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有几张面孔？城市就像是一个人，有他的脾气、情绪和性格，有他的肌理、脉络和肤色。要想读懂他，需要时间、距离、感悟力，和一颗因爱他而热情不减的心。

我第一次去维也纳，是在2005年秋冬，临行前有过德奥经历的朋友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那儿可是冷啊！要多带厚衣服。”经过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终于在天黑时分到了这一著名的“音乐之都”，前脚刚踏进机场便被告知，由于在法兰克福转机的时间过短，行李没能跟我上同一班飞机。而后住进旅馆，还未等我缓过神儿来，维也纳电影节的组织者就来通知我，当晚在市政大厅已安排开幕酒会，我作为外国嘉宾出席，车子一小时后在楼下等。我的天啊！我当时身上只有唯一的一件黑毛衣，而且面若菜色。好在我的同伴是一位演出者兼导演，他们小夫妻俩儿带了一个大化妆箱，随机给我画了一个浓妆，还找出了一个闪亮炫目的大羽毛别在毛衣上作装饰。Ok! 于是，我就像只花脸猫的模样走上了市政厅的红地毯，和德国导演、美国动画片制作者及其韩国女友等一干人等围着圆桌坐在了一起，至于市政厅的金碧辉煌是完全记不住啦！有句英文谚语是怎么讲的：“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由此，我的第一次维也纳旅程在磕磕绊绊中支离破碎地上了轨道。

萨尔茨堡老城

我此次的公派任务是在放映阮玲玉的电影前向观众作些评介，连续5场。因为同样的原因，奥地利方面也邀请了香港的导演关锦鹏，他比我晚一天到，当我们在小型的晚间酒会上相遇时，两张原本不认识的“中国脸”，一拍即合地熟悉起来，相谈甚欢。

我们混在同一个电影圈，认识的人和知道的事都差不多，对于他的电影我也是熟知的。我每天的活动都会有车子拉着去某个剧场或小影院， 再加上我常会利用早餐前的空闲在住地附近散步，这种穿街走巷的感觉使我恍若是在上海的某些街区。我把这对维也纳的第一感受告诉给关锦鹏，当时已经拍过三部上海题材的他，仿佛也被我感染了，竟不知可否地频频点头。而当我到过皇宫大道，目睹了巍峨的“欧洲丈母娘”（特蕾西娅女皇雕像。编者注）与“哒、哒⋯⋯”行走的马车；逛过美术馆和貌不惊人的“金色大厅”；也游览过美泉宫、斯蒂芬大教堂后，我又马上跑回去对关锦鹏说：“不像、不像，还是不像上海。”这时的关导演用眼睛直视着我，嘴巴微微张开，略略表示赞同地答道：“噢、噢，又不像啦？！⋯⋯”

朝觐马勒小屋的路上

其实，他对维也纳也是只三脚猫，数年前来拍过一个广告，他原本以为此行会很闷，我也觉得形只影单，没想到我们结伴后玩儿得还挺热闹。首先，他和我都是吃货，我们中午去Plachutta餐馆吃饭，那里以铜锅煮牛肉闻名，奥地利国王喜欢并多次光顾，它的绿色标识和门窗极有当地的特点；他请我喝过下午茶，有一款巧克力软心蛋糕用勺子一舀，热热的的巧克力浓浆就如火山熔岩般流出来， 国内市面上有同款是多年以后的事；他在维也纳偶遇的香港女粉丝请我们全体去了一家斯皮尔伯格和汤姆克鲁斯到过餐厅，品尝了一顿意大利大餐，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餐后的甜点，用一个超大的手绘花盘装着十余种小块蛋糕端了上来，我们一扫而空，这让我见识了奥地利蛋糕之丰腴，其中的提拉米苏尤为突出，当时我就震惊了！以后也未曾见过。

绿茵如毯

我这只“瞎猫”识“城”的本事有限，但看“人”的功夫还说得过去， 为此，我们玩儿一次“八卦”。当时忙于《长恨歌》上映宣传的关锦鹏，穿梭在各大洲飞来飞去，“不知身在何处”，时差完全乱了套。一天的活动结束，我要回房间休息，他却精神抖擞地约好了一位德国导演到酒吧继续喝酒。在电梯旁分手时，我多嘴说了一句：“我怎么看这位文弱、白净的德国人都不像是个电影导演，倒是像副导演。”关笑了笑，兴致盎然地走了出去。第二天吃早饭时，我问他：“昨晚玩儿到几点？” “两、三点吧！”凯旋而归的他全无倦意地回答。然后，把他“刺探”到的“情报”赶紧汇报给我：“那是位纪录片导演”。哈哈！ 所以说，在我的维也纳记忆里，关锦鹏占有着一席之地。他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格外引人注目， 恰恰是他作品中以及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细腻、温和的柔性色彩，不知不觉中与维也纳城市中的某种气质微妙地融合了。

