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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参事杨洁勉:要做美国通,先做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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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海燕 2019-10-25 06:31
摘要:作为中国学者,为什么要搞国际关系和外交,在我看来,就是要为国家服务,这是第一位的。

编者按:

70年前,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给华东局领导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发去电报,其中提到:“上海解放之后,应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议室……”很快,在政府中设置参事室的设想落地。1951年2月16日,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宣告成立。陈毅市长任命了上海市政府首批4位参事。至今,上海已先后任命、聘任两百多位参事。

上海参事,被誉为“申城智囊”,他们长期居于幕后,建言要务,建议可以直通政府高层,他们中很多人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这些参事中,有参事制度的见证者、知名民主人士的后代,还有海外归来的赤诚学子、术业有专攻的大家、开拓创新的建言者……

从今天起,上观新闻推出“我和我的祖国——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系列报道,回望上海市政府参事这些年来的历史记忆和珍贵足迹,从参事的视角讲述共和国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①

上海参事杨洁勉:要做美国通,先做中国通

文/王海燕

采访杨洁勉约在了一个周末,他把时间定在了下午3点至4点。

“这次是你们约我,所以我就任性一点,按照我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是我约你们,肯定安排在周一到周五,因为不想占用你们的周末。”

第一句话就感觉出了几分外交辞令的委婉,以及惜时如金的学者风范。

一个钟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含金量很高,老先生提前做了功课的。“只要我答应了别人,一定会做准备。不过有些问题,我现在不便谈,不是不谈,而是怕误导。”

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杨洁勉戴副眼镜,身体微微向后倾。在可以说的领域,他相当“敞开”,直截了当,亦感人肺腑。“我已经68岁了,差不多到了随心所欲的年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就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代人进入到学术研究都比较晚,按照正常情况,我应该搞了50年的专业了,因为‘文革’10年,所以才是40年的专业研究,但是40年也可以看出一点问题来了。”

这位国际关系领域的资深专家,现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等。从2012年起,他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你知道,参事室人才济济,30来位参事都是大家、专家。与他们相比,我算不了什么。但古人说‘愚者千虑,或有一得’。”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杨洁勉交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会客厅走廊里挂着不少照片。看得出,杨参事去了很多国家,见了很多大人物,亲历了很多大场面,那是胸有丘壑、斡旋几方的智者角色。

而杨参事却以愚者自居,一再强调的是自己的刻苦努力。他几次直言:“我的智商、情商不高的,可我有一股儿韧劲。有人说,杨老师很辛苦,只有年初一不工作。他是不知道,我年初一肯定在工作!”

虽然言谈中自谦、低调,性情中却透着对人生的执着与豁达。杨洁勉显然已经将此化为他的人生哲学了。

他说,第一个境界是“work is work,play is play”(工作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而问题在于很多人“work is not work,play is not play either”(工作不是工作,娱乐不是娱乐)。“因为你做不好工作,也就没有发展,赚不到钱,怎么去娱乐呢?”

第二个境界就是“work is play,play is work too(工作就是娱乐,娱乐也是工作)。如果你把工作或学习看成是一个苦事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将是痛苦的。在他看来,学习和工作中有非常多的乐趣。

这么多年来,杨洁勉每一天都保持着有规律的工作节奏与热情。按照他的人生哲学,工作亦是娱乐,所以他安于耕耘,乐此不疲。

就在国庆前夕,杨洁勉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或许是对他勤勉一生的最好注脚。

我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服务国家而研究

上观新闻: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国际问题和外交领域的研究,这是您当初自己选择的吗?

杨洁勉:这不是我主动选的。当年我下乡插队被安排到江西当农民,我身体不强壮,干农活也不咋的,可是我天天出工,劳动态度很好。江西老俵对我不错,他们看出我爱读书,就推荐我为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当时我考了全县第一名,还挺自豪。因为考了第一名,给了我选择的机会,一个是中山大学的现代文学评论专业,一个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回上海。

在上师大学了三年英语后,我又被分配到农村去了。这次是奉贤,我还是保持着那一股子劲。每两周回上海市区家里一次,每次周一乘早上4点20分的头班车,换几次车,当我赶到农村学校的时候,我是全校第一个到的。如果我八点才出门,一个上午就没有了。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当时我没做过什么模拟考题,不熟悉考试的模式,光题目就要花很多时间看,所以我没考上。第二年继续考,发挥了我的文科优势,正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这一次我比较幸运考上了,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但是既然干一行,就爱一行,就一直做到现在。

上观新闻: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您秉持什么样的治学理念?

