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初心为什么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让人民得不到幸福、让民族无法复兴。因此，要想让人民幸福、让民族复兴，首先必须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只有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才谈得上中国的现代化。”9月17日，“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新中国70年研讨会暨第5期马克思主义创新论坛”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会上，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在主题报告中作上述表示。

李红岩指出，当下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要求将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主题教育结束后，要形成长效机制，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抓出成效。其中，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是我们学习党史、掌握党史要义、了解我们党的初心的一把钥匙。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观察近代中国的总理论，也是我们党初心使命建立的现实依据、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

李红岩表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有搞清楚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能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历史担当是什么；才能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应该怎样干；同样，我们只有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它的艰辛探索，才能从历史的深处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李红岩首先对“半殖民地”一词的来源作了梳理。“半殖民地”原是列宁著作中的习语。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列宁有过“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的讲法。 同时，列宁也用“半封建”来概括中国。例如，1920年7月26日，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时，列宁就两次使用了“半封建”一词。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就是列宁。但是，列宁没有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同时，列宁也没有就两个基点的相互关系（例如主次关系）做出论述。

那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分别持有怎样的观点？李红岩表示，国共两党均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分歧主要发生在对于“半封建”地位的看法上。当“半封建”的斗争对象对准军阀的时候，国民党还能跟随革命一起走；但当“半封建”的对象对准地主的时候，国民党当中的地主子弟便不干了。由此可见，国民党从来就不是一个敢于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的党，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李红岩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定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创造。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不惜笔墨地论述了这一理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断，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南。

在李红岩看来，只有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其形成的艰辛过程，我们才会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也才能明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先经过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在对历史的领悟中坚定“四个自信”。

在当天的论坛上，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姜义华作了题为《从文明角度来看中国70年来的变迁》的主题报告，从文明的角度对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性成就进行了解读。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杨俊、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唐文玉作了交流发言。本次论坛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经验”创新团队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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