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 ③

他创造了在枕木跑道上起飞的“世界纪录”，曾在香港参与“两航起义”

文/王海燕

电影《无问西东》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沈光耀给难民空投食物，因改变飞行轨迹受到惩罚。晏大模就比他幸运多了。70多年前，20多岁的他做了同样的事，把粮食空投到老百姓的土地上。

忆起当年，95岁的晏大模激情澎湃，一口略浓的四川口音中，陈年往事一幕幕重现，清晰如昨。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2000多名职工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家公司的12架飞机从香港起飞，直奔解放区，胜利飞抵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祝贺，称之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一个“光荣起义”。

当年，24岁的晏大模就是参与“两航起义”的一员。在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只“两航起义”五十周年纪念花瓶。

他是技艺娴熟的飞行员，在香港为保卫两航资产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斗争。

他是修飞机的行家里手，临危受命，被派到危险地区去执行紧急任务。

他经历过炮火纷飞，创造了在枕木跑道上起飞的“世界纪录”。

归来后，他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亲历了中国民航组建的全过程，是中国民航事业的技术业务骨干力量。

95岁的晏大模拿着当年的参事任命书

1983年晏大模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在上海参事中，他是为数不多的任命制参事。担任参事后，他的关注视野更大了，从航空、房地产到交通、教育等等。“活到老、学到老！” 晏老说。

两航起义后在香港保卫两航资产

上观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航空梦的？

晏大模：我是四川省西充县人，从小就对飞机感兴趣。抗日战争时，我还在成都空军机械学校读书。那时，不断有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过来轰炸。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个是重庆大轰炸，成都距离重庆不远，我们知道炸死了很多人，心里很难过；

第二个是轰炸南充农村。日本人很狡猾，他们觉得直接用炸弹轰炸效率低，炸不到很多人，就先从飞机上空投石头，把人吓得跑出来，再用机枪扫射。

这两件事我记得很深，也使我在学校里就立下了为祖国航空事业作贡献的梦想。从此，我这一生的与中国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轻时的晏大模

上观新闻：什么时候您与中共有了联系。

晏大模：抗战结束后，我到了上海航空公司工作，担任机械师，就初步与中共地下党有了接触。当时和我联系的那位地方党员叫卢平，他主动来找我。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需要空投粮食，租用了上海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我们没有把粮食空投到作战前线，半路上就扔到老百姓那里去了。

上观新闻：这有点像电影《无问西东》里的场景。后来您是如何参与两航起义的？

晏大模：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我跟随航空公司迁移到香港，中共地下党又与我们了取得联系，酝酿两航起义。当时一共有12架飞机准备起义。中国航空公司飞机较多，出10架飞机，中央航空公司飞机少，出了2架。

起义的第一个关键是选飞行员。飞行员一定要可靠。经过反复挑选，选定了12个正驾驶、12个副驾驶。第二个关键是选择飞行目的地。一开始想选广州，距离最近，但担心国民党反应过来炸掉飞机，后来否定了这个选择。选北京，目标又太明显。最终决定飞到距离北京很近的天津。原本，起义准备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行动，但由于组织工作没跟上，条件不具备，只能推迟。当时的地下工作难度很大，白天到处是国民党的特务，很不安全，只能在晚上联系工作，商讨方案。

当时，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两航飞机

上观新闻：后来证明你们的考虑是对的，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成功，

晏大模：是的，当时12架飞机成功躲过美国同事和香港英方当局，以及国民党特务的侵扰、空军的拦截，成功降落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两航起义成功，让国民党非常愤怒，疯狂反扑，在港英当局纵容下，百般利诱、分化破坏起义，还把两航留在香港的飞机和资产卖给了美国人，就是那个飞虎队队长陈纳德。

当时我国中央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表示两航资产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国民党没有权利卖。周恩来总理要求我们在港起义员工保护国家财产。当时起义的飞机是12架，留在香港的飞机还有71架之多。

上观新闻：当时的处境很危险吧。

晏大模：我们留在香港的两航员工进行了艰苦的护产工作。当时英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在香港的护产工作非常艰难。一方面，我们请了陈丕士大律师，与国民党来接收的官员打官司；另一方面，在我党的帮助下，我们连夜把各种飞机零件拆卸装箱，用船运回了广州。据统计，共运回器材约1.5万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资设备等。所以，最后留在香港的飞机实际上已经只剩下空壳子。运回国内的这批航空器材十分重要，为建国初期的航空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枕木跑道上起飞的“世界纪录”

上观新闻：您不仅是开飞机的行家，还是修飞机的高手。

晏大模：技术还是可以的。1950年初，我刚从香港回到广州时，国民党有一架飞机迫降在广西南宁附近。武汉的解放军派人到广州民航局，希望我们派人去修好飞机，然后把飞机飞到汉口去。因为当时广西还在作战，十分危险，而且飞机迫降在一个荒地里，即使修好了飞机，再次起飞的难度也很大，所以很多飞行员和机械师都不敢去。