杨洁勉:首先,治学的目的和政治立场。作为中国学者,为什么要搞国际关系和外交,在我看来,就是要为国家服务,这是第一位的。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往往有一种观点,即学术中立。所谓“学术中立”,就是遵循从美国等西方引进的理论思想,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我觉得这不正确。

有人对我说,你是个美国通。我说,要做美国通,先做中国通。你要热爱中国、了解中国,然后研究中国需要怎么样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战略,我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国家服务而研究,这个我是非常明确的。

研究美国外交史,中国人是很难超过美国人的,但是从中国这一点切入,会有不同的视角,比如关于中美望厦条约和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等,美国的历史叙述和解释就和我们很不一样。新中国成立70年了,我们非常需要在外交领域进行系统而有洞见的理论建设和学术建设,这方面大有研究的空间。

杨洁勉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共进晚餐。

上观新闻:要构建这样的理论框架,需要怎么样的方法论?

杨洁勉:这也是我强调的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还要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思想。

在信息化时代,特别要防止碎片化和以偏概全。现在不少学者对马列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很难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学术指导思想,形成了“两张皮”。

如果只是在搜索引擎中打一个关键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和平外交”,从成千上百条链接中选取一、两句话引入文章,这样搞研究很难从中找出规律性问题,更难有学术建树。

上观新闻: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研究的?

杨洁勉: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的文件,那些都是花了大量心血写出来的。你要真正把握和弄懂,可以做这样一个超前的工作。比如在迎接十八大的时候,我对上我博士课程的学生说,你们先自己试写一段十八大报告的外交部分,不用给我看,也不用给别人看,等到十八大报告公布后,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你的思想认识和党中央高瞻远瞩之间的距离。

到了迎接十九大的时候,我就自己来做了这个工作。尽管我对历次党代会报告的外交部分都很熟,但等到十九大报告公布,我就发觉我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了。现在有的研究,应对的多一点,超前的就少一点,你提前作准备,就吸收了其他专家学者的思想洞见,你的能力就会大大提升。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见杨洁勉

上观新闻:您搞学术研究的方法很有意思。

杨洁勉:这也是我的治学理念:要以大见小,以远看近。这样看问题能看得更加广阔。比如说,我们在庆祝建国70周年时,就要想到下一个任务是100周年,也刚好是实现我们国家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是怎么样的,我们能够做什么。我自己就搞了个课题——2050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定位。我就是这样以远看近,这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做成的,提前做就能比其他人有更多和更好的认识了。

世界发展趋势有不确定因素、不可知性因素,但总的来说,大体轮廓、框架和趋势还是可知的。在大的趋势方面,一定要有这一点超前意识。这样就多一点自觉性,少一点盲目性。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束缚住,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引领思想的主要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物质条件不能完全束缚你思想的发展。

上观新闻:很多学者都是致力于当下,或者从前回溯,您为什么选择从远处来回看?

杨洁勉:如果看不清天体,你要找哈勃望远镜,如果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前景,你就要找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远景上看,至少可以看个一二百年。我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至少也应该看个一二百年。

参事室是一个人才聚集、思想活跃之地

上观新闻:2012年,您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您对参事这一身份的职责怎么理解?

杨洁勉:参事室是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具有统战性质的咨询机构。对我来说,能够成为参事很荣幸,也是很大的挑战。参事室人才济济,我跟其他参事不一样,他们很多是搞政法、金融、经济、城建的,他们的专业与参事室工作直接相关。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与城市发展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要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献策。

上观新闻:在您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期间,提交过什么建议?

