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不住舆论压力,河北省张北县的“草原天路”终于叫停了开始不久的收费。发酵多日的事件,终于渐趋平息。
但针对问题的思考并不该结束。这不是近期唯一一项“180度翻转”的公共政策。而其留给政策制订者们的启示,恐怕要远超那50元的“买路钱”。
“社会关切”?
据河北省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发布,张北县决定自5月23日起取消“草原天路”风景名胜区收费,系“为回应社会关切,方便游客来‘草原天路’风景名胜区旅游”。
人们通常注意前半句,觉得收费政策的“得而复失”,相当程度上是被“社会关切”倒逼的结果——三周前“草原天路”宣布收费以来,社会舆论给予规模空前的质疑,令曾经默默无闻的张北县处于漩涡中心,甚至骑虎难下。
但如果仅仅迫于舆论压力而作出政策调整,尽管可视作对“社会关切”的“积极回应”,却并不是公共决策的理想状态。
民意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公共决策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况且仅仅“迫于舆论压力”,也未必完全代表“真民意”。
张北也许被舆论绑架了。从最早迎来骂声开始,张北方面的姿态一度空前强硬,并针锋相对给出“合法性依据”。但到后来,如潮而至的道德批判和理论批驳毕竟凶猛,招架不住,也属常情。
平心而论,舆论针对“草原天路”收费的批评,未必全是对的。尤其是一些纯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却没有充分理据的批判,并没有太大道理。
但这绝不意味着,收费的决策就是对的——恰恰相反,舆论压力换来的取消收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结果。只不过,它未必好在“民意”本身。
额外成本
张北的此番政策收缩,与其说是败给了汹涌的民意,倒不如说是败给了自己。
因为,这个政策即便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其所秉持的逻辑与合理性却难以自洽。
一厢情愿地推出收费政策,且不论其合法性依据是否充分,至少当地原以为能借此发一笔“横财”的梦想,被现实狠狠地“打脸”了——据报道,“草原天路”在启动收费之后,每日通行车辆大幅减少,并直接导致前来张北县旅游的人数迅速走低,当地赖以依靠的旅游业非但没有沾到收费的“光”,反而大受拖累。
不如这样说,恰恰是这种“需求端”(车辆、游客)用脚投票的结果,成了触动张北方面作出改变的核心动力。
如是再去回顾当初的收费政策,除了决策出台的程序和理由方面存在大量语焉不详之初外,更重要的是,整个收费政策的制订推出,自始至终都站在政府部门自身的立场,秉持着“单相思”般的逻辑。
“一厢情愿”一词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地单纯地以为,只要收费,便可以令管理压力得到减轻,便可以让环境问题迎刃而解,便可以轻松地让过路人“乖乖地拿钱来”,便可以自然地开辟出新的增收渠道……但显然,市场对此并不买账。
而决定收费的政府,非但没有以此减轻预想中的成本负担,反倒引来了新的社会成本——无论是直接造成的旅游业收益下滑,还是间接为张北造成的消极舆论影响,乃至政府部门疲于应对所花去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切切实实的“社会成本问题”。
“供给侧”
这种因决策者“单相思”带来的额外社会成本,绝不止出现在张北一地。
早先深圳等地“禁摩限电”引起轩然大波,闹得舆论差点无法收场;一度信誓旦旦要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秸秆禁烧”政策,亦在推行后不久遭遇强烈反弹。
与之类似,大大小小的政策往往都是这样,如果由政府单向逻辑主导,昔日或许畅行无阻,但如今却大不相同。它们往往在推行时变味走样,甚至事与愿违。相当程度上,它们都在应验罗纳德·哈里·科斯的断言:“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必然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更好的结果”。
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早已不是政府一元可以主导的天下。一个好的政策,必须实现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协同方有共识,而共识才能促成进步。
当然,对决策者们来说,科斯的另一句话或许更为耐人寻味:“对政策问题要得出满意的观点,就得进行耐心的研究,以确定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有害效应的问题的”。
将其移译至我们所处的语境之下,一种通俗的理解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基于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多方的立场来反复权衡,以通过相对最低的“社会成本”,来换得相对最大的“社会共识”。
如前所述,现实中政府费尽心力推出政策却遭遇市场或社会冷淡回应的,着实不乏先例,而要决策者要避免“热脸贴上个冷屁股”,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唯有以更详实的论证和更充分的公开,来处理每一项决策。
在全社会热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下,这其实也是公共政策亟需的一次“供给侧改革”——作为“供方”的决策者,永远不能只顾着自己想什么。“需方”的诉求一直在那里,当“供给侧”与“需求侧”无法有效对接,接踵而至的便是“用脚投票”。
“无知之幕”
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能够“用脚投票”,还算值得庆幸的事。某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领域,一厢情愿的决策一旦失算,作为“需求侧”的市场与社会往往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是而来的,便可能是越来越深的信任危机。
对一个健康运转的社会,这显然是不容发生的。而人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是,怎样让这种危机消匿无形?
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无知之幕”,大意是在人们商量做出一项社会性决断时,最好的办法是所有人都聚集在一个幕布底下,每个人都不知道走出幕布后的自己将身处何种地位、扮演什么角色,由此讨论得出的结果,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屁股决定脑袋”,从而相对公正。
“草原天路”事件发生后,不少论者开始重温“无知之幕”。现实的公共决策当然难有“无知之幕”,这是一种抽象的理想状态。但纵使是难以达成的理想状态,依然需要用实践来不断逼近。如此而来的决策,才可能趋向于“好的决策”。
逼近理想,靠制度的倒逼,也靠人的自觉。每一次公共事件之后,人们都需要对制度空间作一次再反思:到底决策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们又能否通过制度的修补来更正或杜绝?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那种摆脱简单的“本位立场”,而更多从方方面面考虑问题思维方式,何尝不该是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制订者们的共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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