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辞书，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辞海》、《汉语大词典》之类的大部头，通过检索其中数以万计的词条，我们得以描绘和认识世界。

然而，在信息化时代，检索耗时、更新缓慢等缺点正制约着传统辞书的发展。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出版技术，昔日的皇皇巨著，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

传统辞书如何重获新生？8月14日，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2019上海书展“古今七日话辞书”系列第一场“辞书的文化担当”讲座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未来的平面辞书将向“融媒辞书”转变，通过权威内容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形成全新的辞书内容生产方式。

辞书承载民族记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目前全世界有7111种语言，有专家估计，到本世纪末，将有90%的语言濒临灭亡。“辞书作为语言的主要载体之一，在传承历史和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李宇明说。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辞典，全书收单字1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涌现出《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修订本）、《大辞海》、《辞源》（修订本）、《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一批标志性辞书，改变了我国“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面貌。

在李宇明看来，辞书的主要功能是描写世界，因此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全部，“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辞书来表现。”但他同时指出，辞书不是简单地描写世界，而是根据民族的愿望描写世界，所以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每一本辞书都在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建构得好就成为民族的知识体系。”

辞书发展面临三大问题

在数字出版时代，平面辞书的许多弊端，包括修订时间长、查检携带不方便，以及储存运输成本高等，越来越制约着普通读者对辞书的使用。李宇明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坦言，在这一表象背后，辞书的发展面临着三大问题。

首先是年轻编辑队伍的培养问题。一方面，因为企业改制以及营收压力等问题，辞书出版单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如从前，另一方面，年轻作者要胜任辞典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时间成本较大。“我们的老作者都是几十年在辞典里磨出来的，他们基本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但如今大部分已垂垂老矣。”

其次是基金扶持问题。我国的品牌辞书很多都为国家重大立项工程，由国家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李宇明坦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单位对辞书的后续更新维护面临着不少经济压力。“能不能做到五年一修、十年一修？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最后是技术问题。李宇明认为，当前很多优秀的辞书编者熟悉的都是传统媒体技术，对互联网技术并不了解。“网络像大海，传统媒体未必能很好地在里面游泳，如何利用新技术手段，解决辞书未来发展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网络成为第一查检手段

互联网时代，辞书的用户群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原住民”逐渐成为主体。“所谓的宅男宅女不是宅在家里，而是宅在手机里。”在李宇明看来，当前已进入“键盘时代”，“我们的知识传承，将来还是要靠这些网络原住民。”

此外，人们的辞书查检习惯也已发生了变化。网页检索、APP检索等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同时，网络辞书人人可以创建、编辑词条的特性，使其内容丰富性大大增强。以百度百科为例，截止2019年8月14日，累计词条已超1400多万个，累计编辑已超1亿5000万次，参与编写人员达到680多万人。而32卷的纸质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条目数量只有6万个。

“网络已经是人们遇到问题第一查检的地方。”李宇明说。但他同时强调，平面辞书“内容权威”的优势没有改变。“平面辞书是‘桥栏杆’，有的人不查平面辞书不放心，但一般人不会去扶桥栏杆，所以它起的是保障作用。”

“融媒辞书”是必走之路

面对网络的巨大优势，传统辞书怎么发展？对此，李宇明认为，“融媒辞书”是必走之路。所谓“融媒”，是指将传统辞书的权威内容与高超的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形成全新的内容生产方式。换言之，要将网络辞书的灵活性和传统辞书的扎实内容融合，迎接5G时代和语言智能时代的到来，促进辞书的“智能化”。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出版机构已经在“融媒辞书”方面做出初步探索。例如，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新华字典》App上线，完整收录了《新华字典》第11版纸书内容。

与纸质版不同的是，App支持动态和静态两种标准笔顺，并且提供“我来写写看”等功能，通过跟写和默写等交互技术，让学习者能够了解正确的笔顺笔画。App还支持由《新闻联播》原播音员李瑞英录制的原声播读，以及闯关竞赛等内容服务，可供读者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学习的乐趣。

此外，正在编纂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也将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把专家编纂的权威性和大众参与的开放性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形式的有机结合，从而满足互联网时代下的新需求。

李宇明表示，当前，中国已经有定义“融媒辞书”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关键是我们需要行动起来，做辞书要有‘文化担当’，要充分把民族的集体记忆，集体智慧传承下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