杨洁勉:参事的意见能够以直通车的形式上报市领导,这对我是很好的鞭策,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做好一名参事。

我把我的专业和上海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提建议,比如习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很快就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一份关于发挥上海在“一带一路”中作用的建议。

这份建议不是单讲原则,而是讲具体的落实,市领导对这份建议很重视,作了批示,当时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还专程登门造访咨询,可以说,对“一带一路”的践行方面我的思想稍微走在前面一点。我知道,个人的力量也不会太大,我不过是总书记春风下吹起的一片柳叶,但至少形成了一份建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点。

上观新闻:您对首届进博会的举办也提交了相关建议。

杨洁勉:对。上海每年都要举办进博会,且一年要比一年办得好,怎么办好呢?按照分工,商务部门负责进博会的内场,比如举办虹桥经济论坛等;上海负责“外场”,比如保安、清洁、供应、后勤保障等。我认为,内外要联系起来,形成更加紧密的互动互补。进博会不是搞几个旅馆,或者多搞几条道路,上海要利用承办进博会这样一个国家主场外交的绝佳时机,以新思路和新风尚来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提升国际大都市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水平。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比有些人要看得多一点、远一点。2018年,我连续对上海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提交了2篇较高质量的参事专报,得到了市委领导的肯定,并被有关方面研究和采纳。

上观新闻:您还邀请到了比尔·盖茨来参加首届进博会。

杨洁勉:对,通过我的努力,邀请到了比尔·盖茨参加进博会,他也感受到中国蓬勃发展的活力。比尔·盖茨拥有财富,但他需要思想,我有思想和学术专业,在这点上我们是互补的。在中美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非常需要中美经济企业界人士共同合作,这应该也是我搞外交关系研究的副产品吧。

杨洁勉邀请比尔·盖茨来上海参加进博会

上观新闻:除此以外,您还提出过哪些建议?

杨洁勉:我还就上海近年来开展的“五违四必”重点工作提出过建议。在五违四必的过程中,上海城市建设的思路有待拓展,城市规划不能仅仅听取城建界和经济界人士的建议,还要注重人文内涵,在上海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中要充分发挥上海拥有这么多专业、专家学者的作用。比如许多新建的绿地和步道就缺少人文气息的东西,不是树几块名人名言就算有文化内涵了,要把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在设计和建设的全过程。这也是我开展跨领域问题的研究成果,我自认为这篇建议还是写得不错的。

上观新闻:您对参事室工作有什么期待?

杨洁勉:参事室是一个人才聚集、思想活跃、领导关注的地方。70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的时候,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陈毅市长把留用的专业人才组成参事室。70年以后,专家学者这支队伍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我觉得,我们要从某个领域的参政议政提升到综合性参政议政,从单学科参政议政提升到跨学科的参政议政,从解决当前问题的参政议政,提升到向解决未来发展愿景、前景的参政议政。

有时候机会是要自己去争取的

上观新闻:您在专业研究之外,还担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领导,同时还有大量的社会兼职,这么多的工作量您是如何安排的?

杨洁勉:我把一天分成四个“团”,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四个部分,尽量避免损失整块的时间。早上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候,主要思考问题;睡过午觉以后的下午是我写东西最活跃的时候;上午一般开会,晚上有一些社会活动。

由于工作关系,我以前经常要去北京,每年大约去50次,去一次至少两天。那我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怎么办呢?我摸索出了一个好办法。从登机到起飞的45分钟是不能做事的。我就用眼罩罩上眼睛,强迫自己休息,或者在脑子里打腹稿。等到飞机平飞,可以开电脑了,我就开始写东西,一般是写文章提纲或框架这些不需要查资料的内容。

去年生了一场大病,一天工作的时间就是上午两个多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有不少会议和活动,所以更加要有选择性了。你要像骆驼一样,把营养储存在驼峰里,这样才有充足的时间搞研究。

上观新闻:任务多的时候,会不会熬夜?

杨洁勉:虽然我每天很早起来,但我从来不开夜车,晚上睡得早,三顿饭也定时吃,我的字典里没有“废寝忘食”这个词,我的作息很有规律。

但我一直保持天天工作的节奏。我从小学五年级到现在的55年里,基本上做到天天学习和工作。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和考验。孔子为读《周易》而韦编三绝;我为背英语单词,不知道修补了多少次单词本的封面。《晋书·祖逖传》有“闻鸡起舞”,毛泽东有首词写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每天我都要在天亮前起床,欲与天公试比早。我祖父一直教育我,“三早抵一工”。

我们上班是9点,一般在9点以前我已经干了好一阵子了。基本上一天的活都干完了,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会议(笑)。

上观新闻:是什么支持您一直保持着这样自律的生活习惯?

