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初中生袁宏立在放学回家路上被一列帐篷堵住。正是由秋转冬的季节，傍晚的上海街头寒意渐浓。

帐篷后还有更多人，或站着，或坐在自己搬来的小凳子上，或是干脆蹲到地上。本就不宽的长乐路，半边几乎被这百余米的长队堵死。

袁宏立不禁好奇，上前询问队尾的男人。他告诉袁宏立，再过3天，街上一家滑板店将发售一款板鞋，“限量的”。而前面那些支帐篷的，至少4天前就开始排队了。

什么鞋，能让这么多人为之守候整整7天？当时的他想不到，在后来的15年里，他时常会做同这批人一样的事情——排队抢鞋，在线下，也在线上。

不过，行事目的却已改变。最初，初中生袁宏立只是想穿一双与众不同的鞋，在同学面前炫耀；后来，大学生袁宏立最爱收藏限量鞋，甚至舍不得穿上出门；现在，年过而立的袁宏立会挑能在二级市场上炒出高价的鞋，“抢到就是赚到”。

缘何而变？炒卖潮鞋近10年的胡迪认为，二级市场的膨胀，与新兴交易平台脱不开关系。

“潮鞋上的金融属性似乎已经压过它的文化背景与实用价值。”胡迪说，“我一度觉得它像股票，但再想一想，这些鞋子是不是更像17世纪的郁金香？郁金香狂热持续了30年，不知潮鞋二级市场的狂热又能持续多久？”

从前只买喜欢的鞋

袁宏立将采访时间约在周六的10时05分。

为什么不是整点？他回答，10时整，耐克会发售两双限量款球鞋。他不想让这次采访影响抢鞋。记者提前10分种抵达见面处，袁宏立笑着说：“好吧，那你正好看看我抢鞋，说不定能一转我最近的霉运。”

10时差2分时，袁宏立打开耐克的限量款球鞋登记抽签应用“SNKRS”，点开球鞋页面，不停地下拉刷新。“现在开始，你不要打扰我。”他再三叮嘱记者，“一句话都不要和我说。”

10时过十几秒时，球鞋被“放”出，袁宏立迅速登记完尺码、个人信息。点击付款后，他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保持这个姿势近1分钟，他才重新拿起手机，旋即又无奈放下——“又没抢到。”

袁宏立懊恼地望向窗外。近两个月，他从未成功抢到一双限量款潮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两个月没外快赚了”。

据他判断，这双“Air Jordan 1”（即“乔丹一代”，属于以NBA球星乔丹命名的球鞋系列）没多少升值空间，不必为了转卖而抢。但用他的话来说，难得碰到一双“真心喜欢”的鞋。

几年前的袁宏立并非如此。那时的他只买自己认为好看的鞋；抢不到时，他会去一些圈内有名的网店逛逛。但因担心买到假鞋，袁宏立不会从这些网店买鞋，“只做网络版的‘window shopping’（指只逛不买）”。

2013年，耐克发售一款经典潮鞋复刻版“Dunk SB Low Shanghai”。在球鞋论坛上刷到这条消息时，袁宏立激动不已——这双鞋正是2004年长乐路那家滑板店所卖鞋款的复刻版。

“可以说，这双鞋把我带进了这个圈子。”袁宏立说，“那以前，我从没注意过，原来鞋子能那么好看，那么引人注目。”他同时觉得，自己脚上那双不知款式的跑鞋“太土了”。原先只穿父母选购的跑鞋的袁宏立，主动提出买鞋申请。父母允诺，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即初三学生的一模考，如果他能考出好成绩，就任他随便挑选一双鞋。

袁宏立本就成绩不错，有了奖励刺激，更是拿到了历史新高的年级排名。寒假里，他在父母陪同下第一次走进长乐路那家滑板店，却被告知，那款鞋早被当场抢光。无奈，他买了一双外型类似、配色不同的鞋。开学后，他穿新鞋去学校，于意料之中，收到了好友们的夸赞。

