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琼是在浙江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课上第一次听到“留守儿童”这个词的，她忽然意识到，1988年出生的她仿佛“就是那么长大的”。

她的家乡，在中国的留守儿童版图中毫不典型——并非西北戈壁滩或是西南的崇山峻岭，而是浙江淳安县距离县中心40多公里山路的一个小山村。

张琼是山村里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再往前追溯，“村里老少都在家，没有外出讨生活的”。

记者与她第一次沟通时，她自我介绍：“我是千岛湖人。”稍稍停顿后，她补充了一句：“我们本地人其实习惯了说淳安，但千岛湖比较有名。”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这片距杭州市中心约160公里、以旅游业和新安江水库（千岛湖）闻名的土地，因保护长三角战略水源而限制发展工业，各项经济指标常年在杭州市下辖区县中排名靠后，也导致近年在户籍统计中一直是“人口净流出地”，这在浙江东部发达地区中属于另类。

“或许我没有留守儿童的那种典型性。”张琼说，她曾经回忆留守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没有那么撕裂”。

“千岛湖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对于整个东部沿海环境来说，或许没有可以直接类推的普遍性。但从来不能排除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大环境里，也会有尚未被我们看到的角落。”说这话的王秀宁，做过以千岛湖为代表的东部留守儿童生活环境分析。他是一家南方媒体的评论员，土生土长的淳安人。

追踪淳安第一代留守儿童的意义何在？“在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哪怕淳安县这40多万户籍人口中产生的留守儿童现象只是一个特例，但这40多万人口中的问题还不足以让我们去深入了解吗？”王秀宁反问。

张琼的家乡位于淳安县一处山谷地带。 杨书源 摄

“快乐”留守

在小学五年级的暑假，张琼跟着母亲学会了做饭：先放菜油，再放肉，最后放菜和酱油，还要加点山里人爱吃的辣椒……

后来她才明白，这是父母即将缺席的“生存预演”。张琼学会做饭后1年不到，父母离开老家去了宁波的港口工作。

去宁波之前，父母问了张琼和比她小4岁的妹妹，“是不是同意爸妈出去工作”，姐妹俩毫不犹豫说愿意，当时她俩不大理解“出去工作”的分量。

张琼的父母原本在家附近的镇上做生意，把从别人家里收购的茶叶、毛竹转卖出去，父亲还开过小卖部。

小学四年级时张琼已有“准留守经历”：父母在镇上做小买卖，平时1个月回村里一次。父亲常为张琼买一箱方便面，以备她周末从学校回家后的晚餐之需。

等到张琼小学六年级时，在外工作的父母把姐妹俩寄养在舅舅家中。“其实也没什么不同，或许就是茶几上的零食不能随心所欲地拿了。”相比寄宿别家的不自在，张琼更多的回忆还是温暖的，“那时候我喜欢和外婆睡一个床，听她和我说湖里的传说，讲水鬼的故事。”那时村里少有陌生人，因此，长辈们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时常与鬼怪挂钩。

而山外面父母的世界是怎样的？张琼当时只去过一次宁波，“感觉有些无聊，因为父母每天下班已经很晚，你也只能被关在宁波的家里”。

“上海、宁波、舟山、张家口……”王志鸿一口气列举了很多城市，都是他5岁后父亲去过的地方。

王志鸿和张琼是高中同学，现在在杭州一家证券机构工作。他童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过年时翻看父亲从城里带来的照片，那里有从未见过的摩天建筑。

王志鸿记得，有一年端午节，父亲带回家一个菠萝，那是一家人从未吃过的水果，包括父亲在内都不知该如何下口，最后急性子的母亲拿来菜刀，“跟切西瓜一样切成了4块，我们按照吃西瓜的方式吃完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菠萝”。

给父亲写家书，同样充满乐趣。王志鸿的爷爷奶奶早逝，母亲一直在家料理家事，但母亲识字不多，所以家书都由读小学的王志鸿代劳。信写完了，他总是争着去邮局寄信。

而父亲以前在老家私人水泥厂上班，厂子效益不好，才和家里亲戚到城里学习建筑工程技术——这是他在成年以后才明白的“更加无奈”的现实版本。

相对于西部地区，较好的家庭物质生活、每户家庭生育子女较少而带来的相对集中的教育投入，或许正是千岛湖留守儿童的特性。

“他们现在生活得不错，不管有没有上大学，很多人都选择了距离老家近的杭州定居。”这是张琼对童年小伙伴的近况概括。说这话时，她刚结束周六的加班，还穿着银行制服。

当记者表示还想采访更多张琼与王志鸿的老家同龄人时，却遭到拒绝。借用张琼转述的理由——讨论过去没有意义，不产生什么经济收益。

记者问张琼，为何同意接受采访？

她答：讲出这些往事，是社会学专业毕业学生的社会责任。

山村往事

淳安县境内的汽车牌照和杭州市区一样，都以“浙A”打头，但在2007年考上浙江大学以前，张琼从未去过杭州市区。

按高铁速度计算，2018年底千岛湖站通车以后，从杭州市区到距离淳安县城不远的千岛湖站所需最短时间是49分钟。不过，张琼说：“整个童年里，杭州就是遥远的省城，与自己的归属感无关。”

