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泰斗巴金，读者可能读过他的很多作品，但不一定看过他创作时的手稿。今年上海书展上，由巴金故居策划、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首次与读者见面。巴金作品手稿曾影印出版过《随想录》《憩园》《寒夜》，《第四病室》是第四部与读者见面的巴老手稿，也标志着在《憩园》《寒夜》后，代表巴金创作艺术高峰的“人间三部曲”手稿全部面世。

《第四病室》是一部日记体小说。1944年5月、6月间巴金住进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房，他以此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姓陆的青年，因病住进了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医院的第四病室，陆姓青年亲眼目睹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在第四病室中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小说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社会底层的众生病苦图，用金钱正在支配人间关系的酷烈现实，张扬着对于人间情怀和人道主义的呼唤。巴金在《后记》中说，第四病室“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国内手稿学研究专家陈子善说，手稿保留着作家的心绪情感与生命体温，看好的书法笔迹是一种审美享受，看字与词的修改、笔迹浓淡的变化能体会出作家情感与思想的蝶变；手稿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稿纸上的格式、体例，字体，笔画等都能体现手稿创作的时代背景。手稿的价值非排印后的文字所能比拟，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化的积累，手稿的收藏价值与意义会更加凸显。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提出，学界对巴金在抗战后的创作研究很不充分，“人间三部曲”手稿本出齐，为近现代文学研究者和公众提供了一手史料，对推动巴金创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读者阅读理解巴金也有更多作用。“因为战乱、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20世纪初期现代文学手稿保存不易。如今，手稿又在逐渐退出书写舞台。《第四病室》为巴老难得保存完整的手稿，隐藏着众多写作信息甚至秘密。巴老曾说，《第四病室》是在蚊子的围攻下写成的。从手稿字迹中，可以读出当时巴老所处的环境。手稿中，陆姓青年的年龄为什么反复改？这些都提供了研究的视角。”

《第四病室》手稿由巴老家属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上图研究员张伟认为，手稿珍藏本的出版能让更多喜爱巴金作品、研究文学创作的读者感受到手稿的魅力，进一步感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魅力。华文出版社总编辑余佐赞表示，《〈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的出版既是对巴金经典作品的纪念，也是更接近作品本源的再现，读者可将其视为一片心迹，从中感受历史的厚度与时代的气息。

首发式现场，还有热爱巴金的读者从异地赶来。“手稿本是巴老的书，所以今天我们不签名，只盖巴金故居的纪念章……”周立民的话让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延伸阅读

谈《第四病室》
（选摘）

巴金

我最近翻出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写的《第四病室》的原稿。那些用毛笔写下的歪歪斜斜的字在我的眼里显得非常亲切。我想起我那个时候的生活，我想起小说中的故事，我想起“第四病室”本身。我的确住过这样的病室。小说《第四病室》其实是真实生活的记录。

一九四四年五月到六月我在贵阳中央医院的三等病房“第三病室”里住了一个时候。我记不起正确的日期，也忘记了我究竟做了多少天的病人。可是“第三病室”的情景和病人的日常生活，还有某几位医生和胡适的面貌以及言语动作，我闭上眼睛就看得清清楚楚。我并不愿意把这些人和事情长久记住。然而太深了的印象是无法轻易抹去的。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开始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因为“记忆犹新”，我的确有“重温旧梦”的感觉。不过这不是“好梦”，这是一连串的噩梦。无怪乎我当时为小说中许多繁琐的细节十分激动。读者们有理由不喜欢这本书，因为小说中来来往往的人物较多，而病室里人们又喜欢用号码代替病人的姓名。匆忙的读者翻开书只见“第*床”、“第*床”在活动，却弄不清楚那些病人“姓甚名谁”。我们的祖先有个好习惯：自报姓名。我自小爱好戏曲，看见人物上场，自言自语，几句话就把自己介绍得明明白白，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我不但当时很满意，到现在我仍然佩服剧作者那种十分出色的简练手法。不幸我没有学到这个本领，因此我一开头就把读者引进迷宫去了。更可笑的是我竟然“赐”给某一个病人两个姓，过了十五年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在《文集》付印时改正了。

我一开头就谈这个，无非老实告诉读者《第四病室》是失败之作。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说，我颇喜欢它。小说写出了我过去的那段生活。不过任何时候我翻开书，我看到的都不是自己，都是当时同我在一起受苦的那些人，还有我们在其中受苦的那个社会。我还记得小说写好交出去的时候，出版公司要我写一个简短的“内容提要”作广告的底本，我便写了这样的话：

作者让一个简单、朴实的年轻人为我们叙述一些痛苦的故事。第四病室，一个阴暗的角落，人们在受苦、挣扎、死亡，不管另一些人怎样企图改善他们的命运，但是友情也在这环境中生长，人与人互相接近，甚至死亡和离别也不能分开他们，阴暗的病室被这友情着亮了。……

我记得“提要”里还有“小小的第四病室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这一类的句子，出版者大概害怕得罪人招来麻烦，没有采用它们。其实我写出那一段真实的生活，我的动机便是控诉当时的社会。出版者虽然在广告上删去那句主要的话，可是读者们仍旧了解作者的用意。要不是为了控诉，我为什么不惮烦地把过去的生活那么详尽地记录下来，拿它折磨别人，折磨自己呢？

我一再地提到“记录”二字，只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情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经过作者加工的人物只有两个，一是书中的“我”，二十三岁的陆怀民；另一个不用说便是年轻女医生杨木华。第六床朱云标最后的死也是我增加的，我当时只看见朱云标给人用担架抬到内科病室去，并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搬走后两天我就出院了。至于烧伤工人悲惨的死亡，患梅毒、吃长素的老人静悄悄的去世，摔断了手的司机的受尽折磨……全是真人真事。我在这里做的不过是照相师的工作。生活本身已经够丰富了，还用得着我这管破笔为它加一些颜色？既然有人从一滴水中看出了一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在一个病室里看到当时半壁江山的中国社会呢？

……

196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