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群把两位老师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明天不用再上课了！”

一连停课两位老师——雷厉风行的举措震撼了整个黔东南州的教育界。

谁能想到，此举竟是一位“支教校长”初来乍到时所为。

3年前的夏天，刚刚退休的陈立群从杭州来到1400公里外的贵州台江民族中学，从一所“考不上一本的难度比考清华北大还要高”的浙江名校，到了一所曾经整年仅有1人考上一本的全州垫底差校。

3年时间，台江民族中学实现了奇迹般的逆袭。

9月16日晚上9点多，刚刚从北京坐了近10小时高铁赶回台江的陈立群，没回住处，直奔学校。

前一天，他是在北京上台领奖的“时代楷模”；这一日，他回归成那个放不下大山里学生们的支教校长。

进山

从贵阳出发，穿过崇山峻岭，一路向东，3个多小时车程的终点处，是台江县。

这里被称为“天下苗族第一县”，直到今天，大山深处的台江，依然顶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县城里唯一一所普通高中台江民族中学，在陈立群执掌之前，一直在黔东南州排名倒数。

3年前，被台江县教科局邀请来台江民族中学，陈立群没犹豫，就答应了。当时他刚从杭州学军中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走进大山。

曾有多家民办学校的负责人追到贵州，花200多万元请他出任校长，陈立群拒绝了。他来当支教校长，分文不收。

也曾有从浙江到贵州采访的记者，担心这位名校长“晚节不保”，临走时劝他，“您还是早点走，这里没有您的用武之地”。

实际上，陈立群不是没有冒出过后悔的念头——

食堂队伍排到了门外，全校3000多人只有1口锅烧饭，抬头望食堂里牵着的几根电线，密密麻麻停满苍蝇；

更糟糕的是晚自习，教学楼巡一圈，闹哄哄如同菜市场，学生在走廊乱窜，有老师在讲台上刷手机；

老师们在外都很少主动提起自己在民中教书，觉得没面子，有的老师很少批改作业，有的干脆连作业都不布置。

陈立群去教室听课，高三的语文课上讲如何写作文结尾，板书却写着“开门见山”，直到10分钟后，老师才意识到问题。数学老师在课堂上全无教案，讲到哪儿是哪儿。他看不下去，要求停课，“这不是在误人子弟吗？”

他甚至碰见过2位老师上课时间站在教室外聊天，给出的解释居然是，“今天的课已经上完了，剩下的时间学生自习”。

多年来，全县前100名的学生，有条件的家庭都往凯里或贵阳送；能留在台江念高中的，最多也就十几人。“低进低出。”副校长粟高胜说，他刚工作时就待在这所学校，“好的学生都流失了，留下来的基础薄弱，很难考出好成绩，更没有人愿意来。恶性循环！”

在2008年和2011年，台江民中考上一本的学生都只有1人。

差距如鸿沟。

今年9月18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恰逢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萍带着几位特级教师来看望老校长。

外来的老师给学生们上了几堂课，记者选了一堂高一英语课旁听。老师全英文授课，台下坐着民中中考成绩最好的50多名学生。

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7、8位同学，包括英语科代表在内，极少有人开得了口，更别说回答正确。下课后，学生们面露难色，有人说“一头雾水”。

然而，这已是在学校成绩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年之后。

台江民族中学。 张凌云 摄

翻身

3年如同一场翻身仗。

飞速上升的高考成绩张贴在民中办公楼前红色的宣传栏里——2017年高考，一本上线人数43人；今年，这个数字变成107，相对黔东南州44人的指标，完成率达到243.2%。成绩最好的学生考取了南京大学。

今年，全县前100名的初中毕业生，留在台江读高中的，多达95位。

陈立群心里明白，直到他雷厉风行停课两名教师之前，许多老师还在观望。

乱糟糟的晚自习秩序，陈立群只用了两晚，硬是纠了过来。县教育局的领导来视察，感到诧异，“这么多年头疼的问题，你是怎么刚来就解决了？”

他尽可能地推了县里的一切行政会议，专心扑在学校制度和教学质量上。

他创建“安静学习环境月”，规定晚自习时一律不准讨论，有问题下课后或者去答疑室问。校领导组成的值班小组挨个在班级间检查、评分，每天的分数都被更新在宣传栏上。

他下决心实行全寄宿制度，翻修改造了宿舍楼，宿舍从十几人一间变成6人间，每栋宿舍楼都有一名老师陪寝，从此学校再也没出现过学生翻墙逃课。

学校的食堂从1个变成3个，为了方便高三学生吃饭，还将学校综合楼的地下室改造为食堂。没多久，校门口一整条马路的小吃摊消失了。

有时，他苛刻到几乎不近人情。他要求每天下午2点所有老师准时上班。最初反对声不断，“家里有小孩要接送，回家还要烧饭买菜，中午哪里来得及？”可陈立群力排众议，“这里大多数孩子出了校门就没人管，他们缺失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校要担负起来！”

