狭的房子，骤然获得了翻身的机会，难免锱铢必较；还有一些早已搬离的产权人，听闻老屋还有利用价值，无论如何也要回来分一杯羹。矛盾就在各自的打算中积蓄、发酵，最后喷发。

你可以简单将其归因于人性的贪婪，这么说或者也太片面，那是人性的复杂，是幽暗的那一部分，在金钱的催化作用下，重见天日。

“谁也想象不到，我这间调解室里会发生多‘丑恶’的事。”李阳阳说。今年8月，梁家十几口子人前来寻求调解。产权人是6个中年兄弟姐妹。由于其中3个产权人几十年来住在老屋，补偿款是他们得以另择住处的“救命钱”；另外3位他处有房，拿到钱可以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平。轻重缓急可想而知。

但并非所有家属都能体谅彼此难处。没等产权人开口，他们的孩子先打起来了。其中一位兄弟家的女儿，一听说要给几个经济条件更差的姑妈、叔伯“让一让”，喝水瓶直接砸向父辈脸上。即便几个产权人已经达成共识并签下了合约，还是被她一把抢过来，当场撕成了碎片。

“我当时很诧异，她为什么会对长辈没有半点情分。”李阳阳说。他几次不得不压抑怒火，“昧着良心”去劝和。“我低声下气去拍那个阿姐的马屁，希望她能消消火、退一步，其实恨得牙都要咬碎了。”那天，李阳阳完成了一场成功的调解，最终所有人签字，合约生效。但也可以说是“失败”的，是以弱势的一方让渡部分权力给霸道的强者而解决问题的。

这恰恰戳中了旧改矛盾调解的本质：在一家人的利益分配过程中，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理外有情，情大于天。“我跟你讲规定、讲政策，你跟我谈家庭贡献；我跟你谈多年情分，你跟我说要亲兄弟明算帐。”

也有令人动容、人性闪光的场景。就在不久前，一位中年男人在调解室里做了一件事，感动得在场调解员潸然落泪。男人家庭并不富裕，却将本该分得的30万悉数让给了条件更拮据的另一位产权人。理由很简单：“我生在党员家庭，要讲党性。”

事实上，从没有一笔账，是真正可以算明白的。“这也是旧改调解中的核心难处。”李阳阳说，调解员能做的，只是在吃透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分割方案，最大限度满足每个人的最低心理预期，尽最大力量让一家人不因为钱而分崩离析。但无法讲绝对的公平和正义。可以遵循的唯一标准，是和政府推动旧改的目标相统一的——让最困难的人，改善居住环境。“说得更直白，就是让最贫穷的人先受益。这是政策的导向，也必须是我们调解的方向。”

今年11月14日，杨浦区大桥街道88街坊征收基地“二次征询”正式签约首日的晚上9点，2241产居民中，2199产完成签约，签约率达到98.13%，协议达到生效比例条件。这意味着，88街坊的住户，可以欢喜地拿着补偿款住新房子了。而李阳阳也阶段性完成了调解使命，在一周后入院做了那个早该做完的“小手术”。

旧改后的88街坊，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宁静，仿佛那些喧嚣和纷争，从未发生过。

11月15日，居民选房，他们即将离开88街坊。

黄昏，宁静的88街坊。杜晨薇 摄

   【记者手记】

上海基层干部队伍日趋年轻化，如今在村居采访中遇上一个90后，甚至95后，都不甚稀奇。毕竟最“老”一批90后，已经进入他们29岁的尾声，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了。

然而，外界在村居干部的“年龄”这件事上，总是“不依不饶”：他们能适应社区琐碎的工作吗？如何在张家长、李家短的纷扰中自处？疑虑背后反映出长久以来“村居干部”这份职业的本质：想做好基层工作，就得“熬”。年龄上去了，人头混熟了，经验丰富了，才算一个合格的村居干部。 

上海正面临一场社区关系的重塑。基于熟人社会治理逻辑的“老娘舅”式居委干部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转而迎来以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的年轻基层工作者们。年龄，确切地说是资历，不再是评价其能力的核心标准。     

在李阳阳参与的调解中，很少有人问及他的年龄，也鲜有人因他上海年轻小伙儿的身份，给予基于人情的关照。能让被调解人信服的唯一办法，是拿出专业的政策解读、专业的分割方式、专业的调解语言——这刚好是李阳阳所擅长的——他强大的洞察力和语言组织能力，让他第一天进入旧改这个战场，就游刃有余。     

但绝大多数年轻村居干部或许没有李阳阳这份幸运，能恰恰拥有一个与个人能力禀赋契合的岗位。面对基层种种工作的复杂情形，他们不得不设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解决之道。我曾采访过一位年仅25岁的农村社工，她甚至不能通晓当地语言，却在半年与当地老人的相处中，收获了许多忘年的朋友。依靠的，是她丰富的为老服务知识储备。老人愿意听从她的建议，甚至愿意改变固有的生活习惯。

又是一个靠独特个人能力打动人、取信于人的例子。我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为90后一代村居干部工作路径的共性。但可以想见，年轻的村居干部们，正在用有别于前辈的世界观，用现代化的治理思路和方法，同时伴随人情世故的逐渐练达，在基层工作的舞台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