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政治的低度热情，被不少西方学者视为成熟社会的标志之一，但很显然，这与大洋彼岸的东方世界具有明显代差。其主要原因在于如何看待家国关系，是对立还是统一。

在西方人看来，“家”与“国”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领域，家是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结合体，而国则是随时可能侵害个人自由与财产的虎豹豺狼，当民众不再热衷于讨论和参与国家政治，也就说明国家权力的边界已得到合理规制。正因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社会往往根据个人所得和成就来衡量公共事业，而不是在集体协作时考虑如何促进强烈的国家认同。

相反，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不论是“家国天下”的文化格局还是“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都体现了国与家在功能、职责和目标上的同构关系。并且，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哪有我”的道理，因而在个体、家庭和国家的阶序中，国家兴衰得以超越个人得失而获得绝对的优先地位，由此便自然产生了以国家使命为引领、以家庭结构为带动和以个体责任为支撑的三级联动体系。这一体系为处于变革时期的国家成长提供了最为必要和最为有力的源头活水，最终获得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国家生活、积极介入政治过程的70年，也是中国老百姓在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中表达自由意愿、实现人生圆满的70年。在电影中，原子弹的研发人员为保守秘密，三年未得与家人相认；驻港解放军为分秒不差地升起国旗，通过无数次蒙住双眼的练习把时间维度刻进血脉；藏区小伙为见证航天员返回地球，上演了一场“驾马追星”的热血行动等等。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平凡个体如何理解并承载大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人民践行国家福祉所需要的智慧和判断力如何在国家建构中得到锻炼。与此同时，当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破，当国旗于00时00分00秒准时到达顶端，当骏马和航天器并驾齐驱，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在高峰体验中脱离了一时一地的限定，从而具有了某种永恒性。这表明，自由从来无法独立存在于真空之中，而必须保持对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嵌入，自由也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大脑建构，而主要是一种在历史、政治和社会中模塑出来的集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承担使命、擘画蓝图的70年，也是带领无数个人和家庭朝着自由全面发展而努力的70年。与有限而无责任的政治多元主义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意识与担当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论是五年计划中原子弹的研发与爆破，还是与英国谈判并将香港收归祖国，乃至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飞天、国际体育赛事的比拼、汶川地震的救援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和主动作为的国家“工程”。从电影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穷还是富，是军还是民，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都能够跳出其所处特定阶层利益的影响，尤其在社会和经济发生重大变迁的时期，理解这个基本规律和即将发生的变革。这也说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不是自然生成和自发调节的，恰恰相反，它是有意识、有计划、有责任的政治行动和选择的结果。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如果说老版本《我和我的祖国》唱诵的是改革开放初期那种自由豪迈、砥砺奋进的爱国主义，那么王菲版传递出的则是新时代条件下轻松惬意、多元自由的爱国主义。未来，人们将继续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超越经济人假设，从而走向一个社会人、一个政治人，乃至一个党性人。也只有首先成为一个党性人，才能最终成为自由人。因为只有在责任中，自由才会显现。

一灯照隅，万灯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