“课堂比天大。”陈立群在老师面前反反复复说。

他有全校所有班级的课程表，时不时会拎着个小板凳，随便走进一间教室坐下旁听。许多老师私下议论，“怎么这个校长，好像什么课都能听懂？”

教数学的莫昌剑直言，2017年调来民中时“压力大”，每天得花上至少3、4小时备课。每次备课时，他都抱着“陈校长明天会来上我的课”的念头，心里那根弦从不敢松掉。陈立群得知后和他开玩笑：“只要你有这个惦念，那我确实不需要去旁听你的课。”

老师们被要求每学期至少得听25节课，每个月必须要和高三学生们一起参加月考。只要参加月考的老师就有50元，考得学科第一的老师额外奖励200元。但若同年级同水平班级之间，一门学科两班的平均分相差超过9分，就被认定为教学事故，不但要开诊断会，还要扣绩效。

陈立群希望，即使将来有一天他离开民中，这个队伍依然会有可持续的造血能力。

原本如一潭死水的台江民中，不再平静而浑浊。

唤醒

陈立群的另一面，是被学生们争相呼喊的“校长爸爸”“校长爷爷”。

62岁的陈立群头发梳得齐整，身材笔挺，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爱背黑色的双肩包。

在副校长粟高胜的眼里，陈校长是个“永不知疲倦的老头”。早上7点不到，陈立群就出现在学校，到晚上9、10点才离开。

粟高胜以前晚自习时有空才来学校，没空就不来。陈立群便用言语敲打，“学生看到我们办公楼的灯是开的，心就安了”。

现在，每次和陈立群一起家访完，粟高胜都特地把照片发在学校的工作群里，“让老师们看看，校长从没停止过家访”。

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经常有学生塞进来的信。他随手整理办公桌上的信，就有上百封。有学生给他写匿名信，反映学校作弊风气严重，食堂饭菜难吃；也有学生说“曾经抱怨规章制度严格，后来才懂得您的良苦用心”；还有学生调皮地在信里给陈校长颁奖，“最敬业、最受学生欢迎奖”……

陈立群坚信，教育是一场唤醒与被唤醒的旅程。

他曾在杭州长河高级中学创立浙江省第一个宏志班。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是他上门去送录取通知书的。假期里，陈立群送学生回家，却发现孩子的父母亲都跑了，房子也塌了。学生泣不成声时，陈立群告诉他，“宏志班永远是你的家！”有几个孤儿学生，他接来家中吃年夜饭，给他们包压岁钱。

他在浙江带出的951名宏志生，全部考上大学。

无论是当年的宏志班，还是现在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总让他想起年少时的自己——

每周上学，他拎着咸菜扛着米，要走足足30里路；他曾经因为家境困窘不得不辍学，在家放了1年牛；1977年恢复高考，他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复习，考上大学。

“这里有很多和我当初状况差不多的学生。我能做到的，是至少在我手上，这些孩子不要被落下。”陈立群说，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拉这些孩子一把”。

倾听

从北京领奖回来的第二天，陈立群又抽空去家访。

3年间，他几乎每隔2周就家访一次，去过100多个贫困学生家庭，比许多土生土长的当地老师要多得多。

多数学生家在大山深处，车开过蜿蜒曲折的山路，近一点的也要半小时左右到达。最远一次家访，陈立群开了1个半小时车，再乘45分钟柴油船，最后徒步半小时山路才到。

这次的家访是去高三学生邰昌梅家。每周上学，邰昌梅都要和同村同学走上1小时山路，乘上去往县城的车。

父亲在邰昌梅小学时去世，母亲外出打工，每个月给家里寄来2000元，几年才回来一趟。她有2个妹妹和1个弟弟，每周末放学，需要在县城买菜回去烧给他们吃。

她觉得自己成绩差，怕考不上大学，流着泪低头小声说：“我实在没办法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习上……”

家里的床是多年前母亲用木板和铁丝绕的，每到周末回家，她要跟弟弟妹妹挤在只有一床被子的床上。吊脚楼四面通风，冬天睡觉时只能多穿几件衣服取暖。

家访即将结束时，陈立群特意嘱咐粟高胜，到冬天时记得提醒他给邰昌梅家送被子。

全校3000多个学生，其中1300多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陈立群时常与学生聊天，每当发现这是个连基本生活费都没有保障的孩子，他就300、500元地给，还嘱咐，“生活中有困难了，一定要告诉我！”

3年里，他自掏腰包，额外投入了20多万元，培养教师和资助学生。

陈立群一度尝试学苗语，特地买了书，但无奈时间太少，只能作罢。多次家访下来，他已能听懂几句简单的苗语。

他还会去看看学生家里的田，“要把重心放低，俯下身子去倾听，而不是高高在上地看”。

今年元旦一场大雪，学校顾虑安全原因没有放假，学生们私下抱怨。陈立群主动走到操场上，拉着学生一起滑冰。学生在后来的信里写道：“我以后可能再也遇不到这样的老朋友校长了。”