古堡里的迷你博物馆

2012年7月，我的欧游路线再一次选择了维也纳，这一次去中央公墓朝觐了各位先贤；坐上电梯直奔卡尔大教堂的穹顶，与绚烂的壁画最近距离地对视；跟贝多芬、海顿、布鲁克纳的经典雕像分别合了影；走过了伫立着施特劳斯金色雕像的城市公园； 路过了奥托瓦格纳设计的像古董一样的火车站，听说乘地铁去“金色大厅”看演出要在此站下车；还有一家留下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足迹的著名黑山咖啡馆。自然，也没有落下中国人顶礼膜拜的美泉宫和“金色大厅”⋯⋯

所到之处几乎覆盖维也纳，够多了吧！ 不，似乎在灵魂里依旧缺少了些什么？⋯⋯一念之间我想起了关锦鹏，他影片中的女性特质启发了我。维也纳从来不缺传奇的女人和与她们相关联的伟大建筑，特蕾沙女皇统治着霍夫堡皇宫及英雄广场，茜茜公主则拥有她永不衰落的美泉宫⋯⋯而这次留住我视线的是埃尔玛马勒，她的情史堪称“非凡”，那些声名显赫的情人和丈夫们在与她相爱阶段纷纷拿出了青史留名的作品，并且无一例外地宣称是“献给埃尔玛”的。因此曾有人开玩笑的说，埃尔玛的晚年会是最“富有”的，因为只有她能够住在格罗皮乌斯建造的“包豪斯”风格的房子里，听着马勒的交响曲，墙上挂着奥斯卡柯柯什卡的表现主义绘画，同时，埃尔玛手中正读着弗朗茨维费尔的小说。

而维也纳正是埃尔玛这一生辉煌的起源，她1879年出生在这座城市，父亲是奥地利分离派风景画家，母亲是位女高音歌唱家。萝莉时代的埃尔玛在很多男人看来，既惊为天人又才华横溢，进入艺术圈后一跃成为社交红人。 1903年，她嫁给了已经炙手可热的作曲家马勒，巴洛克风格的卡尔大教堂是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自此以后，马勒交响曲中的很多乐章里都充满了对埃尔玛的“爱情宣言”，甚至发展到“每一个音符都是为你而作的”。 卡尔大教堂不远处的马勒音乐厅，是专业人士们的音乐圣殿， 却不祥地预示了这位音乐大师一生的终点，音乐厅的内部结构按照马勒生前本人的意愿和要求设计，但在他去世一年后才正式投入使用。马勒去世后，埃尔玛与画家奥斯卡柯柯什卡有过一段狂热的恋情，代表作《风中新娘》是最好的见证。

埃尔玛的第二任丈夫是她在与马勒婚姻期间的“婚外恋”情人格罗皮乌斯。作为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创建了“包豪斯”现代主义流派，作为丈夫，他符合埃尔玛的所有要求：英俊、有才华、非常富有。这段婚姻在持续了5年以后再次被她的红杏出墙所打断，这次的对象是一位小说家、诗人弗朗茨维费尔，他们终于在1929年结婚并共同生活了15年，与这段婚姻同时成功的是作家等身著作的问世。埃尔玛是绝无仅有的，她的情爱构成了一部“维也纳的艺术史”。尽管个性饱满的她困惑并不满足这一单向度的角色，想在男人与自我中找到“鱼和熊掌”的兼得。然而无论埃尔玛如何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无法突破马勒婚前对她的一纸禁令，只能用爱情的方式在男人们的作品里不朽，在这一点上，她似乎没有选择。

埃尔玛的故事是属于20世纪西方艺术的， 虽然与林徽因、蒋碧薇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她身上跳跃的色彩不会出现在中国，更不会是关锦鹏电影中的阮玲玉或“红玫瑰与白玫瑰”。 埃尔玛是属于维也纳的， 她却不能代表这座城市；她是点缀、谈资，却不是打开这座城市的钥匙⋯⋯埃尔玛演绎了维也纳的一张女人面孔，但这座名城一定有着多角度的不同侧面。

“维也纳，我梦中的城市”——一首歌这样唱道⋯⋯

（本文编辑：许云倩。照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编辑：项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