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的一天，海派名家程十发走进武康路的一栋小楼，将藏在袖子里一卷册页小心取出，交到自己的弟子汪大文手中。这是他给弟子承诺的礼物。这卷册页里，有他想传承的中国画笔墨精髓，也有他数十年的求索与创新。那些精彩纷呈的人物画，新奇灵动的花鸟画，意境浩渺的山水画，让汪大文爱不释手。程十发却叮嘱：“等四十年后，再拿出来给人家看。”

为什么是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约定中有什么玄机？年轻的汪大文有疑惑，但她没问。

她守着这份约定连同四册凝聚了恩师心血的册页，穿越重洋，走南闯北。“四十年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把程先生的册页拿出来给大家看。”2019年，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下，这套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四本册页以最美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今天，带着这套精美的《仰潼观止——程十发册页精品集》，汪大文在“离天空最近”的上海中心朵云书院旗舰店与读者面对面，和大家分享一个旅行了四十年的故事。

此前，一个雨天的午后，汪大文在家中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她说，这套书，就是一段旅程，我愿与读者一起，溯游而上，重回故事的起点。她抚摸着刚送来的样书，无比感慨：“如果真有时光隧道，那么，我们师徒当可沿着四本册页走回以往的岁月……”

画家汪大文

上观新闻：您与程先生最初是怎么结缘的？

汪大文：我和程先生最早的缘分是从上海中国画院开始的。1960年8月18日，我进入画院学习。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突然闯入艺术殿堂，看到院长丰子恺，还有贺天健、吴湖帆等老先生们，像一尊尊菩萨。我们在汾阳路150号的半地下室学画，宿舍也在里面，除了学画，还要学习文学、篆刻、诗词等，画院找了最好的老师来教，比如周炼霞教古文，来楚生教篆刻。当年为集中培养新中国第一代传统中国画接班人，上海中国画院首次采取传统的“师父带徒弟”的办法。我和毛国伦是最小的两个学生，就拜在程十发先生的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

对我来说，进画院是一场很幸运的旅行，不仅见到那么多知名画家，还能跟随他们学习，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上观新闻：画院那么多名家大师，为何要选程先生做导师？

汪大文：其实在进画院前，我还有两个书画老师，唐云和钱瘦铁，虽然唐先生推荐我进的画院，也希望我跟他学，但他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人物画最为重要。所以，老先生们讨论后决定，让两个最小的学生去跟程先生学人物画，也成就了我和先生的缘分。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他的两道眉毛又浓又黑，只要眼睛稍微一抬，我吓得赶紧低下头。新时代，传统的磕头仪式改成了鞠躬，但拜师的核心意义在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艺先学做人。传统拜师仪式下的师徒关系，确实是一旦成为入室弟子，就像家人一样。

上观新闻：您是怎么跟程十发先生学画的？

汪大文：我刚进画院时，他跟我说，先画两本连环画，从中理解生活。改革开放后，他又鼓励我出国看看。有一次他来美国看我，我们在大都会博物馆非洲的展览前停留了很久，他让我关注那些原始的美感，他说，原始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

程先生非常重视笔墨，他有封给我的信里还谈了笔墨问题。他认为，“六法”中，最重要的应是骨法用笔。中国画应以笔墨为第一，传统很重要，没有笔法基础，作为中国画家将寸步难行。

有一次我问他人物画的背景怎么画，他想了想说，我和你合作，你来当主角，我当配角。比如我画陶渊明，他来补松树，慢慢我就明白了背景该怎么画。这种老师带徒弟的方式让人感动。

上观新闻：程先生会要求您画得像他吗？

汪大文：以前，我的画和先生的画很像。但是，先生还是希望我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上世纪90年代，我从香港回来后把自己的画拿给他看，他激动地说，这个才是汪大文。

到70岁时，我还在临摹先生的连环画《阿Q正传》。临摹的时候，感觉是通过创作每天跟先生“对话”。程先生有太多东西可以学，我到了70岁还觉得学的不够。小小的一支笔，在他手里怎么能有那么多变化，画得那么生动。一笔一笔临过，就能渐渐深入进去，知道路怎么走。可以说，我用了十年的时间进入程家样，又用了十年的时间跳出来。

上观新闻：这四本画册的创作源起是什么？

汪大文：1977年，我随师北上观赏内蒙古那达慕大会并写生创作，同行的还有陈逸飞、魏景山等人。回程时，因为我一直吵着要看荷花，先生便特地带我去了避暑山庄。那一天是9月7日，整个避暑山庄只有一朵荷花开着。先生借了我的铅笔，画下了一张小小的荷花速写。此后，我们先回上海，他留在北京，身边只带了一本宋词，当时旅行寂寞，他心里也有很多要讲的话，于是借宋词加书画的形式一吐不快，最终画了一本册页送给我，也就是《丁巳写宋人词意册》，第一幅就是那张荷花图。