“旅游业发达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不能在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那么你就无法登上财富的列车……外出打工反而是更好的选择。”这是王秀宁对于远离景区的淳安人生存处境的理解。

张琼说起家乡那个小山村，觉得“和旅游业关系不大，因为距离县城太远，风景在千岛湖一带也只是一般好，无太多特色”。

记者按图索骥来到张琼的村庄，这里和她的描述并无二致，除了路两边的房子已重建成装饰考究的小洋房。不过，户籍人口四五百的村庄，常年在家的不足百人，且多为老人。

老人们夸耀着这个村的特色：年轻人读书争气，出了不少硕士、博士。一位六旬老人总结道：“我们这里子女学业有成的，哪个父母没出去过？”

“的确，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村里最早走出去的都是能人，对家庭有更多责任和担当的人。”1986年出生的王秀宁也有短暂的“留守”经历，当时他父亲作为管理干部被外派到南方的大型工厂。

王志鸿有一段童年时被汗湿笼罩的农忙记忆，当时母亲要求他全程参与田间劳作。每当他精疲力竭时，母亲就会告诫：你如果读书不用心，就离不开这片田。“一辈子走不出这里”，这话对当时的乡村少年来说，是真实的忧惧。

而同一时段，张琼在学校寄宿时遇见的恐惧，却上升到了生死之事：五年级时，宿舍里睡在她邻床的女孩意外死亡。

那女孩也是留守儿童，父母离异，父亲在杭州打工，她从小随爷爷奶奶长大，颇为受宠。某个周五晚上，女孩诉说腿疼，无人在意。次日上午，女孩先请假回家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学校。后来张琼从大人口中得知，女孩于周日去世，她得的其实是伤寒，而“爷爷奶奶不懂医学常识，看错了医生用错了药”。

张琼有半年时间对着身边空荡荡的床铺难以入眠。那个学期，生活老师默许寝室里的学生开灯睡觉。“我记得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妈。”张琼说。

教育分野

张琼说自己在学业上接受的一直是“放养式教育”，小学四年级以前她都在村里读书，“就是你们新闻上看到的那种，两名老师教4个年级，轮流上课”。

“我在镇上读初二时，来了一批很年轻的外地师范大学毕业生，我们的课堂质量提升了很多。”这是张琼特意告诉记者的。

张琼中考前，母亲从宁波请假回家陪考。虽然母亲没读过书，但是意识到“孩子们的人生路就要在这次考试以后不同了”。

张琼顺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淳安中学。学校里，有一半学生来自县城，还有一半来自各个乡镇中学。正是在高中阶段，张琼开始感觉自己“不够丰富，只会读死书”：每逢文艺演出，她总是台下的观众；她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甚至有时女生们讨论的话题都是她从没听说过的。

“县城里的孩子，连明星知道都得比我们多。”正是在高中时，张琼才习惯和女生一起玩耍。

此前，她在小学、初中时的玩伴大多是顽劣的男同学。“当时有的男同学甚至双手把老师逼到墙角，再把老师像杠铃一样高高举起……”她回忆得眉飞色舞。

上高中后，张琼的回家路越来越远，她去舅舅家的路程从步行两个多小时变成坐公共交通2个多小时，回家次数从每周一次缩减到好几个月一次。

“公共汽车中途经过上江埠，没有桥，一定要坐轮渡。”那半个多小时的摆渡路程，张琼总要走下公共汽车，到甲板上逛逛，作为紧张学业中的放松。直到她大学快毕业时，上江埠才修起大桥。

王志鸿经历了两次家人主动为自己安排的“教育升级”：第一次发生在小学高年级，他从自己所在的南赋乡转到邻乡的中心小学，理由是邻乡的初中教育质量更好，每年100多名学生中能有10人被淳安中学录取，而他原来所在的乡初中考取人数不超过2名；第二次他从乡上的小学转学到当地第二大镇，同样是为了“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

带记者一路进山的出租车司机，也提及了他侄子小杰往返于杭州市区和淳安之间的辗转求学路——幼儿园在杭州，上小学时也在城里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小学三年级时回老家镇上，初一又被在杭州开餐馆的父母接到当地一所私立的外国语学校，学费高达每年1万元。只是，一年后，小杰又提出要回镇上读中学。一家人直到小杰去杭州读大专才重新团聚。

“如果可以，谁不愿意孩子在自己身边接受最好的教育？”小杰母亲在电话里问记者。

张琼以前回家时必经的摆渡码头，在她读大学时修起了大桥。 杨书源 摄

留下烙印

读研时，张琼被保送至长三角另一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师从学院里名望颇高的资深教授。

