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清军在大沽口先后开展了三次抵御英法联军侵略的大沽之战。三场战役，清军两败一胜，虽然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算规模很大的战役，但却从根本上影响和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近代中国战争频仍，大小战斗、战役不计其数，大沽口之战在某种程度上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大沽之战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关注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沽之战可以说是晚清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导致清政府的权威开始走向没落的开始，之后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更多的屈辱接踵而至，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解体已成必然，而近代中国的命运从此更加苦难与曲折。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满朝上下后知后觉

19世纪中期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鸦片战争只是中国面对全新世界的开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更长的困难与磨难也才刚刚开始。从国内局势来看，咸丰元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两年多时间太平军就占领了南京，建立了政权，江南繁华之地尽毁，清廷统治面临严重危机。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列强挟工业革命之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弱肉强食成为世界大趋势，英国、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了沙俄，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美国采取与英、法勾结积极谋求中国利益的策略，沙俄则将侵略重点聚焦到远东地区。所以这一时期的晚清政府，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局势，都是非常糟糕的，一方面太平军战事正紧，一方面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败北，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后，法、美等西方列强也趁机跟进分别与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清王朝从此沦落。

对于朝廷来说，割地赔款毕竟还是换来了暂时的平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更大的问题与威胁摆在那里，清廷并非视而不见，却也无所作为。这种得过且过，以割地赔款求和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安静。从各个方面来看，历经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无论如何从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来看，也不至于是很差的，仅以四万万人口指标来衡量，也能够说明彼时的大清国也算是强盛的，所以清中前期对于边患可以说是应付自如。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最大威胁，既不是来自内部，也不是来自周边游牧民族，而是来自经历着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可惜的是，清政府整体缺失这种忧患意识，满朝上下对于西方列强的图谋及野心可谓后知后觉，甚至无知无觉。多年之前，曾国藩对洋人的评价也仅限于“性同犬羊，贪求无厌。”当得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也是寄希望于英国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西方挟工业文明之优势席卷全球，恨不得全世界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与资本市场，怎么会容得下一个地大物博的古老中国独善其身？中国这块巨大的蛋糕，谁不想吃上一大口！历史证明，短暂的平静之后所要面对的都是更大的灾难和屈辱，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当时的中国，可怕的并不是西方列强，可怕的却是根本不知道也不愿意面对威胁，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战争表面由修约遭拒引起，实际却是精心策划

鸦片战争以后的十多年，西方列强虽然以枪炮打开了渴望已久的古老中国的大门，但是事实却远远未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比如英国在对华贸易方面就距离其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再比如广州虽然早已辟为通商口岸，但却在英人入城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列强自然而然地将修改现行条约作为攫取更大在华利益的手段。1854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涉及全面增加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以及公使常驻北京等内容，法国、美国随后也提出了类似要求。由于所提修约要求非常苛刻，不出意外为清政府断然拒绝。修约这条路无法走通，列强自然想到了战争恐吓乃至直接发动战争让清政府再次就范。

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表面上由于修约而起，又以订立新约而终，但根子上却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更大侵略主张的实现手段，战争以及战争恐吓从来都是西方列强精心策划与组织的侵略手段。纵观整个战争过程，英法美俄等列强采取了边打边谈判边恐吓的策略非常明显，至于其中所谓的契约精神、谈判折冲、谈判技巧等等，都不足以否定列强侵华之实。一些学者，尤其是部分史学研究者，所谓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初衷是要做生意，并且嘲讽清政府没有契约精神，不遵守合约条款，进而导致列强不得不采取战争手段达到目的之类的论调，实不应该，也与事实史实不符。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评论引发鸦片战争的动因时，说“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战争，其最关键的原因仍然是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东西，即最大限度地打开中国市场、改变贸易逆差状况，甚至是把中国变成其资本全球配置中的一环。对于这些，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尤其是历史学者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更不要曲解和歪曲历史。