工作后，自己挣钱的袁宏立开始在网上搜索那双心心念念近10年的鞋，却因顾虑假货问题而作罢。直到复刻版于2013年发售，他才幸运地从官方渠道抢到一双。

袁宏立抢购的两双潮鞋恰好同时到货，干脆一同穿上脚，试试大小是否合适。 受访者供图

炒鞋与炒股“挺像的”

但袁宏立最终没能留下那双鞋。

2018年，袁宏立在股市遭遇滑铁卢，不舍得“割肉”的他无力支付房贷。同样喜欢潮鞋的朋友提醒他，可以去二手潮鞋交易平台卖几双闲置的鞋。

在此之前，他从不在非官方渠道买鞋，买来的鞋也只用作收藏，或干脆上脚，并未动过转卖的脑筋，也不了解何种鞋款有炒卖价值。下载应用后，袁宏立才发现，自己这些年来购买的二十余双鞋，能卖出高价的并不多；而那双复刻版“Dunk SB Low Shanghai”，恰巧是其中最值钱的一双。

“买回来的时候花了千把元。”袁宏立说，“上APP一看，最便宜的卖家也卖5千元。我那双42码，听朋友说，至少能标价6500元。”

他本还担心买家与他扯皮，怀疑他卖假鞋，甚至用假鞋调包他的真鞋。未曾想，平台要求他将球鞋先行寄到平台处，鉴定为真货后再向买家发货。他与买家并无直接接触——从头到尾，他只需在应用上标价，再将球鞋寄出，就收到了扣去手续费的6千余元货款。

在“毒”APP、“NICE”APP等平台出现之前，球鞋二级市场的散户之间，交易量并不大。大多数散户，只是在网络论坛零星交易。

“这些二手交易平台的出现，大大方便了普通玩家买卖潮鞋。”胡迪如是说。

胡迪与袁宏立不同，也与绝大多数潮鞋玩家不同。他不打篮球，不看篮球赛，梳着偏分头，穿一件灰色POLO衫，配西装长裤与皮鞋。他的家中也没有哪怕一双潮鞋，他告诉记者，“全卖了”。

“我对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没兴趣，纯粹是为了赚钱才会研究鞋子，炒卖鞋子。”胡迪很坦诚，他觉得自己只是兼职“黄牛”，“2010年前后，身边有朋友靠转卖球鞋，几天轻松赚了好几万元。我当时很惊讶，也很羡慕。这丑鞋子还能卖那么贵？我也要赚这个钱。”

什么鞋有升值潜力？什么鞋买来会砸手里？什么鞋好抢，怎么抢，怎么卖，凭什么让买家相信这是真鞋，该找谁鉴定？这些问题充斥在胡迪的脑中。同事们经过胡迪的工位时，他的显示屏上永远是贴吧、虎扑等潮鞋相关论坛的页面。为此，领导找过胡迪谈话，让他“上班时专心工作”。

说到这儿，胡迪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他说，自己的第一单生意很顺利，抢到鞋后很快就在论坛上找到买家，赚了小一千元。但在之后近一年，他再也没有开张过，因此特别焦虑。被领导警告后，他才有所收敛，“毕竟不能靠这个吃饭，太不稳定了，还是保住工作要紧！”

“炒卖潮鞋和炒股挺像的——认准一双鞋会涨，‘开盘’的时候买入，到了高点抛出。只不过，你不一定有机会买入，抛出也很麻烦。”正因此，胡迪进货时慎之又慎，因为每一单所耗的时间、精力已经够多，若再亏钱，他无法接受。

每个买家都是卖家

潮鞋C2C（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交易不便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17年。自那一年起，以“毒”为首的几大新兴二手潮鞋交易平台兴起。

资本嗅着潮鞋市场成长的气味而来。今年4月，“毒”完成A+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十亿美元；5月，“斗牛DoNew”完成近千万美元A轮融资；6月，“NICE”正式宣布完成了数千万元美元的D轮融资。

