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新闻系）90周年华诞。

屈指算来，我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已经55年，离开复旦已经41年，但在心灵深处，我一天也没离开过复旦，一直把复旦当作自己的家——精神上的家。

离开复旦后，我先后在10家单位工作过，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只有复旦让我有家的感觉。

因为那里有我青春的记忆、成长的土壤。

当年入学时

60年前，我和1959级同学一起踏进复旦园。初秋的一天，年近古稀的老校长陈望道来到我们班上。他说，听说你们这个班入学成绩很好，我特地来看看你们。那天，他对我们说了很多勉励的话。

陈望道，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人、复旦大学原校长。可能因为他还做过新闻系系主任，所以对我们这个班青睐有加。在他的关心下，新闻系学生的课程，除了专业课由新闻系的老师担任外，其他各门基础课，都安排各系资深教授或优秀青年教师来讲授，让我们这些青年学子一入学就得到名师的指导，在学业上突飞猛进。课程设置上，“两典一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典文学作品和写作练笔）”成为重点，有的同学经特批可到教师阅览室借阅图书，有的同学面对面与美学权威蒋孔阳讨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

回想当年入学时，天气炎热，其他同学床上都铺着一条席子，唯独我没有，睡在床上常常汗流浃背。就当时我的经济状况而言，我绝没有条件再去买一条席子。指导员胡志寰悄悄拿来一条席子，铺在我的床上。虽说是旧的，但凉爽柔软，非常舒适，这条席子一直陪伴了我5年。

在胡志寰之后担任我们班指导员的姚守中，也住学生宿舍。有一年暑假，我因为没有路费，待在学校过暑假。当时粮食定量，凭粮票吃饭。姚守中离校时，委托我帮他领出粮票后，寄到他家中。我因为没有经验，寄粮票时没有挂号，他一个月的粮票竟在邮寄途中丢失。这让我万分内疚。如果是我遗失了一个月的粮票，那就要一个月没饭吃。姚老师对我没说一句责备的话，而我也没有勇气去问他那一个月是怎么度过的。后来，他调去浙江大学任教，对我们班同学依然像兄长一样关心。2014年，我们班毕业50周年，在上海聚会，打电话给他，他热情地邀请并安排我们去绍兴、杭州参观游览，重温了大学时代兄弟姐妹般的情谊。

少年“记者梦”

进复旦新闻系，是因为我有一个少年“记者梦”。读初中时，学校为每个班订一份《大众日报》，规定每天晚自修前有一刻钟的读报时间，并指定一名学生担任读报员为大家读报。我因为担任读报员，培养了对报纸的兴趣，知道有“记者”这个行业，心中埋下了“记者梦”的种子。高中毕业时看到一张复旦的招生广告，样子像一份四开小报，第一版有一幅大照片，拍的是两男一女三名戴着复旦校徽的大学生，朝气蓬勃。第二版有一篇新闻学专业的介绍，说复旦新闻系的培养目标是“省市党报记者”。我几乎没有考虑，就把“复旦新闻系”填进了第一志愿。后来得知，照片上那三名大学生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其中一名男生叫练性乾，毕业后担任文汇报驻美国记者，曾采访过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

天遂人愿，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复旦新闻系的入学通知。

大学5年，我们在教学楼听课，在图书馆自修，在大操场锻炼，在大食堂用餐，在宿舍里交流学习心得，在系资料室写毕业论文。“三夏”“三秋”，到郊区农村参加劳动，到工厂办企业报；冬日，踏着积雪去上课；盛夏，梧桐树下听蝉鸣。课余，看名列全国甲级队的复旦排球队比赛，看复旦话剧团在登辉堂演《红岩》，生活丰富多彩，紧张充实。复旦园，是一个温馨可爱、令人留恋难舍的家。

大学毕业，“记者梦”眼看就要成真。然而，好事多磨。校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留校担任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指导员，我虽心有不愿，但服从分配是第一位的，只好把少年时的“记者梦”悄悄埋在心底。

“文革”10年，风雨如晦。那些令人尊敬的教授、学术精英被批斗、受侮辱，但他们不改初心，保持着自己的良知和尊严。

陈望道的秘书邓明以整理望老的修辞学著作重新出版，送我一本样书，并带我去见老校长。在望老的书房里，老校长边喝茶边谈他留学日本的经历，剖析日本人的“岛国心理”……让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

苏步青在陈望道之后出任复旦校长，我的好朋友王增藩担任他的秘书，多次带我去拜访他。他在复旦任校长时，每天从宿舍步行上班，看到垃圾就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处处为人师表。我们去他家里，师母打开冰箱，请我们喝清甜可口的橘子水。邓小平复出后召开科技教育界知名人士座谈会，苏步青带头发言，建议恢复高校招生、恢复培养研究生，深受邓小平嘉许，当场指定有关部门落实。

1982年，我和王增藩陪他从上海坐火车去厦门参加学术会议，路上两天两夜，住在一节车厢里，我们见缝插针做了一次深入采访。苏步青敞开心扉，侃侃而谈，说到他幼年家贫，六七岁就放牛，无缘读书。有一天，在小学教室的窗口，听老师教学生读《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就想，苏老泉姓苏，我也姓苏，他能，我为什么不能？最后感动了老师，收下了他这个学生。他的人生经历让我深受感动。我就和王增藩合作写了《数学大师苏步青》一文，是一篇苏老的简略传记，发表在1983年2月号的《人物》杂志上。

圆梦的地方

我曾为自己毕业后没从事自己心爱的新闻专业而抱憾。后来想想，我从复旦的师长、领导那里学到的东西，远比从书本上学到的更多。他们高尚的人格、科学的思维方法，值得我终生学习。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杨西光担任复旦党委书记，他尊重知识分子，尊重教育规律，励精图治，把复旦从上海并驾齐驱的几所知名高校之一，建设成全国排名仅次于清华、北大的江南第一学府。“文革”中他遭受迫害，被关监狱7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锐气不减当年，主持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思想解放的浪潮。

老革命夏征农出任复旦党委书记，率先在复旦召开大型真理标准讨论座谈会，许多知名的教授、学者在会上发言。会后，夏老让我把会议情况写成新闻稿交给解放日报社，第二天，该文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

几天后，杨西光到复旦开座谈会，我有幸与会。一进门，他就认出了我，说：“贾树枚，你不是新闻系毕业的吗？愿意不愿意到光明日报来当记者？”我当然愿意，并且幸运地得到了夏老的支持。这样，我离开前后学习、工作了19年的复旦，调到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圆了我的“记者梦”。

后来，杨西光退休，我调到北京任《文摘报》主编。一天，杨西光让报社办公室通知我到他家去一次，到后才知道是他请客，到场的还有金冲及等几位老复旦，他的夫人季宝卿亲自为客人端茶上菜。作为学生和晚辈，我以为他有训导之类的话要说，可从头到尾只是叙旧闲谈，但让人感到十分温馨和轻松。

1984年，我回到上海，先后在文汇报、市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局、市委宣传部、解放日报、市记协等单位工作，我的“记者梦”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离开复旦后，我还连续三届受聘担任复旦校董和名誉校董，多次参与相关咨询、评审活动，让我觉得我这片树叶仍然长在复旦这棵大树上，植根在复旦的沃土里。

当我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我熟悉的那些复旦师长们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治学的理念、睿智的谈吐，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给我以启迪，给我以力量。

今年10月中旬，我们复旦新闻系1959级的部分同学和部分当年的老师在上海青松城聚会，纪念入学60周年，同声共祝复旦新闻学院90周年华诞，也同声赞美———

美丽的复旦园，可爱的复旦园，那是一个帮助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圆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