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认为，上半年，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展顺利，趋势非常明显，但这种进步和改善还需要时间去增加积累。

高端制造代表了未来中国制造发展的方向。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分别比整体制造业快2.6和1.3个百分点。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也快于整体制造业投资。上半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3.1%，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10.1个百分点。

所谓高端制造，是指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低污染等特征，既包括新技术催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也包括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工艺、材料、管理等改造提升后的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韩建飞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高于整体制造业，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步伐加快。5G商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行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引领制造业发展的突出亮点，随着元器件、芯片、系统设备、智能终端等相关产业的跟进与发展，可预见我国制造业投资仍有后劲。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的报告也认为，下半年，在打造制造强国的政策支持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助力下半年制造业投资低位微升。

业内人士介绍，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内制造业内部开始呈现明显的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上升、中技术制造业比重下降、低技术制造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的发展趋势。

但这种转变还存在区域不平衡状态。在王军看来，从全国来讲，部分地区新旧动能转化，高技术制造比重在上升，但对于大多数地区，中西部和北方的很多省份，新动能培育并不是很大。

韩建飞认为，一方面，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采取鼓励、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技术突破和关联技术升级，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龙头企业。

另一方面，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引导传统企业以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为重心，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大力发展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云制造，促进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供给能力。

未来：如何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黄利斌在发布会上表示，尽管中美经贸摩擦对工业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是可控的。

对于制造业外迁，辛国斌表示，从掌握的情况看，制造业外迁的规模不大，基本上还是以中低端企业为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影响总体可控。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高效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新技术应用等新优势，中国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投资热土。

以广东为例，2018年共有588家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调整了在广东的生产力布局，有一些到了越南、有一些到了泰国、有一些到了马来西亚。这588家企业仅占全省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总数的1.44%，但是同期外国投资净增了1918家，像巴斯夫、埃克森美孚、富士康等一批百亿美元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项目相继在广东落户。此外，还有部分外迁企业回到中国。

但增速下滑的工业企业出口数据，提示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制造造成的长远影响不容忽视。201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583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这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5个百分点。

辛国斌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总体在趋缓，贸易霸凌主义大行其道，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打贸易战没有赢家。

今后将如何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制造带来的负面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黄利斌表示，一是进一步落实“六稳”政策，更加精准帮扶受损企业，降低产业链的被迫外迁的压力；二是更大强度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增强中国产业体系抗冲击的能力；三是更大力度地发挥好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提升产业链升级步伐；四是更高水平的服务好实体经济、落实好一系列企业减税降费相关政策措施，引导产业结构有序优化。

王军认为，在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仍在下滑，需求疲弱的情况下，如果成本没有有效降低，必然导致盈利下降。而盈利的下降，将导致企业对制造业的投资必然是保守的，谨慎的。因此应继续推动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他认为，在融资成本下降的情况下，人工成本、环保成本、物流成本、制度成本都需要进一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