与融资同时起飞的是它们的成交总额。就在最近，运动品牌李宁也宣布入驻“毒”，直接在该平台发售最新商品。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些平台‘火’的原因。”胡迪告诉记者，这些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提供鉴定服务，同时大大简化了交易流程，“只要是有升值空间的鞋，抢到就是稳赚不赔。这就是我所说的——每个买家都是卖家。”

袁宏立也向记者表述了类似结论。他说，自己第一次卖出复刻版“Dunk SB Low Shanghai”后，一度有些惊讶——卖鞋赚钱居然如此轻松。

“对我来说，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基本为零。”袁宏立觉得，他已抢鞋多年，熟悉流程；又懂潮鞋文化，知晓何类鞋款能卖高价；有了这些交易平台后，更是不愁转卖渠道。既然如此，何不赚点外快？“只要定几个闹钟，每次花两三分钟动动手指，运气好就能赚个几百、几千元。”

这也许并非交易平台的本意。就在几日前，“毒”发布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通过大幅提高保证金等手段杜绝炒鞋行为。“毒”的工作人员说，希望潮鞋玩家远离炒卖，理性消费。

“想法不错。这些措施也确实能消除部分人‘捂货’的行为，但治不了本。”胡迪很相信自己的判断。

事实上，包括胡迪在内，会“捂货”的卖家大都不在乎这点保证金。“比如说，我有双鞋，被你拍下后涨了一千。我不卖给你，APP最多扣我几十上百的保证金。我再以现价转卖给别人，算下来还能多赚七八百，我还是会选择‘捂’。”

“设置保证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会起到反效果。”袁宏立也赞同胡迪的看法，“对我们这些个人卖家来说，交了保证金反而给了我们违约‘捂货’的底气——大不了扣钱嘛。钱扣了，那我也没有负罪感了。”

袁宏立收藏的部分潮鞋。 受访者供图

“非官方”的鉴定师们

阿迪达斯的“椰子”系列，成了潮鞋二级市场的常客。不仅有“捂货”的卖家，更有售假者。

“NICE”的鉴定师小马（化名）当初学习球鞋鉴定，正是因为“花了几千买了双‘椰子’，连穿一个礼拜。懂鞋的朋友没忍住，告诉我这是双假鞋”。这对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小马来说太难承受，“那是我攒了大半年的实习工资和生活费。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搞懂鉴定，绝不再买假鞋！”

小马很幸运，那名提醒他买了假“椰子”鞋的朋友正是一名圈内小有名气的鉴定师。

潮鞋二级市场发展至今，球鞋鉴定师这一工作仍未完成标准化、规范化。绝大多数鉴定师入行靠自学，必须花大量时间与精力去研究真、假鞋的工艺差别，大量阅读前辈的鉴定帖，甚至还要购买真、假鞋练习鉴定。因此，鉴定师水平参差不齐，“大神”级的数量稀少，且知名度基本来自大众口碑，目前没有也不可能有官方认证。

几大交易平台时常因鉴定环节的问题遭人诟病，不时曝出售假丑闻。“毒”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平台与鉴定师们“有多种合作方式”。

“其实几大平台、论坛上那些鉴定师的重合度很高，毕竟‘大神’就这么十几个。”小马是以兼职挂靠的形式与平台合作，“我个人认为，这几个有名的平台不可能主动售假，这是饮鸩止渴。出现售假现象，只可能是鉴定师疏忽了。毕竟一天鉴定几百、上千双鞋，难免出错。”

小马告诉记者，大多数鉴定师都选择匿名，“因为鉴定师等于断了假鞋贩子的财路。不匿名的话，即使没有生命危险，至少会有骚扰、威胁。”

他曾接到假鞋贩子的邀请，高价雇他为假鞋背书。小马毫不犹豫就拒绝了，“我就是因为被假鞋坑过才入行，怎么能再去坑别人？而且我一直处于匿名状态，他们只能联系到我的网络账号，无法影响我本人。”

