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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 | 21世纪的“司马迁”,讲述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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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一 整理 2019-11-02 14:41
摘要:读书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享受孤独,而孤独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彼得·沃森是一位以思想史著作闻名世界的英国史学者,他着迷的不是帝王将相征服的政治史,而是影响我们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思想的历史。

沃森先生的胃口十分惊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便是如此,它向我们展示了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史是怎样的。

在简史横行的今天,彼得·沃森是不走捷径的那个人。

在新书分享会上,彼得·沃森与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教授范昀一起,与读者分享20世纪那些值得铭记的思想。

21世纪的“司马迁”

范昀:我想谈谈我读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的3点感想。

第一,这是一本独树一帜的思想史,将所有的学科都汇集在一起。仔细分析其涉及的学科有物理、化学、地理、生物、考古、数学、人类学等。如果说20世纪要被想象成一片浩瀚无垠的海洋的话,那么沃森教授的作品便由数条宽阔的河流交织而成,时而并行,时而交叉。这种海纳百川式的跨学科写作方式,是比较罕见的。所以10年前我的一位上海朋友梁捷就写过一篇书评,说沃森教授是这个时代的智识英雄,是21世纪的“司马迁”,我完全认同这样的评价。

这本书里面涉及的内容不是简单地拼接,而是有机地联系,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沃森教授会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讲克鲁泡特金、斯宾塞、优生学运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它放到这个框架里理解。比如说他会把现代音乐家勋伯格的《月迷彼埃罗》、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跟爱因斯坦的著名的E=mc2的公式相提并论。他还把视角延伸到了哈佛商学院的建立、纽约第一座熨斗大厦的建造、莱特兄弟的飞机实验、垃圾箱画派的诞生以及大卫·格里菲斯对电影工业的贡献。

所以我想问沃森教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要这样来写思想史,您理解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

彼得·沃森:我希望写成一部按照时间线排列的思想史。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也希望材料能够按照时间的序列推进。

思想产生在人的身上,写思想史不能只写思想本身,而不说提出这样思想的人。一旦写到了人,我们就有更多的空间来将更多鲜活的细节填入书中。如果你只是单纯地书写一个个思想,那么作品就会变得枯燥、单调。

20世纪确实是一段很了不起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很多的政治冲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革命和局部战争同时发生。但是从思想上来看,20世纪是一个非常高产、非常肥沃的时间段,不仅仅在哲学,在艺术、戏剧和其他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所以,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在政治灾难频发的时期,为什么思想如此繁花遍野?

范昀:《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出了科学在20世纪的重要地位。到了21世纪,科学的影响力是否会持续乃至加强?有很多当代人文学者很担心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会对传统的人文、艺术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您在谈论20世纪的时候就做过这样一个判断——20世纪的艺术跟科学相比几乎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

彼得·沃森:我觉得21世纪有一些科学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预言可能会成真,但不是说所有的预测都是真的。我们在基因工程方面有巨大的进步,就会带来一些道德伦理上的问题,这是人文学家会担心的事情,科学家也没办法以一己之力回答这些问题。在21世纪,我们可能会了解生死、衰老的奥秘,但解决了这些奥秘之后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且人口在不断增长,所以科学技术会面临许多挑战,这是所有哲学家和人文学家可以发力的研究方向。

在我们世俗的世界,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该如何共存,以及我们如何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些不同感到着迷。我觉得中国在某个不同之处的方面可能具有领先的地位,就是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在西方,很多人老了之后会住老人院,但在中国,他们似乎很好地跟年轻的家人同住一个屋檐下,我觉得中国可以用这个经验给其他国家上一课,老龄化会是我们以后两代人的挑战,尽管这个挑战目前还没有出现。

我觉得您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您本身是美学方面的专家,关注的是在20世纪艺术的失败。这个问题可能比它看上去要复杂,这不仅源于科学方面的进步和成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视觉艺术的抽象化在走向死胡同。因为艺术一旦经过抽象化之后,它就跟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没有任何关系了,舞蹈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关键在于提出思想的人

范昀:这部作品第二个非常大的特点是拥有无与伦比的叙事能力,这种叙事能力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意义上的叙事能力,因为它要把各种不同学科的思想板块以一种非常有机的方式联系起来,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存,还具有非凡的叙事能力。

