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前的7月15日，语言学者齐铁恨在台北病逝。这位台湾的知名人物，当过作家柏杨（郭衣洞）6年的岳父，更影响了台湾几代人的口音。至今，台湾人把“和”读成“汉”，把“垃圾”读成“乐色”，把液体读成“意体”，都是拜他所赐。

积极研究“注音字母”

本名齐勋的齐铁恨1892年出生于北京香山，自号“铁恨”，有“恨铁不成钢”的寓意。他的祖籍是健锐营蒙古旗，而健锐营正是清朝八旗禁卫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齐铁恨的外孙郭本城曾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回忆，外公的曾祖父是健锐营蒙古马队的战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捐躯。

齐铁恨对各种语言都有兴趣，不但精通满文和蒙文，他还自学了日文。不过，他对现代汉语充满热爱。在北平担任小学教师时，他积极研究“注音字母”。在1918年，作为标准汉语的“注音符号”正式发布，就是像豆芽菜一样的文字“ㄅㄆㄇㄈ”，以此来辅助汉字的认读。

直到至今，这套有37个字母的拼音体系，仍然出现在台湾同胞的手机、电脑、教材、工具书中。大陆的《新华字典》中，每个汉字也都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同时标注。

此外，齐铁恨还编撰过《初级国语话》和《高级国语话》，成为当时的小学教材。不过，他为人所熟知，还是去台湾推行国语。

“年轻一辈只知有日语日文”

1945年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时，3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不认识汉字，不会说国语，也不会讲闽南话、客家话。被殖民统治半世纪之久的台湾民众，说日语远比说汉语更加流利。

台湾著名学者方师铎在《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中提及，“年轻一辈的人，只知有日语、日文，而不知有祖国语文……现在台湾省的情形是：自政府机关、学校，以至一般社会，还多是用日本话。”

显然，如何让台湾民众能重新使用祖国文字、说祖国语言，成为国民政府一项非常紧迫且重要的任务。1944年底，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战后接收台湾的诸般问题，1945年上半年，“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成立，该班中设有“教育组”，着手擘画推行国语。负责该项计划的主要人物，便是与“汉字简化方案”有密切渊源及《新华字典》的缔造者——魏建功先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魏建功以“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借调到台湾推行国语。次年，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成员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方师铎外，还有齐铁恨等人。

既然要推行国语，就需要确立国语的标准。于是，魏建功在其《“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中说：国语是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北平话的标准也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并不是北平话一概算做国语。

此后，魏建功等编订了“国音标准汇编”，以此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依据，1946年5月3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布施行了这一标准。

“齐先生使劲使过分了”

这时，齐铁恨出马了。

为了示范标准国音读音，1946年5月1日起，齐铁恨每天在台湾广播电台做示范读音广播。对此，同为国语推行委员会成员的方祖燊这么说齐铁恨——

每日在清晨七时，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

不过，战后初期，台湾能够听懂国语的人毕竟是少数，为此，在齐铁恨旁边，还有两位既通晓国语、又精通闽南话的翻译，他们也都是“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成员，当时他们被称为“双语人才”。

齐铁恨是“老北京”，自然带有北京口音，于是，用作连词的“和”就被读成“汉”，直至今天。

老舍的儿子舒乙1994年去台湾访问后，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乡音灌耳》的文章。他说，“台湾人居然一口北京话！而且全岛由北到南，由西到东，由大人到小孩，由外乡人到‘原住民’，全会！全岛二千万人全说北京音的国语，真是一个奇迹……”

他也注意到了台湾人把“和”读成“汉”的问题，就向台湾作家何欣请教，何欣解释说：“这是齐铁恨先生在电台上教的，他的话就是法律，怎么教就怎么说了。”舒乙闻言大笑说：“齐先生使劲使过分了。”

既然把“和”读成“汉”是北京土话，那么怎么听不到北京人这样说呢？这个问题，语言学家赵元任早就说过了，读成“和”的时候，往往是白话文的“读音”，而读成“汉”的时候，则是“语音”。

台湾的国语的教育普及，正是由魏建功、齐铁恨这些来自大陆并热心教育的学人，在当时百废待举、诸般窘促的环境下，筚路蓝缕，一步步开创而来。回想当初台湾光复初期，遍地声闻日语，招牌尽是日文，到之后岛内民众能熟练使用中国话，老先生们实功不可没。

1977年，85岁的齐铁恨病逝。他生前最后任职的台湾《国语日报》发出讣告：“国语运动元老、国语日报社常务董事齐铁恨先生辞世。”时任地区领导人严家淦特颁匾额，上书“遗徽永在”四字。《国语日报》至今仍在，每个字旁边还是标着注音符号，成为一代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