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8日，上海襄阳南路207号的洋房里传来阵阵笑声。洋房里，一群四五岁模样的小朋友穿着民兵服装，拿着木质的玩具枪，半蹲在地板上，表现战士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情形，逗乐了现场的越南人民访华代表团。表演结束后，小朋友与外宾在洋房前合影留念。当时，这栋洋房用于民主妇联托儿所做校舍。

光阴荏苒，这些孩子们现在在哪里呢？

外宾与小朋友在草地上游戏。

解放日报摄影记者董为焜端起相机，记录了这珍贵的画面。我们找到了曾经的小朋友、如今74岁的王胜利。她说：“在那里度过的美好童年，给了我一生积极阳光的养分。”

民主妇联托儿所撤销建制后，学生分流到建国西路629号，如今是市立幼儿园。

民主妇联托儿所在哪？

上海解放时，家庭妇女有近100万人。然而当时整个上海只有约51个托儿所，收托儿童仅2000余名。工作还是养育小孩？成为摆在百万妇女面前的难题。1949年7月，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后，便立即着手推动创办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

现在的襄阳南路207号，是襄阳南路第一幼儿园。

1949年年末，《解放日报》一则公告介绍：民主妇联保育院（托儿所）于襄阳南路207号开班。这个地址，如今仍然是一所幼儿教育机构——襄阳南路第一幼儿园的所在地，老照片中的洋房还在！

我来到襄一幼儿园。照片上的草坪已被替换为柔软的绿色塑胶垫，多了新式的活动设备。东面的部分草坪已经成了拔地而起的居民楼。洋房前多了两棵高大的白玉兰。现任园长马瑛说，因为生源增加，校舍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了扩建，不过老洋房的结构还维持着原来的格局。照片中昔日小朋友表演的房间，有一扇圆拱大门。我们按图索骥，终于确定是摄于洋房进门右手边，如今中五班上课的教室。这是洋房里最大的一个活动空间。

记者查阅史料看到：上海解放后托育事业飞速发展，至1957年底，工厂托儿所从解放前的29所发展到820所，收托儿童达到3.6万人；里弄托儿所则有3331所之多，收托儿童人数达到了12.7万。机关社团托儿所也从两所发展到了56所。“当时很多工厂辟出了闲置地用于开设托儿所，抽调厂里的精英去管理，对孩子们都很好。”襄一幼儿园老园长王成艳回忆道，没有了后顾之忧，女工们的劳动热情高涨。

照片里的表演场所如今是中班学生的教室。

既需“教”又需“养”

 1959年一个夏日清早，19岁的王玉华从上海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去工作的幼儿园报到时，“进来就看见，一个老师提着一个铅桶，一块毛巾，一瓶白色的炉甘石药水。小朋友看到我就叫阿姨”。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很少有保育人员受到专业训练，大部分都是有带孩子经验的阿姨来照顾。一名幼儿专业老师既需“教”，又需“养”。

每天6时30分，王玉华到卧室挨个叫醒孩子起床穿衣服。吃饭、上课、户外活动，她与保育员一起出动，到12时30分小朋友午睡了，下午班老师来接手。下午课外活动完毕后，王玉华又要帮小朋友洗漱；天冷的时候，还要找个“汤婆子”，一个个推到被子里去热被褥。晚上则轮流巡视孩子睡觉，同时学着缝补破洞袜子、打打补丁。到晚上8时30分，晚班老师前来接班。

除了体力活，王玉华还需要抽时间备课。“语文、常识、音乐、体育……”她记得，“上音乐课时，我在弹琴，背对着小朋友坐着，小朋友常常给你‘下马威’，吵翻天！不得不让有经验的保育员坐在旁边压阵。”

和新中国的上海一起长大

1948年4月，华东保育院在山东潍坊青州初创。魏晓路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华东保育院第一任院长李静一曾面对的困境，不禁感叹：“当时的环境实在太残酷了！孩子要吃奶怎么办？我妈妈她们到处去找羊奶，一家一家地问，不够喝还要翻山越岭去邻村，每天来回二十几公里，终于解决幼小孩子喝奶的问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1日，华东保育院的184名师生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抵达上海，孩子们的生活条件逐渐有了改善。“上海刚解放，我们就过来了，我们真的是和上海一起成长起来的。实际上，从革命根据地来的这些保育院，积累了许多因地制宜、灵活办学的方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幼儿教育事业提供了很多经验。”74岁的王胜利告诉记者，她就是当时184名师生中的成员之一。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孩子们知道一切来之不易，被带到田野里参观劳动人民劳作，鼓励做一些适合于身体的劳动，比如帮助老乡捡麦穗。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解放日报摄影部的资料库里，记录着一张张童真的笑脸：当时托儿所的儿童游乐设施是一艘木质小船，体育活动的内容是搬花盆。一个人搬不动，找其他小朋友搭把手；手工活动的内容是玩泥巴、捏泥人；上课外体验活动，需要全副武装，扛着锄头，拎着竹篮，上菜地去。他们时而调皮时而认真，让人忍俊不禁。

转眼间，当年的“小朋友”王胜利已双鬓渐白：“无论经历了什么，一个人如果拥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那么他的一生基本上是积极阳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