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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献礼新中国70年⑦|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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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多 2019-10-26 06:37
摘要:中国党政关系制度化运作模式的支撑机制:一是战略规划机制(规划治国)。二是试点推广机制。三是集中攻坚机制。四是督办问责制。五是工作路线机制。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型党政关系模式之路:一是形成价值、功能与绩效一体化的新型党政关系模式。二是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而卓越的领导格局。三是开创人类社会“良心+机制+良治”的文明发展之路。

10月18日,“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的历史演进主题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七届(2019)学术年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论坛之一,由上海市社联与同济大学联合主办。会上多位专家围绕国家治理发表了主旨演讲。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炯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做出全面部署和战略安排。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进一步研究阐释好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阐释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验,研究阐释好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做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应有的贡献。

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原副教育长、一级教授韩庆祥作了题为“‘五维中国’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中国理论、中国方案,是“五维中国”。 这个“五维中国”是一个严密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相互作用、相互贯通、不可分割。要理解其中任何一个中国,必须要结合另外的“四个中国”。中国道路是如何创造中国奇迹的?要用中国理论把内在机理揭示出来。中国方案存在于中国道路之中,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方案,而提不出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中国话语的背后就是中国道路创造的中国奇迹,而中国理论要把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这个机理和故事讲好。总之,五维中国,是一个整体,互相贯通,相互说明,缺一不可。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教授作了题为“科学思维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旨演讲,他重点围绕三个科学思维谈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战略思维。新中国70年能够成功走过来,今天进入新时代继续发展,战略思维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党善于从战略上、从全局上、从整体上来分析和把握问题。二是辩证思维。所谓“辩证思维”,就是运用矛盾分析问题。在普遍联系和发展当中看问题,在复杂的表象背后抓住事物的根本。“辩证思维”既强调“两点论”,又强调“重点论”。“两点论”就是一分为二、不走极端、不搞形式主义,同时讲“辩证法”而不是诡辩论。重点论就是抓重点,要时刻清楚什么时候是重点、哪些问题是重点。要善于抓重点,分清主次。三是历史思维。古人讲“预知大道,必先唯史”。知道大的发展规律,历史是必修之课。要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做好历史的资政育人工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作了题为“大历史视角下的新中国70年”的主旨演讲。他从三个历史大视角看新中国70年的成就。一是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史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成就。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可以说90%以上的国家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就能够更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优势在哪儿。我们不仅仅是“合格”,而是真的优秀。二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历史之路。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新中国,在中华民族三千年的文明史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新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是三千年以来最重要的一变,而且是真的变好了,真的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是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国际共运”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是100年,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算是170多年,从习总书记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来看是500年。新中国70年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个什么地位?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中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骄傲。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党政关系制度化运作模式及其支撑机制”主旨发言。他提出了中国党政关系制度化运作模式的支撑机制:一是战略规划机制(规划治国)。二是试点推广机制。三是集中攻坚机制。四是督办问责制。五是工作路线机制。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型党政关系模式之路:一是形成价值、功能与绩效一体化的新型党政关系模式。二是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而卓越的领导格局。三是开创人类社会“良心+机制+良治”的文明发展之路。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刘贞晔教授作了“嵌入与变革,七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的主旨报告。他指出西方一直要把中国捕获、纳入到西方的轨道,但事实上是中国有选择地加入了全球治理进程和全球化进程,把全球治理和全球化中的有益因素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有益因素。当前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要重新思考融入、学习与变革的关系。一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犯方向性错误。相互嵌入不是相互捕获,而是相互学习和进步提升的过程。二是要持续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再造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再造和提升,一定要嵌入到全球化的进程,把全人类的成果吸收过来才能化为我们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三是要在开放中持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复旦大学法学院刘志刚教授作了题为“‘从严治党 依法执政’的政治逻辑与法理基础”的主旨发言。他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结构方面都面临着深层次的变革。在这个变革转型期:一方面,我们取得了足以傲人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我们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深化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力求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序展开。我们的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同济大学法学院金泽刚教授作了题为“新中国社会治理法治化,理论指引、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以刑事法治实践为例”的主旨发言,他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法制化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法制化取得实效的根本方法,就是群众路线。三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法制化取得实效的动力来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刑事法治实践,对于推动中国社会治理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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