三年三战，中国命运从此加速滑落

三次大沽之战实际上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局部战争，但是却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势，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大沽口即白河口，位于今天津市东南50公里海河入海口处。西北距北京约170公里，东濒渤海，西邻海河平原，隔河与塘沽相望所谓“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有京津门户、海陆咽喉之称，是中国明、清时期重要的海防要塞。

1858年3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同往上海要求修约遭拒后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列强要求再次遭拒后，于5月挑起第一次大沽之战。当时英法联军2000余人，舰船20余艘，仅用两小时就击溃了清军，摧毁大沽炮台。大沽失陷第二天，咸丰皇帝慌忙派出了自己的亲信大臣，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名将僧格林沁驻防通州，防范联军继续北上。此后，英法联军威胁进攻天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后清政府对外签订的非常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之一。《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 增开多处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等款，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大沽之战，发生在1859年6月。当年为《天津条约》批准书互换期，英、法、美公使拒绝清政府在上海换约的要求，率2000余人，大小舰只21艘于6月20日到达大沽口外，又拒绝清政府北塘登陆换约的通知，蛮横坚持经白河入天津进京换约，并要求清政府限期撤除白河防御。25日，英军司令贺布率舰队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袭击，僧格林沁指挥清军英勇反击，激战一昼夜，毙敌93人，伤敌355人，击沉敌舰4艘，英法联军惨败。联军的失败在于轻敌。舰队司令贺布少将在闯入河口后，就“认为他已稳操胜券”。僧格林沁也对这次战役作了较深入的评论：“该夷此次之败，率因骄傲欺敌。其意以为炮台营垒，垂手可得，水战失利，继之步卒。是该夷不信中国敢于一战”。清军以有备击无备，在火炮射程内突然攻击，集中打击敌旗舰，使其指挥失灵，陷入混乱，从而获得大胜。但由于清军没有航速快、火力强的近代化舰艇，因此未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只好任其安然撤出战区。清军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取得了暂时的军事胜利，使咸丰皇帝大受鼓舞，竟然幻想着列强从此知难而退、罢兵言和。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也在北京成功换约。

不过一次局部战争的胜利，无法挽回大局，很快战火再起。1860年2月，英、法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七千人，卷土重来，更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与此同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8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抵大沽口，伺机而动，第三次大沽之战爆发。英、法军舰来势汹汹，逼临大沽海口时，毫无军事及对外经验的咸丰帝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8月21日，英法联军经北塘登陆，向大沽口石缝炮台和北炮台发起攻击，虽守军奋力抵抗，激战一天，但终因武器悬殊，炮台易手。此后，英法联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对此，咸丰皇帝难以接受，予以拒绝。谈判破裂后，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无奈之下，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清政府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9月21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全歼清军精锐。9月22日咸丰帝在极度恐慌中逃往热河。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后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抢掠一空，付之一炬。清政府派恭亲王奕訢为全权大臣议和，10月24日、25日，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导致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列强更加全面的侵略和渗透即在此时。近代以来，作为京津门户的大沽口，成为西方列强进逼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必经之路。160年前的三场大沽之战，从1858年始，每年一仗，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大沽口一失京师门户洞开，遗憾的是清政府及其统治者从未从根本上检讨和吸取大沽之战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更惨痛的丧权辱国肇始于此，从而致使近代中国加速滑入了历史低谷，中华民族也陷入了更大的历史灾难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挟西方工业革命巨大的科技优势和压倒性的武器装备优势，对落后的仍处在冷兵器时期的农业国家，进行的一次非正义的、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也就是这场战争的惨败，彻底将这个古老东方大国打翻在地，让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意识到此次面对的强敌，远非以往侵扰中原的蛮夷，而是数千年未遇之强敌。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也正如政府英法政府叫嚣的一样，他们的确给了大清帝国皇帝一个大大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当代中国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各种风险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认清形势，看清本质，吸取160年前的教训，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事情，认认真真发展好自己，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强大，人民变得更富足，经济变得更有活力，才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与极限施压的终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