我举个例子,沃森教授写到卡夫卡,提到卡夫卡的通信对象相对比较少,却经常给他们写信,频率极高,而且信件极长。在遇见一位女子之后,他在两个月内给她写了90多封信,其中包括一些长达20至30页的信,而对另一位女子,他则在5个月内写了130封信。在36岁时,他写了一封长达45页的打字信给他的父亲,解释自己为什么依然怕他。其实就是通过这样一些非常细致的描写,卡夫卡的性格就得到了非常准确的传达。

所以我的问题是20世纪的历史事件如此之多,文化现象如此之多,可写的话题如此之多,您为什么要在这么有限的篇幅中给出这样的空间,留给这样的细节,我觉得您是有考虑的。

彼得·沃森:我的考虑有两点:第一点,因为细节之所在,正是乐趣之所在,正是色彩之所在。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故事不仅仅关于思想本身,还关于提出这些思想的人,你必须把所有枝叶都放进去,整个故事才能完整。第二点,我采用的是叙事体,其中有两点原因:首先,叙事体是我自己偏爱的写作方式,我觉得读者也青睐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其次,一本书总会有很多细节或者零散的证据,我们在写作过程中该如何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读者一个框架或者说结构,每当你看到新的事实、你不曾了解的事实,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在这些思想叙事的框架之中,而且你把它填充进结构中,也有助于记忆。框架就是有这样的效果,每当你看到新的事实,你可以把它填入你的框架中,融合到你已知的事实里。

范昀:21世纪将过去20年,尽管您可能没有时间写关于21世纪的思想。但是在过去20年中,有哪些作品和哪些事件已进入您的记忆之中?

彼得·沃森:我只能说没有。比如说100年前(1919年),当时可能没有人知道毕加索,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各种各样的战争,都在打仗。所以对于21世纪,我也不能说太多。能说的只有我们刚提到的一些预测,以及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驯化互联网,等等,但除此之外的很多事情是很难预见的。

现在需要享受孤独

范昀:现在讲我的第三点感想。沃森教授的这部作品展示出中正而开放的思想立场,同时又有坚定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价值立场趋于极化的时代,我觉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当一个人想要发表跟大多数群体不同的意见时,他往往会被消声或是因为受到舆论的压力而不敢说话。关于这个话题,请您谈一谈。

彼得·沃森: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心理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对自我有更多的兴趣,也更了解自己,也有很多人开始从小说里面寻找自我。后来,人们开始写出更多关于心理学的著作,比如《思考,快与慢》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关心理学的最新见解。随后,我们便迎来了互联网的时代。

现在,我认为很多古老的传统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人类不再有这样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曾在过去帮助我们定位自己,找到自己的身份,现在人们茫然四顾,寻找自己、寻找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还有一个方面的变化来自种族,女性的觉醒也相伴相随,人们都在积极寻找自己的身份。我对这些变化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

19世纪,我们的作家会写很长的作品,但现在不可能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现在文学很多的问题在于它是很极端的,在戏剧和电影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我觉得故事的魅力在于它要有一种含糊性,要有一种奇异性,留待读者自己去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提出自己的理由,而不是直接给读者一些指令,这才是正确的写作方式。

范昀:我刚才说的3点,第一点是思想,第二点是文学,第三点是价值。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的作品都是向历史中曾经有过的那些伟大书籍致敬,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书的书。所以我觉得读书的时代,在您的这部作品中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但是我认为书籍的时代正在走向没落。从普通大众的阅读来看,图像和短平快的书籍正在取代大部头的作品;从学者的研究角度来说,论文正在取代书籍成为学者们的主要阅读对象。您曾说书不会消失,但是我觉得可能读书的人会消失,对于这样的现象,您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彼得·沃森:我觉得我比你要乐观。因为读纸质书的体验,无论是在网上或者说用kindle这样的电子书都没办法复制,我们清楚地知道网络对我们来说只是娱乐,我们也知道网络对人有很严重的注意力的影响,会让你分心,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作用。

然而,我对书籍的前景非常乐观,比如说有声读物可能是未来的出路。读书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享受孤独,而孤独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栏目主编: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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