陈立群去学生家里家访。 张凌云 摄

视野

“山的那边是什么？”陈立群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

“山的那边还是山。”学生们齐声。

陈立群曾在高三班级的愿望墙上，看到一名学生写下的高中3年目标——娶一个老婆回家。他把学生叫来询问，学生坦言，这是最真实的想法。

他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有没有站在学生的认知和视野上去考虑问题？

“经历即人。”陈立群说，他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学生们觉得校长大老远跑过来，爱我，却不理解我。”

他曾经深深为学生的英语水平发愁——高三一些班级的英语考试平均分只有17分。但在一次家访中，和家长合影时，他发现和只会说苗语的对方谁也听不懂谁，就突然理解了孩子们在英语学习上的困难。“他们起步晚，基础弱，不可能有大城市孩子学英语的环境。他们只有慢慢来，急不了。”

他在学校推动艺术节，鼓励学生们穿着民族服饰表演节目。学校主路新修的路灯杆上，也绘着苗族特色图案。“我不希望家长们担心，来了一个汉族的校长，会让孩子们丢了自己民族的传统。”

在他的鼓励下，足球、篮球、书法篆刻、苗歌苗舞乃至滑板等社团活动日益丰富。2017年，民中的足球队第一次打入了贵州省高中足球联赛总决赛。

学业从来不是他唯一的追求。每天下午的第8节课，他要求高一、高二班级去操场跑步，高三学生则每天晨跑，这个规定一直严格执行至今。

在贵州省教育厅的支持下，他牵头成立名校长领航工作室；他走遍黔东南州各个县市及周边一些县市，做了100多场校长巡回报告演讲；他号召学校老师和驻村干部对接，在村寨里形成“耕读传家”的观念，让大山里的人们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一方教育观念和风气因此被改变。短短3年里，就连县里初中、小学的教学水平也逐步上升。进台江民中的门槛变高了，分数线由2016年的260分上升到487分。

县领导告诉他，以往村寨里，鞭炮响起时，几乎都是送人当兵，今年的鞭炮则有不少是为了考上大学而放。几年前，高三年级开家长会，来的家长还不如老师多；而最近的家长会上，有家长专程从广东赶回来。

如今，整个台江县几乎无人不晓陈立群。在学校超市工作的浙江籍员工，一次打车回学校，司机听说他是浙江来的，硬是不收钱，原来就是因为这一位浙江来的校长。

民中的学生正在做早操。 张凌云 摄

光亮

2018年刚开学，陈立群收到了两封信。

一封来自高三学生姜海霞。当时考上大学都难的她在信里写道，“如果我能考上大学，希望您来给我送喜报。”

一封来自姜海霞的奶奶张庭珍。她是村里难得既认字又会说普通话的长辈，将全部期望寄托在孙女身上。“希望校长能在学校多关心指导。”陈立群一次家访后，张庭珍把没敢当面说的话写在信里。

今年夏天，姜海霞的高考成绩超出一本线9分，考上了上海商学院的法学专业。陈立群兑现承诺，带上几名老师，带着鞭炮、菜和肉，到姜海霞家里送喜报。

姜海霞在填报志愿时，执意要报考上海的学校，坚定要学法学专业。张庭珍说，孙女是这么多年，整个村子里考出去最远的人。

临走前，姜海霞告诉奶奶，之所以学法律，是因为她看到周围有太多需要法律援助而走投无路的人。她希望毕业后能够回到台江，用所学知识帮助家乡人。

这里的孩子，其实对外面的世界特别向往。浙江大学支教老师给学生们放浙大的宣传片，学生们很兴奋，但一听到分数线，集体沉默了。

“他们对走出去这件事，不够自信。”陈立群说。

曾有考到浙江的学生给他写信，“是您的到来，才让我有了走出贵州的想法”。

高二学生杨桃告诉记者，她的目标是北大。她是这么多年第一位留在民中读书的中考状元。

上高中前，她和学校前50名的同学一起被组织去北京游学。那是她第一次到北京，此前，她最远只去过父亲打工的广东。她记得北大西门外的游客很多，他们只在门口照了相，没能进去。“我现在的分数好像离北大还有一段距离。”

陈立群也有无奈。他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没法改变所有山里孩子的命运。他也清楚，他不可能一直留在民中做校长。

孙女今年5月刚出生，当上爷爷的陈立群至今还未亲眼见过孙女。

陈立群离家前，对90多岁的老母亲说过一句话，“不为功利，不求功德，只为心愿”。

他常常觉得，坚持做教育的人，往往是“孤独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寨子里小学的照片，那是一次家访路上拍下的。低矮的2层教学楼是用木板搭的，四面漏风；想要走进教室，得小心翼翼踏着木板。他说：“每次觉得动摇了，就看看这张照片，告诉自己不能停下来。”

采访结束，离开台江民中，晚自习时的教学楼灯火通明。从远处看，那是山里最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