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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见】国企高管究竟该拿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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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左流之 2016-04-29 07:28
摘要:相比干不好拿高薪——这还可以通过监督、考核、公开等各种办法解决——干得好拿得少,是个更要命的问题。

 

劳动节前研究下收入比较应景。这次不讲普通劳动者节假日加班要拿几倍薪水,来谈谈比较敏感的国企领导的收入问题。

 

按照近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的官方说法:自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以来,企业负责人的基本年薪目前已经按照有关薪酬审核部门核定的标准发放。人社部将督促有关部门抓紧核定负责人的绩效年薪,并且按要求在本单位和企业官方网站等公开渠道向社会披露。

 

话比较笼统,也没有任何一个数字。但如果查一查已经公开的上市公司年报,还是很有意思的。

 

 

降薪

 

第一个明显变化是降薪。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了24家上市公司的年报中高管收入变化:董事、监事、高管等企业高层2015年的薪酬总额为2.23亿元,较2014年减少了1700万元。

 

其中,中国神华总裁韩建国的年薪,从2014年的123.84万元,下降到去年的73.1万元。两大石油企业,中石化总裁李春光薪酬由97.29万元下降至52.5万元,降幅为46%;中国石油总裁汪东进薪酬从113.7万元下降至73.4万元,降幅35.44%。另一个降薪幅度较大的行业是银行业,已经公布年报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高管年薪也均有下降,有的降幅超过50%。

 

一眼望去,除少数企业仍在顶风涨薪外,去年受宏观影响效益下降较大的行业,降薪最为明显。这符合《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中,收入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原则(收入大头为绩效收入和任期激励)。

 

还有一部分央企上市公司领导被降薪的原因,则是因为其同时兼任了行政任命的集团领导,按规定在上市公司的取酬大幅下降。比如云南铜业的董事长武建强,在上市公司的取酬为零。

 

应该说,不止央企降薪,地方国有企业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像粤高速的年度报酬总额,由前年629.32万元,下降为去年的556.39万元,下降11.6%。

 

 

限薪

 

降薪与大环境有关,但另一隐含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去年改革方案中强烈的“限薪”意图。

 

根据方案,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由原来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调整为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按照时任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的解释:国企负责人基本年薪是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倍,基本年薪按月发放;绩效收入要根据考核情况发放,原则上不能超过基本年薪的两倍;任期激励是指3年一个任期,在任期考核基础上,按照不同系数确定发放标准,但不能超过基本年薪和绩效工资的30%。

 

按这个算法,央企负责人的收入被限制在职工平均工资的8倍以内。

 

地方国企基本上也是这个逻辑。新京报记者梳理了25省份公开的改革方案,大多数地区都将国企老总的基本年薪限制在了企业职工的2倍以内,并将包括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在内的总收入限制在8倍以内。限制幅度最大的宁夏,将企业老总的全部年薪限制在了职工的5倍左右。

 

举个例子:在某些媒体发布的“2015年央企总经理薪酬排行榜单”中,第一位是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去年薪酬为637.3万元,他2014年度的收入是869.7万元,降幅达26.7%。但实际上,2015年中集集团的效益非常好:营业收入人民币586.86亿元;同比增长16.2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9.74亿元,同比增长20.33%。

 

为什么麦总收入却下降那么多?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限薪。

 

 

差异

 

如果以央企为样本,显然薪酬差异化和结构性变化的特征在增强。

 

比如前文所说的“2015年央企总经理薪酬排行榜单”,梳理了48家央企的上市公司年报,结果显示年薪差距颇大。收入最高者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去年薪酬高达637.3万元;收入最低的云南铜业总经理高贵超,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为6万元。

 

当然,按云南铜业的年报,高贵超还在公司关联方获取报酬,数额未披露。另外高贵超2015年9月才正式上任云南铜业总经理,这6万元是去年9月至12月的基础工资。他的绩效考核奖金应发多少,到目前还没有算出,因此没有发放。不过,年报批露在云铜上市公司拿全额收入的高管,去年年薪都没有超过20万元。

 

同是央企高管为何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关键还在效益。2015年中集集团的强势表现上文已经说过,相比之下云南铜业则黯淡很多:公司2015年实现营收566.56亿元,同比降9.21%;净利润2595.43万元,同比降64.58%。

 

而另一个差异——高管和职工的收入差异,有迹象表明,至少企业在努力缩小。比如中国神华公开表示,2015年会按全员工资总额的10%下调职工的薪酬总额,但这一薪酬下降的额度远低于高管。中煤能源则要求管理人员多降工资,一线职工少降或不降工资,保证职工队伍基本稳定。

 

降薪让高管先降,而涨薪则要“向一线倾斜”:中国西电表示,要对生产、营销、科研等一线岗位实行工资倾斜政策;中国国航表示,2015年调整了乘务、地面人员薪酬福利标准,加大对基层、一线岗位人员的工资激励水平……

 

那么问题来了,企业家究竟该拿多少钱?

 

 

企业家

 

在一般传统的认识里,企业家分两类:资本家和经理。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剩余价值就是他的回报。而职业经理人(管理者)的薪金和劳动者没啥区别,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

 

但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企业家和经理人是不同的,只有能够破坏性创新的管理者才配叫“企业家”,与拥不拥有资本无关。企业家不以具体的生产手段做贡献,而是用创新为企业带来超额收入,利润就是他们的回报;仅仅具有“技术能力”的管理者,则只能获得工资性质的回报——在现代企业中,除了年薪,利润回报还经常表现为股权或期权,类似谷歌公司CEO披猜这样的“打工皇帝”,能收入过亿就不足为奇了。

 

对中国国企的报酬体系来说,最大的问题恐怕是,企业家的收入难以通过市场来调节。首先,国企分公益类和商业类,而在商业类中又分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熊彼得认为,依靠权力垄断的收入与创新无关。显然,国企本身的效益并非完全通过市场竞争体现。

 

其次,国企高管并非全部市场选聘,不少还有着双重身份。一些高管在拿着高收入的同时,可以自由地游走在两个体制之中。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批判过“当不了大部长送你个董事长”、“央企高管高薪金饭碗成为攒养老钱、享清福肥缺”的现象。

 

不过,相比干不好拿高薪——这还可以通过监督、考核、公开等各种办法解决——干得好拿得少,是个更要命的问题。按照熊彼得的理论,利润(至少部分)应该归企业家,而不是资本所有方(国家)。但在现实条件下,如果国企遇到有“破坏性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是不是就可以不限制其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呢?恐怕不能。

 

自由市场之拥趸对国有企业抱着怀疑态度,理由是国有企业会滋生腐败、降低效率。但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说明,通过提供“有耐心的资本”(patient capital)、基本的基础设施以及实物设备,国有部门对经济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甚至会帮助孵化新的私营产业。

 

而今,国企仍然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占据重要分量。106家央企99家盈利,37家利润过百亿,旗下共有277家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0万亿元。企业家的收入不仅影响自身,也影响市场。限薪只是国企改革相对容易完成的第一步,公司治理结构能否完善,国企效率能否提高这些更核心的命题,则需要更复杂的操作和更明确的改革设计。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朱珉迕 题图来源:新华社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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