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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造了在枕木跑道上起飞的“世界纪录”,曾在香港参与“两航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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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海燕 2019-10-31 15:54
摘要:当年,24岁的晏大模就是参与“两航起义”的一员。

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 ③

他创造了在枕木跑道上起飞的“世界纪录”,曾在香港参与“两航起义”

文/王海燕

电影《无问西东》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沈光耀给难民空投食物,因改变飞行轨迹受到惩罚。晏大模就比他幸运多了。70多年前,20多岁的他做了同样的事,把粮食空投到老百姓的土地上。

忆起当年,95岁的晏大模激情澎湃,一口略浓的四川口音中,陈年往事一幕幕重现,清晰如昨。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2000多名职工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家公司的12架飞机从香港起飞,直奔解放区,胜利飞抵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祝贺,称之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一个“光荣起义”。

当年,24岁的晏大模就是参与“两航起义”的一员。在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只“两航起义”五十周年纪念花瓶。

他是技艺娴熟的飞行员,在香港为保卫两航资产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斗争。

他是修飞机的行家里手,临危受命,被派到危险地区去执行紧急任务。

他经历过炮火纷飞,创造了在枕木跑道上起飞的“世界纪录”。

归来后,他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亲历了中国民航组建的全过程,是中国民航事业的技术业务骨干力量。

95岁的晏大模拿着当年的参事任命书

1983年晏大模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在上海参事中,他是为数不多的任命制参事。担任参事后,他的关注视野更大了,从航空、房地产到交通、教育等等。“活到老、学到老!” 晏老说。


两航起义后在香港保卫两航资产

上观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航空梦的?

晏大模:我是四川省西充县人,从小就对飞机感兴趣。抗日战争时,我还在成都空军机械学校读书。那时,不断有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过来轰炸。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个是重庆大轰炸,成都距离重庆不远,我们知道炸死了很多人,心里很难过;

第二个是轰炸南充农村。日本人很狡猾,他们觉得直接用炸弹轰炸效率低,炸不到很多人,就先从飞机上空投石头,把人吓得跑出来,再用机枪扫射。

这两件事我记得很深,也使我在学校里就立下了为祖国航空事业作贡献的梦想。从此,我这一生的与中国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轻时的晏大模

上观新闻:什么时候您与中共有了联系。

晏大模:抗战结束后,我到了上海航空公司工作,担任机械师,就初步与中共地下党有了接触。当时和我联系的那位地方党员叫卢平,他主动来找我。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需要空投粮食,租用了上海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我们没有把粮食空投到作战前线,半路上就扔到老百姓那里去了。

上观新闻:这有点像电影《无问西东》里的场景。后来您是如何参与两航起义的?

晏大模: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我跟随航空公司迁移到香港,中共地下党又与我们了取得联系,酝酿两航起义。当时一共有12架飞机准备起义。中国航空公司飞机较多,出10架飞机,中央航空公司飞机少,出了2架。

起义的第一个关键是选飞行员。飞行员一定要可靠。经过反复挑选,选定了12个正驾驶、12个副驾驶。第二个关键是选择飞行目的地。一开始想选广州,距离最近,但担心国民党反应过来炸掉飞机,后来否定了这个选择。选北京,目标又太明显。最终决定飞到距离北京很近的天津。原本,起义准备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行动,但由于组织工作没跟上,条件不具备,只能推迟。当时的地下工作难度很大,白天到处是国民党的特务,很不安全,只能在晚上联系工作,商讨方案。

当时,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两航飞机

上观新闻:后来证明你们的考虑是对的,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成功,

晏大模:是的,当时12架飞机成功躲过美国同事和香港英方当局,以及国民党特务的侵扰、空军的拦截,成功降落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两航起义成功,让国民党非常愤怒,疯狂反扑,在港英当局纵容下,百般利诱、分化破坏起义,还把两航留在香港的飞机和资产卖给了美国人,就是那个飞虎队队长陈纳德。

当时我国中央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表示两航资产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国民党没有权利卖。周恩来总理要求我们在港起义员工保护国家财产。当时起义的飞机是12架,留在香港的飞机还有71架之多。

上观新闻:当时的处境很危险吧。

晏大模:我们留在香港的两航员工进行了艰苦的护产工作。当时英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在香港的护产工作非常艰难。一方面,我们请了陈丕士大律师,与国民党来接收的官员打官司;另一方面,在我党的帮助下,我们连夜把各种飞机零件拆卸装箱,用船运回了广州。据统计,共运回器材约1.5万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资设备等。所以,最后留在香港的飞机实际上已经只剩下空壳子。运回国内的这批航空器材十分重要,为建国初期的航空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枕木跑道上起飞的“世界纪录”

上观新闻:您不仅是开飞机的行家,还是修飞机的高手。

晏大模:技术还是可以的。1950年初,我刚从香港回到广州时,国民党有一架飞机迫降在广西南宁附近。武汉的解放军派人到广州民航局,希望我们派人去修好飞机,然后把飞机飞到汉口去。因为当时广西还在作战,十分危险,而且飞机迫降在一个荒地里,即使修好了飞机,再次起飞的难度也很大,所以很多飞行员和机械师都不敢去。

我和飞行员吴子丹两个人挺身而出,决定去南宁。当时交通条件很差,我们把被褥打包,从广州坐火车到柳州,再由解放军用汽车送我们到南宁。到了南宁后,解放军派了一个加强连护送我们,我们骑马从早走到晚才走到飞机迫降的地方。

上观新闻:到了目的地后是什么样一种形势?

