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主席李先念诞辰110周年。

在全党全国人民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深切缅怀李先念光辉战斗的一生，传承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对于深入研究宣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弘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听党指挥

积极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和创建敌后根据地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谭希林等离开延安赴河南。1939年初，李先念主持召开了中共豫鄂边区委军事委员会和各地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精神，要求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聚集各地的零散武装力量，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将竹沟留守处两个中队和60多名红军干部共160余人，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并从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敌后。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强调“华中是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地区，在战略上是连接华北和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6月中旬，在中共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精神和中原局整编和发展鄂中抗日武装的指示，决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

1940年1月，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9000余人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对此，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以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已发展到1.5万人的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五师继续贯彻“以发展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根据1943年中共内部通报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所列数据，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日军3个半师团约6万余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在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48%。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李先念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8个专区和6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统揽全局

正确处理抗日与反顽斗争的关系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武汉及外围日军有15万重兵及8万伪军，国民党有1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近40万人。在力量对比上，不仅敌强我弱，而且我武装力量不是处在日寇封锁线上的小豆腐块里，就是处在敌伪顽对峙的夹缝中，形势十分严峻。

从1939年至1945年，鄂豫皖边区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对日伪作战1260次，歼敌4.37万人；对顽军作战878次，毙伤俘顽军3.27万人，自身伤亡1.32万余人。

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主要军事指挥员，李先念胸怀全局，立足实际，统筹谋划，指挥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1941年12月，他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200余人，俘敌95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1942年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李先念率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发动大小悟山战役，连续3次越过平汉铁路，粉碎了顽军的进攻。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出动近10万兵力向豫鄂边区新四军发起进攻。李先念以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的名义发布了《粉碎国民党反共军队的新进攻》的命令，遵照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的战略部署和指示，广大军民坚决进行了反击，取得了反顽斗争的新胜利。1942年，面对敌顽夹击空前紧张的形势，边区党委和五师领导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经过8个月的艰苦作战，打退了反共最坚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进攻，创建了鄂南游击根据地。

李先念从对日军224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特点和“扫荡”的规律，从200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1944年，他指挥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稍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以“发展第一”、“独立作战第一”的评语，对五师及其战略区的嘉奖。赞扬他们“背敌以对顽，背顽以对敌”，灵活地执行了攻守策略，充分利用敌顽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

坚持统战

努力团结和凝聚各方面的力量

李先念在谈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豫鄂边区革命史时说：“五师迅速成长和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充分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始终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坚持依靠群众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很注意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我们对国民党各派势力，区别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新四军五师把统战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部队打到哪里，统战工作就做到哪里，有时则将统战工作做在军事行动之前。

李先念每到一地，注意运用各种方式会晤当地国民党军政要员，同他们建立统战关系。在赵家棚，李先念曾召集安陆、应山等县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各区区长、开明绅士开会，阐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使他们能支持共产党抗日部队，实行合作。

例如，他们与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合作，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争取了蔡韬庵的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抗日；得到了李范一、李湘符等人组织第5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豫鄂边区党委统战部通过工作，争取了伪军汪步青部两个旅1600余人反正，参加新四军。

李先念还积极争取西北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友好相处。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部，从五师组建起，就通过个人关系与李先念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方面给五师一些援助。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反共命令时，事先向李先念打招呼，从未发生真正的武装冲突。1940年5月，川军125师的1个团在安陆李家冲被日军包围，李先念亲自率部队进攻日军，使其得以安全突围。

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先后吸收6位开明绅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和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同时，新四军五师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中，注意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与国民党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中，不断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逐步发展壮大。

新四军五师还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和在华朝鲜人民义勇军联盟，积极开展心战策反和统战工作。1944年12月，在新四军五师设立了美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电台，为其提供通讯保障，并多次救护美军飞行员，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从严治军

大力加强新四军五师的全面建设

李先念曾指出：“五师的创建发展，与华北、华中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汇合鄂豫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而发展起来的。”

新四军五师的特点：首先，五师部队中没有一个连以上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基本上是以鄂豫皖湘赣地区近30支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基础薄弱，先天不足。而这一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边、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所在地，有较好的基础。部队与当地党组织关系密切，情况熟悉，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其次，部队地处中日正面战场的前沿和敌人的近后方，面临的敌伪顽力量强大，抗日和反顽斗争形势严峻。其三，部队分布在鄂豫皖湘赣五省，高度分散，活动区域非常广阔，情况复杂多变，不易掌控。其四，是孤悬敌后，独立作战。五师与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及其根据地缺乏地域上的联系，只能在战略上相呼应，在战役、战斗上无法相互支援配合，只能靠自力更生来解决一切问题。以李先念为首的五师党委坚持独立自主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强军兴军，使部队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磨练摔打提高，建设成为一支独立作战、独当一面的雄师劲旅。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是：

一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统一思想，指导工作。1939年11月，鄂豫边区在四望山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组成了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将豫南、鄂中、鄂东党领导的武装力量9000多人进行整编，建立新四军挺进纵队，实现了豫鄂边区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的政治工作。1941年6月，五师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针对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解决的措施办法，对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2月，中共中央任命李先念为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师长、政委，陈少敏为区委副书记，任质斌为五师副政委，新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军事第一，发展第一，胜利第一”的方针。边区党政军民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以及各项工作的的贯彻落实。

二是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用人所长。五师有100多名从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这些同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经过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英勇善战，有实际工作能力和指挥才能，师领导把他们安排在关键岗位上，在部队中发挥了表率作用。五师刚组建不久，在92名团以上干部中，出身于豫鄂两省的工农干部有47人；在2000多名排以上干部中，出身于豫鄂两省的工农干部占了1000多人。这些同志熟悉当地情况，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擅长游击战争，在部队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在2000多名排以上干部中，学生干部有564人，其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345人，师领导破除狭隘的歧视知识分子的观念，扬长补短，大胆使用。有283人被安排在政治工作和技术工作岗位；在24名大学生中有23人担任了政工干部。注重干部的培养教育，创办了洪山公学、高级行政干部学校，并将五师随营学校扩建为抗大10分校，李先念任校长兼政委，共培养了5000余名干部。李先念曾赞誉说：“抗大10分校是豫鄂边区英雄儿女的‘萃英堂’，新中国的‘育才院’”。

三是坚持抓教育训练，整军肃纪，提高素质。1942年10月，李先念在军政干部大会上作了《严正军风》的报告，提出要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和游击习气，反对宗派主义、居功自傲的风头主义以及贪污腐化等恶劣行为，强调加强统一指挥，严格组织纪律，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并处决了两名贪污腐败分子。1943年秋季，五师开展了整训运动，抓住作战间隙进行了军事训练和阶级教育，提供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1944年2月至7月，豫鄂边区和五师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了整风学习，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四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新四军五师坚持我党我军宗旨，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调动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开展“千塘百坝” 运动。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带头参加修塘修坝和农田劳动。1941年，边区发生60年不遇的大旱，党政军民齐动手，开展生产自救。部队自已开荒种地，做到了蔬菜自给，粮食部分自给，群众负担比敌占区少80%以上，比大后方少50%。广大群众积极拥军支前，踊跃交纳爱国粮，为部队照顾伤病员、做军装军鞋，涌现了“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烈场面。1943年1月，李先念主持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边区武装斗争建设，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体系，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1945年10月，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统帅6万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1946年6月，他指挥部队中原突围，并胜利完成了任务。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指挥艺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给予了很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