杨洁勉:农村有句俗话“挑担走长路,不怕慢,只怕站”。有篇英文课文,讲的是兔子和乌龟的赛跑,最后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slowly but steadily win the race。所以你必须努力下功夫,就像种田插秧一样,时间要花下去。我还是有点恒心和韧劲的。

但这是不可复制的,我不会要求别人也像我这样做。为此我做了很大牺牲,不希望其他人做出同样的牺牲,我因为情商智商不高,才会这样要求自己。

上观新闻:这是您的自谦吧。

杨洁勉:你们不要看,我当过院长、参事,现在还是在编的研究员。其实我的一生并不顺利。连幼儿园都没能考取,小学读的是民办小学,那时民办小学是最差的。中学没能考上重点,到该工作时去了农村,大学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时又被分到农村。可我就是凭着实实在在的一股子劲,努力学习和工作到现在。

在“文革”期间,没有书。怎么办呢?我就自己抄书。抄的是古文。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书太长了。四书和五经中的《诗经》我都全部抄过,还抄过一些许国璋主编的大学英文教材。我手抄典籍的行为,感动了我的老师。她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还偷偷地个别辅导我。

上观新闻:的确是一路苦过来的,通过勤奋,您也抓住了很多机会。

杨洁勉:我的先天条件不好,你要知道,我讲英文的困难比别人多,可是下的功夫也比别人多。我的普通话也不好,不像北京人,话讲得溜,如果我不做准备往往就会露馅。

记得我小学第一节音乐课后回家唱歌时,父亲就说我走调了。我没有唱的天赋,但是我喜欢听评话学评话,在说的上面下功夫。父亲从小教育我说,笨不要紧,只要“卖力”,其实就是“勤能补拙”。

上观新闻:您说过,盖叫天是您学习的榜样。

杨洁勉:可能现在很多年青人不知道京剧大师盖叫天。我是个文人,文人嘛,血性不足,所以我要向盖叫天学习。

盖叫天是京剧演员,武生泰斗。他非常刻苦,超过常人。周恩来、陈毅等都非常欣赏他。有一次,他腿骨折后因接错位而不能再登台,医生说,除非再断腿,视舞台为生命的他毅然砸断了自己的腿。

我的目标是当个名符其实的专家学者,除了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埃塞俄比亚马拉松运动员、全国劳动模范俞卓伟和包起帆、国际战略家基辛格等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埃塞俄比亚出了很多马拉松运动员,虽然埃塞俄比亚非常穷,但这些运动员们每天苦练,最终拿到了好成绩。

一年多以前,美国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儿子来找我。他跟我说:“我父亲临终前,给了我一张名单,其中有个是您,要我来找您。”他曾当过美国驻瑞典大使,如今也退休了。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不给自己定高目标,你怎么能做到优秀,人家有啥理由要见你?

上观新闻:您不仅是外交学界的资深专家,也经常看到您主持活动的身影。

杨洁勉:你懂了道理后要去做,去实践。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不仅是理论研究,还要实践。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就是把目标定得高一点。例如,前不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的活动,要我做主持。我心里很清楚,我的普通话没有专业主持人好,颜值也没有他们高,但我有我的特长,我要扬长避短,把精彩的东西尽量发挥出来,努力把红歌歌咏会的主持工作做好。

上观新闻:学术研究外,您还去了那么多国家,见了这么多人,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杨洁勉:见政界名人,可遇不可求。见学者还可以。所以你要把自己的专业搞好,要成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然后人家会觉得有必要见你。

杨洁勉和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

我去赞比亚访问,我想见他们的开国总统卡翁达。卡翁达是赞比亚“国父”,也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第一个就是跟他讲的。卡翁达当时90岁了,年纪大了,思路总是慢一点,但他记得很清楚,向我反复强调,“毛泽东 is great,周恩来is my friend。”

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通,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我在波士顿地区留学时,查电话簿查到费正清,就打电话到他家里。他当时接到我电话,很爽快地答应了拜访他的请求。他的办公室普通得很,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见我?他说:因为你从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来。当时他还送了我一本书《Chinabound--Fifty Year Memoir》(《心系中国——五十年回忆录》)。

后来别人告诉我,你很幸运。因为通常都是费正清的太太接电话,如果当时他太太接电话的话,估计就回绝我了。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有时候机会是要自己去争取的,有时也需要有一点运气。运气和机会来了,都要抓住。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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