这一切足以写成漂亮的简历，但是当记者问她是否考虑过在上海就业时，她的答案是：没考虑过，感觉自己没有“两把刷子”留在上海。

在学术生涯里，让张琼更得心应手的，“似乎还是童年时的经历”。她参加过不少做志愿者服务的学生社团，凡是弱势群体她都愿意提供帮助。一次，她和导师门下的十多位研究生一起去西北的空心村调研，在其他学生尚难与村民深入交流时，她已钻进田地和村人以最自然的方式打招呼。

留守儿童的经历，在他们成年之后的选择中留下烙印。

王志鸿在大学毕业那年放弃保送研究生的机会，先到贵州山区支教一年。在当地一所高中，他遇到了许多有留守经历的孩子。他请孩子们在一封信里写上对未来的规划，又发动身边所有优秀的朋友给孩子们回信。

在父母支持下，王志鸿找到了在小学时通过“希望工程”赞助他学费的一对杭州夫妇，现在两户人家之间常有走动。

家里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不少，但父亲进城务工的习惯仍改不过来，王志鸿知道，父亲闲不住，这是他几十年来形成的对自己“价值感”的肯定方式。父子俩“约法三章”：父亲务工范围要在杭州市区以内；每年夏天父亲都要停工回老家休养。

工作再忙，王志鸿也喜欢回老家，一年少则十几趟。这两年，他在村里承包了30亩土地种山茶树，每年能收四五百斤山茶油。他在朋友圈里把山茶油连同千岛湖的风景一起售卖。

张琼的父母用积蓄将老家房子修葺一新，粉色和驼色相间的三层楼房，配着绿色窗户，色彩明艳。父母坚持为已经成家的姐妹俩各自安排一层楼作为新房，他们没有听从女儿的劝阻，坚持让木匠为她们各自打造一套价值1万多元的组合家具。尽管他们深知，女儿们回来住的日子并不多。

父亲还在每个卧室都修建了卫生间，最近迷上了在家里各个角落安装摄像头，他喜欢坐在总控的屏幕前自主切换。

“我们都很支持父亲在乡下房子做的改造，毕竟他在城市待得比较久。”张琼说，她一直感念父母外出打工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生活可能性。

破解痛点

“我父母已经是村里最灵活的人，可是他们也实在做不起来小生意，村里人口基数太小了。”张琼说。

在张琼四五岁时，乡里计划办些工业，比如石头厂、燃料加工厂、造纸厂，但由于政府对库区环境的保护要求日益严格，这些工厂慢慢萎缩消失。

对农业的尝试也从未停过。村里人在近10多年里发现种板栗、银杏和四季豆的利润空间高，就纷纷由种水稻改种经济作物，但每年的市场价格浮动总让村民们觉得“慢了半拍”。

于是，大多数中青年继续外出打工，孩子们也继续被摆放在城乡之间的夹缝中。

记者采访这几天，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的一个大学生志愿服务队正在张琼的老家为留守儿童提供15天的陪伴教育。

大学生志愿者和记者分享了一个课堂细节——折纸课上，一位志愿者随口和孩子们说，可以把折好的千纸鹤送给爸爸妈妈。孩子们突然沉寂，许久后陆续开口：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他们来时常常吃着冰棍，手上戴着手表，服装也很整洁，有时会让你感受不到他们是留守孩子。”大学生队长高醇告诉记者。

当然，总有细节提醒着志愿者这些孩子的处境：课程中途，不时有老人替孙辈请假，孩子们兴奋告诉志愿者，要去父母工作的大城市和父母见面。

除了孩子的情感寄托，更为实际的问题还有祖辈们对于隔代教育力所不能及的抚养焦虑。

在张琼从小长大的村子里，今年暑假里仍有一些留守儿童在玩耍。 杨书源 摄

在淳安县富文乡，一场“去焦虑”的乡村教育实验正在进行。2016年富文乡中心小学被选为杭州市农村小规模学校整体提升综合改革首家试点学校，以解决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留守儿童多等问题。校长姜蔚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是一所“小而美”的乡村小学，每位老师包干几位学生，关切他们的身心，而这些留守的孩子也会在这里接受更多乡土教育，会被鼓励到县城和那里的学生开展同一起跑线上的竞赛。

姜蔚颖觉得乡村的教育质量一直是痛点，在外打工的父母相比城市家长对孩子缺少关注，而孩子们虽然身在农村，却没有劳动经验，受电子产品、网络游戏的侵害甚至比城里孩子更严重。“乡村教育想要得到显著改善，光修修补补肯定不行，要设计一条‘专道’，才能实现换道超车。”这位校长说。

2017年前后，王志鸿有感而发，喜欢上了在朋友圈里写下儿时的老家记忆。起初的几次回忆里只有“母亲大人”，有朋友问“父亲去哪儿”，他又在朋友圈里发布一条解释：小时候的确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多。

自从那条解释发布以后，他朋友圈中“父亲大人”现身的次数多了起来。他回忆12岁初中开学那年，父亲即将离家，先行送他去车站上学，他明白这又是长达半年的分别，上车后悄悄哭了……

在千岛湖第一代留守儿童王志鸿的山村叙事里，一直外出的父亲并未缺席。

（除王秀宁、姜蔚颖之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