晏大模:当时挺危险的,国民党还在外围打仗,土匪也很多,晚上还有枪声。由解放军在周围护着我们,我们到达之后顾不了什么,就开始了紧张的维修。首先看有哪些部件损坏,需要更换。最主要的一个配件就是螺旋桨。飞机迫降时,头部的螺旋桨被打坏了,不能再用。飞机的更换零件哪儿来呢?就是我们从香港带回来的。

飞机终于修好了,准备起飞,可是没有起飞条件,飞机迫降地的周围都是树林。后来解放军想了一个办法,把树砍了,平整出了一条跑道。飞行的第一目的地是南宁,因为距离最近,很快就能飞到。可是当时没有通讯手段,无法知道当地的天气情况,只好先打电话到柳州。问天气怎么样?说天气很好。问能见度怎么样?当地人听不懂。我们只好问云高不高?答复说云很高很高。这样就决定飞了。

上观新闻:为什么要问云很高呢?

晏大模:因为当时天上基本都是国民党的飞机,我们不敢飞得太高,怕被打,也不能飞得太低,广西的山很多。所以我们最好在云层里飞,那样最安全。

起飞时又出意外状况。当时武汉派了一个解放军来配合我们,他在国民党空军学过一些飞行知识,但大概只会一些理论,没有真的飞过。本来他是副驾驶,没想到起飞时,他太紧张以致于直接拉了刹车,差点把飞机摔了。吴子丹看他不行,就让我做副驾驶。原本我们以为柳州天气很好,没想到飞到柳州时,发现当地在下雨。飞机在云里盘旋了几圈,能见度太低,找不到城市,最后决定转向,直接往武汉飞。因为没有通讯设备,都是盲飞,我们只能大概找一个方向,沿着长江飞行。

上观新闻:后来成功降落了吗?

晏大模:后来我们终于看到天气好转,下面有个类似机场的空地,我们就降落下来。当地的解放军看到我们的飞机,最初以为是国民党空军,还用机枪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油不多了,必须降落。降落后一打听,才知道我们飞到了合肥。我们降落的那个空地是泥地,我们的飞机是大型运输机,比较重,一降落就陷进泥地里了。后来我们想办法,用千斤顶把飞机顶起来,再用枕木垫在下面。因为没有跑道,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把枕木用铆钉一根根连起来,做了一个简陋的临时跑道。枕木做的跑道很不平整,起飞难度太大了。起飞前,吴子丹和我开玩笑,“这个起飞条件大概是世界纪录了”。


担任参事活到老、学到老

上观新闻:两航起义后,你们这些起义者都去了哪里?

晏大模:两航起义后,我从香港回来,光荣地参加了为新中国遴选飞机制造场地的勘察队。我们一路跋山涉水、不怕艰辛,最后一共选了沈阳、哈尔滨、太原、南昌等8个场地,为新中国民航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后来,我们这些起义人员被安排到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民航局继续工作,我是被分到上海。回国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飞机。我们把原本报废的飞机修好了4架,其中上海就修好了3架。中国民航成立时的16架飞机,就是这4架加上两航起义的12架飞机。我参加了中国民航组建的全过程。1999年,两航起义50周年、中国民航成立50周年时,中国民航还给我送来了纪念花瓶。

上观新闻:1983年您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

晏大模:对。1983年6月,我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手里接过市政府参事的任命书。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有关方面落实政策,有几个工作岗位供我选择:一个是民航局,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民航领域工作,不想再做了;第二个是到空军当参谋,我也不愿意;第三个是当参事,主要工作就是调研。当时我已经58岁了,对调研工作倒是很有兴趣,所以决定做参事。


晏大模参加参事调研活动。

上观新闻:您在参事岗位上都做了哪些工作?

晏大模:那时候上海参事室和文史馆还是合署办公的,后来才分开。我在参事室这几十年,做了很多调研,包括上世纪90年代去香港调研房地产按揭、建议发展生物柴油技术等课题,其中有一些对国家及上海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政府对我们参事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是要“拾遗补缺”,还要求参事建议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所以,我也是活到老、学到老。

上观新闻:您还担任过上海航空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晏大模:对,十多年前,我当时还是上海航空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听说我国决定要上“大飞机”项目,非常兴奋。我从上飞行学校开始,就只学过美国飞机、德国飞机,后来新中国建国后又学了苏联飞机,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当时有天津、沈阳、西安、南昌、成都、上海等6个地方竞争这个项目。我们觉得上海最有条件,因为上海飞机制造厂曾经做过一个大飞机项目“运十”,很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现在,经过我们新一代航空工作者的努力,大飞机C919已经成功了,我很高兴,终于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飞在我们的天空了。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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