我和飞行员吴子丹两个人挺身而出，决定去南宁。当时交通条件很差，我们把被褥打包，从广州坐火车到柳州，再由解放军用汽车送我们到南宁。到了南宁后，解放军派了一个加强连护送我们，我们骑马从早走到晚才走到飞机迫降的地方。

上观新闻：到了目的地后是什么样一种形势？

晏大模：当时挺危险的，国民党还在外围打仗，土匪也很多，晚上还有枪声。由解放军在周围护着我们，我们到达之后顾不了什么，就开始了紧张的维修。首先看有哪些部件损坏，需要更换。最主要的一个配件就是螺旋桨。飞机迫降时，头部的螺旋桨被打坏了，不能再用。飞机的更换零件哪儿来呢？就是我们从香港带回来的。

飞机终于修好了，准备起飞，可是没有起飞条件，飞机迫降地的周围都是树林。后来解放军想了一个办法，把树砍了，平整出了一条跑道。飞行的第一目的地是南宁，因为距离最近，很快就能飞到。可是当时没有通讯手段，无法知道当地的天气情况，只好先打电话到柳州。问天气怎么样？说天气很好。问能见度怎么样？当地人听不懂。我们只好问云高不高？答复说云很高很高。这样就决定飞了。

上观新闻：为什么要问云很高呢？

晏大模：因为当时天上基本都是国民党的飞机，我们不敢飞得太高，怕被打，也不能飞得太低，广西的山很多。所以我们最好在云层里飞，那样最安全。

起飞时又出意外状况。当时武汉派了一个解放军来配合我们，他在国民党空军学过一些飞行知识，但大概只会一些理论，没有真的飞过。本来他是副驾驶，没想到起飞时，他太紧张以致于直接拉了刹车，差点把飞机摔了。吴子丹看他不行，就让我做副驾驶。原本我们以为柳州天气很好，没想到飞到柳州时，发现当地在下雨。飞机在云里盘旋了几圈，能见度太低，找不到城市，最后决定转向，直接往武汉飞。因为没有通讯设备，都是盲飞，我们只能大概找一个方向，沿着长江飞行。

上观新闻：后来成功降落了吗？

晏大模：后来我们终于看到天气好转，下面有个类似机场的空地，我们就降落下来。当地的解放军看到我们的飞机，最初以为是国民党空军，还用机枪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油不多了，必须降落。降落后一打听，才知道我们飞到了合肥。我们降落的那个空地是泥地，我们的飞机是大型运输机，比较重，一降落就陷进泥地里了。后来我们想办法，用千斤顶把飞机顶起来，再用枕木垫在下面。因为没有跑道，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把枕木用铆钉一根根连起来，做了一个简陋的临时跑道。枕木做的跑道很不平整，起飞难度太大了。起飞前，吴子丹和我开玩笑，“这个起飞条件大概是世界纪录了”。

担任参事活到老、学到老

上观新闻：两航起义后，你们这些起义者都去了哪里？

晏大模：两航起义后，我从香港回来，光荣地参加了为新中国遴选飞机制造场地的勘察队。我们一路跋山涉水、不怕艰辛，最后一共选了沈阳、哈尔滨、太原、南昌等8个场地，为新中国民航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后来，我们这些起义人员被安排到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民航局继续工作，我是被分到上海。回国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飞机。我们把原本报废的飞机修好了4架，其中上海就修好了3架。中国民航成立时的16架飞机，就是这4架加上两航起义的12架飞机。我参加了中国民航组建的全过程。1999年，两航起义50周年、中国民航成立50周年时，中国民航还给我送来了纪念花瓶。

上观新闻：1983年您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

晏大模：对。1983年6月，我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手里接过市政府参事的任命书。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有关方面落实政策，有几个工作岗位供我选择：一个是民航局，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民航领域工作，不想再做了；第二个是到空军当参谋，我也不愿意；第三个是当参事，主要工作就是调研。当时我已经58岁了，对调研工作倒是很有兴趣，所以决定做参事。

晏大模参加参事调研活动。

上观新闻：您在参事岗位上都做了哪些工作？

晏大模：那时候上海参事室和文史馆还是合署办公的，后来才分开。我在参事室这几十年，做了很多调研，包括上世纪90年代去香港调研房地产按揭、建议发展生物柴油技术等课题，其中有一些对国家及上海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政府对我们参事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是要“拾遗补缺”，还要求参事建议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所以，我也是活到老、学到老。

上观新闻：您还担任过上海航空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晏大模：对，十多年前，我当时还是上海航空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听说我国决定要上“大飞机”项目，非常兴奋。我从上飞行学校开始，就只学过美国飞机、德国飞机，后来新中国建国后又学了苏联飞机，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当时有天津、沈阳、西安、南昌、成都、上海等6个地方竞争这个项目。我们觉得上海最有条件，因为上海飞机制造厂曾经做过一个大飞机项目“运十”，很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现在，经过我们新一代航空工作者的努力，大飞机C919已经成功了，我很高兴，终于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飞在我们的天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