但即使像小马这样对假鞋深恶痛绝的鉴定师，也会在鉴定上出错。他曾在一双“高危鞋”上失手，将假鞋鉴定为真，被买家投诉。“‘高危鞋’是指很难鉴别真假的鞋。那次‘翻车’后，我碰到‘高危鞋’都直接打上一个‘无法鉴定’的标志退回。”

球鞋鉴定基本只能依赖鉴定师的经验。有视频显示，国外知名球鞋鉴定交易平台“GOAT”的鉴定师甚至靠“闻味道”来鉴别真假。

“真鞋、假鞋又有什么区别？”一名在记者朋友圈售卖假鞋的微商直言，“真鞋的品控越来越差，有些假鞋的质量还更好，价钱也更便宜。”

记者亦联系了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品牌方告诉记者，他们只能保证其官方渠道所出的货为正品，不提供鉴定服务。耐克曾推出二维码防伪措施，试图遏制猖獗的假鞋制售，却在短时间内遭破解。

“国内的鉴定还算靠谱。毕竟，中国鉴定师‘锻炼’机会多，比国外同行水平普遍高一些。”说到这里，小马的脸上只有苦笑。

“毒”的鉴定服务页面。

故事与鞋子日渐背离

除了假鞋贩子，潮鞋玩家们同样厌恶无处不在的“黄牛”。从线上到线下，这群人每次出场，必卷走大批潮鞋。

胡迪对记者说，“散户”不可能与“黄牛”抗衡。无论是技术、精力，还是财力，“散户”都无法在前期投入太高成本。“比如，有一种发售方式叫‘突袭’，即品牌方不做预告，突然放出一批限量鞋供抢购。要么全天候守着官网，要么正巧碰上，但这都不太可能。而‘黄牛’就可以用技术手段24小时监控，第一时间抢购。”

“‘黄牛’们在线上通过技术手段抢鞋。大量的BOT（指机器程序）会在发售的瞬间抢完几乎所有的货。”袁宏立说，“线下发售时，他们也会雇人来排队——大都是大爷、大妈们；他们自己也加入队伍，并在发售结束后以稍高于发售价的价位截胡散客。”

袁宏立亲眼见识过一次“黄牛”之间的现场“火并”。2017年6月，他在淮海中路上一家阿迪达斯商店抽签购买“Yeezy 350 Boost V2 Zebra”（“椰子”鞋系列之一）。没能抽中，准备离开的他看到两伙人在楼下扭打成一团，询问其他旁观者后才得知：一伙“传统‘黄牛’”不满另一伙“黄牛”通过技术手段抢到大批新鞋，双方争执间打了起来。

“这鞋子原价2千元不到，转手轻轻松松能卖到5千。”袁宏立笑了，“也难怪他们会眼红，甚至打起来。”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的张春伟律师告诉记者，从民法角度来说，潮鞋并非火车票这类特殊商品，买卖并不违法；但从行政法角度看，“黄牛”在转卖球鞋时若没有合法纳税，仍有违法可能性。

“散户”对“黄牛”深恶痛绝，但不少“散户”一旦抢到鞋，亦会高价转手。这是一个由线性走向闭环的市场：品牌方站在最上游，或改个配色，或复刻老款，或与其他品牌联名，就能向下游洒下无数“饵料”。只要炒卖还在继续，闭环就会不停转动，环里的人们也会不停交换位置，而泡沫则越来越多。唯有交易平台，在流通环节安稳不动，抽取一笔又一笔佣金。

那“散户”与“黄牛”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胡迪倒是很坦然。他说：“没有区别。”过了会儿，他补充道：“泡沫不知何时会破，何不趁早多赚些钱？”

袁宏立则沉默良久，似乎下定决心般抬起头，“我不打算再抢鞋、卖鞋了。新鞋发售得太多、太频繁，好看的鞋、有故事的鞋却越来越少……”

更确切地说，那些故事，与鞋子本身日渐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