上观新闻：程十发先生把册页交给您时，为何说要四十年后才打开？

汪大文：当时，我觉得四十年是很遥远的事情，也没去细想。现在想来，可能因为那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社会还没有很开放，那时候打开，也许里面一篇题跋引用的字句会连累他。至于先生为何要说四十年，里面的玄机我也不懂。我猜测，也许他认为四十年后，大家可以更了解中国画的笔墨和诗词；四十年后，我也快80岁了，再晚一点，也许我也做不动了。

不论走到哪里，这些册页我都随身带着，每年只打开看一次；过了黄梅天，一定认真吹干，再小心收藏起来。所以，这些画上水墨色彩饱满鲜艳如昨，到现在还像新画的一样。感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帮助我兑现了这个守了四十年的约定，也了却了我们师徒四十年的心愿。

上观新闻：跟程先生拜师学画的那些年，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和我们分享？

汪大文：这个太多了。1976年，他56岁，我们一起去黄山写生，照顾他的生活。我担心他年纪大了，给他一根棍子，我也扶着他走。没想到上山上到一半，我突然不小心滑了下去，幸好先生一把把我拉住。他幽幽地说：到底是谁救谁啊！

写生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看他怎么洗笔，磨墨，整整一个月，是我学得最多的。后来，程先生80岁那年，他躺在病床上，我还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上当，那时你56岁，怎么会爬不动山？

他还一直说，他的心脏病是被我吓出来的。1964年，我们与画院同事一起到青浦朱家角体验生活。一天，我被派去河边提水。我那时小，玩心重，半路遇到当地的小孩招呼我去他家试听刚装好的无线电收音机。我就跟着去了，早忘了老师还在等水煮茶。左等右等不见我回去，程先生和其他几个老师一路找到河滩，既不见人也不见水壶，急得一连声地说：这叫我怎么向她妈妈交代。这以后，就说我把他的心脏病吓出来了。

上观新闻：跟程先生学画的过程中，他有没有发脾气的时候？

汪大文：记得我们在北京工作，有天晚上放内部电影，我很想去看电影，先生却希望我协助他工作。但我和陈逸飞还是坚持去看电影，程先生就发了脾气。但第二天，他就写信跟我道歉，说想一想觉得错了，不该跟我发脾气，后来还帮我去讨电影票。等我年纪大了，慢慢理解了，画画的时候，身旁有个人帮忙拉纸、磨墨是多么重要。

上观新闻：您印象中的程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汪大文：程先生最喜欢帮人，谁家里有人生病，谁要找好医生，他都会想办法施以援手。他也喜欢拍照，我最早的彩色照片都是他拍的。1977年，我们去了北京雍和宫，当时还没有对外开放，四周非常荒凉，大殿的门关着，但石板路的缝隙里盛开着野花。他给我们拍了照片，在画的题跋里写下，“在石缝里倔强生长”，这代表他的性格和品格。

先生一直鼓励我出去闯闯，多看看、多学习其它艺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放开，我口袋里装着四百美金、带着儿子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虽然我谋生完全没问题，但程先生还是帮我给他的朋友、著名收藏家王己千写了纸条，托他关照。记得王己千当时对我说，你的老师对你真好，肯放你出来。

程先生是一个智者，很有禅意。他的册页我珍藏了四十年，这次公开出版，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程先生是怎样的人，为何可以创建海派程家样。

上观新闻：您和程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汪大文：是我为先生送终的时候。程先生住院后，我一直去看他。记得他去世那年，也就是2007年6月18日，是父亲节，我去医院里看他。他眼睛望着天花板，好像在想什么。我问，我们要不要再合作一次？他的手臂缓缓举了起来，我拿了一支圆珠笔放在他手上，握着他的手，在护士的记录本上画下了一根线条，像心电图一样。那是我们师徒最后的一次“合作”。

他在医院住了两年，但每次一讲到画，他就很清醒的。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去看他。7月15日，他已经基本失去了知觉。医生告诉我们，老师快不行了。我在病床前站了三天，直到他去世。他走了后，我就一直看着他的右手，那只画过多少画、写过多少字的手，心头浮起的是先生题跋过的句子：万物皆飞尘，艺术是长春。

汪大文在地铁《仰潼观止》文化专列上

上观新闻：为什么要把这套书的出版比作一场旅行？

汪大文：我在册页的后记里写：人生是由很多片段连接而成的，如有时光隧道，我们师徒可沿着四本册页走回到以往的岁月。40年，这是一次故事的旅行，也是一次文化艺术的旅行。时至今日，程十发的艺术应该贡献给更多人来理解。现在是打开它们的最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