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正在上海深入推进。

近来，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合一”，上海各区县成立了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试点成立知识产权局，兼具行政管理与综合执法职能；城管领域也开始探索城市综合执法改革……一系列改革有望突破行政管理和执法中多头交叉管理、体制架构不顺、“谁都能管但谁都不管”等问题。然而，改革的成功，还要靠那些自喻为“螺丝钉”的基层一线人员，他们的职业素养、精神状态，直接关乎新一轮改革的成败。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近日走近身处变革大潮的基层一线人员，听听他们怎么看、怎么说。这是这一系列的第一篇。

由漕河泾城管中队，变成漕河泾街道城管中队，尽管只多了“街道”二字，却着实让做了16年城管的中队长任春晖感到压力。“一块牌子的变更，改变了整个工作节奏。”任春晖说。

去年开始，上海在探索深化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做实做强基层城管综合执法上，迈出重要一步。区城管执法局从原来区绿化市容局下面的二级局单列出来，成为区政府的组成部门。相应的，按照“区属、街管、街用”要求，城管执法中队下沉到街道。去年9月1日，任春晖所在的徐汇区城管执法局将13个街镇的城管中队全部正式下沉。

以前碰到这类头疼的事，宁可不做，也不想惹事

下沉街道后，漕河泾街道中队还是二十来个人，但执法事项多了不少。“以前职责范围主要在街面，现在要深入到社区去，‘白加黑’、‘5+2’成了常态。”任春晖说。

这天，任春晖要去上夜班。以前城管执法到晚上10时，很多夜排档、小贩专门候着城管下班再“上班”，区城管有一支机动执法队伍负责夜间巡逻，只有2辆车，难以应付整个区域的街面违法行为，油烟、噪音扰民，常有投诉。现在街道中队每晚都安排人值夜班，辖区有情况可以随时处置。不仅如此，综合执法试点之后，执法事项拓展。今年1月15日起，拆违、物业、环保、水务、出租车管理等8类执法事项交由城管负责，徐汇城管的执法事项已扩展至439项。

“最明显的变化是叫得动了。”任春晖说的“叫得动”，不完全是指街道“叫得动”他们了，从城管的角度看，他们也“叫得动”别的部门了。在任春晖记忆中，以前疑难顽症一年能解决一两件就不错了，但这半年多时间已经解决了十来件。“很多事情不是单靠执法就能成的，别看是一处乱搭建，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所以说实在的，以前碰到这类头疼的事，宁可不做，也不想惹事，完不成，责任也不是我的。”

拆违是最典型的例子，以前因为城管、房管、规土三家管，大家多少都有些推诿，边界模糊地带，只能发函请求协助。现在权责明晰，除了存量违建有一部分属于规土部门管，其余都是城管牵头。“在街道的平台上，执法力量整合，遇到难点，大家一起出动。”辖区内一小区有一座形似“蒙古包”的违法建筑，里面住了一老一少，属于20多年前动迁后未搬走，均无业，去年老人去世，骨灰盒就放在“蒙古包”里，居民多有反映但就是动不了。现在通过街道疏堵结合、托底保障，他们终于啃下这块硬骨头。

晋升快了，激励档次比以往拉得更开
 

说起拆违，凌云街道中队城管徐嵩颇感慨。徐嵩大学毕业入职三年，是中队一名法制员，主要工作是普及法律知识，审核办案程序，保证执法的规范。别以为法制员是轻松活儿，徐嵩这段时间忙得脚不着地。凌云区域有一块成片违法建筑，但违法认定难，为何？这块地因为历史沿革问题权属在闵行，徐嵩一次次往闵行规土局跑，甚至搭上了双休日，就为调查清楚土地房屋情况。“执法一定要有依据，用铲土机推倒违法建筑不难，但如果留下后遗症，坍的是自己的台。”

对于城管这份职业的社会评价，徐嵩也很清楚。“城管被标签化了，网上搜搜，城管总是和‘打人’、‘粗暴’联系在一起。”这次改革，虽然工作量大增、考核要求更严格，但在徐嵩眼里，这是一次“触底反弹”的机会。

最近，根据上海在城管执法部门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试点要求，徐汇区刚完成439名行政执法类人员职务套改工作，其中362名一级执法员，40名四级主办、37名二级主办，144名获得职务晋升。职务分为10级，城管长期“压级”的情况终于有了突破。

入职三年的徐嵩因工作表现出色，从一级执法员晋升为四级主办，而任春晖，从二级主办获晋一级主办，目前都已公示完毕。

动力源于一整套的制度设计。目前城管职务的激励机制还在制订中，但原则已经确定，激励档次将会比以往拉得更开。“一方面，职务序列和激励机制的建立，会让人觉得这份工作体面了。另一方面考核严格可以让不合适的人退出城管队伍。”徐嵩说。

在任春晖看来，城管形象的“反弹”刚刚起步，现在下沉到基层，与街道的“街管、街用”还在磨合阶段，而更关键的是，城管要更接地气。“城管的活儿，事在人为，人的素质是关键因素。有道是，一句话让人坐下去、一句话叫人跳起来。好的制度，加好的素质培养，一定能造就一支好的队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