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学徒满师还有几个月,我患上了肝炎。师傅让我不要请病假,撑过几个月,等学徒满师后再休息。我没听他的,拿到验血单,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谁知在家休息了一阵,指标不降反升,终于住进医院,被隔离了起来。这是1976年的事。
我住的区医院肝炎隔离病房,在南市老城厢里,是一幢三层楼的中西式洋房。据说,以前是一户大户人家的住宅,里面装潢十分讲究,柚木地板,柚木护墙板,水晶吊灯,大厅与走廊都铺着彩色釉砖,几十年后仍色彩光亮鲜艳。房子改成隔离病房后,大门进去走过天井的厅堂前,装上了铁栅栏,家属每周一次的探望就在这见面。每缝探视日,旁边总有一名护士坐在高凳上,负责收家属送来的食品,防止病人与家属接触,造成病毒对外传染。医务人员与进出院的病人,则从另一条路上的后门出入。
住在隔离病房里的日子单调而无聊,除了每天三顿饭,一部分病人上午会输会液,医生一周二次来查房,其余时间就是聊天或坐在窗前看马路风景。病人极大多数都是小青年,大部分吃得下睡得着,整天过剩的精力无处释放。听说还曾发生过几个病人偷偷溜到附近的老西门,去逛商店、吃点心呢。那次严重的“逃跑”事件发生后,病人遭到一阵训斥,每人写了一张检查,并说要交到他们单位里去,吓得病人们都老实多了。
我进院时,医院里病人“逃跑”的阴影还在,院方对每一个新进病人都要宣布住院纪律,严格防止病人私自外岀,传播病毒,危害社会。院里还经常召集护士开会,了解病人们的思想动向,搞得护士们颇有怨言。院里还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其中一条,就是组织病员进行政治学习,并选派了某机关的党员干部病友,当学习大组长。每次学习,先读读报上的文章,讨论时大家就乱扯一通,护士长有时来参加学习,作一些所谓的学习辅导。根据护士长建议,病房的走廊上还办了个学习专栏,由病人撰写学习体会后,贴在专栏里供大家互相交流。
我入住隔离病房后不久,正逢中国历史上发生几件大事的年份。有一次,我们在议论时政,可能有人不经意说漏了嘴。那天学习时,护士长特意来参加。读完报后,她严肃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回到生产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养病以外的事,希望大家不要多作议论,否则对自己也是不利的。会后,大家纷纷骂这个“说漏嘴”的人,不过以后议论的范围更小、也更隐蔽了。
住在病房里感觉闷气的时候,我们会悄悄爬上三楼的天窗,坐在屋顶上看夕阳西下,交流对人生的看法,讨论各自的病情,有时也会传播一些病员与护士们的轶事。有一次,忽听说某床与“小猪猡”好上了!我们听后大吃一惊。这某床住的是某大型企业里的工段小领导,小猪猡是病区的后勤人员,专门负责打菜送饭的,因长得胖,病人们背后都这样叫她。某床平时为人稳重,谈吐得体,“小猪猡”说话乍乍呼呼,傻乎乎的不知轻重,他俩没一点共同点,怎会好上的呢?我们闻之都摸不着头脑。不过出院后,病友们相聚聊天时,好像听说两人真是走到一起去了,可见“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可以打破很多世俗的东西的。
当时我住在二楼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病房共住着四个病友。窗对面正是一座幼儿园,我们每天早晨看着孩子们入园,傍晚又看着他们出园,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
我们四个病友都是年轻人,一个在环卫所开粪车,一个在商场卖东西,我与另一个病友在工厂干活。青年人聊天常常会聊到未来,有一次闲聊中,一位病友说,不知十年以后我们会变得怎么样。话音刚落,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十分热烈。后来一位病友建议,我们互相留下联络方法,十年以后的今天,大家再相聚,看看各自变化,大家都说好。有人立刻拿出一张练习纸一分四,把四人的联系方式都写了上去,在每张纸上郑重地写上: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再相见!并写上了日期。但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四个年轻病友,却一直没再见过面。在社会的大发展中,想必大家的变化一定会很大。
我病愈出肝炎隔离病房12年后,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30万人被关入隔离病房,我的一些朋友在入院前,总会咨询我住隔离病房的ABC。我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传授住院“秘诀”,一下子成了圈子里的“红人”,住隔离病房的“专家”。
本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