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的学术著作受到热议。

广西龙胜县石刻研究者石身志直斥该著作“烂书”、“粗劣不堪”，并挑出密密麻麻的错误。他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广西社科联、广西师范大学举报，要求撤销此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追究项目立项、结项、审核等各环节评审专家的责任。课题负责人广西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杜海军则回应称：他们引用的文献原本存在错误，且引用这些资料得到评审专家认可，故不是课题组的错。

6月11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通报：《广西石刻总集辑校》有严重质量问题，撤销项目；项目负责人5年内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月11日《扬子晚报》）

这套被人指摘的《广西石刻总集辑校》，内容是对广西各地的石刻进行编辑、校对。而编辑、校对，要以碑刻实物为根据，这就要求课题组得进行田野调查——访碑。

但以石身志所举书中《湘桂公路记》碑文为例，开头二字即不知所云的“东长”。此类碑刻，一般开头都是以天干地支纪年法交代时间。“东长”二字应为“庚辰”二字。连碑刻的体例常识都不清楚，胡写什么“东长”，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而该碑刻落款“民国三十年”，碑上一清二楚；书中也误为“民国二十年”。

杜海军解释为何没访碑时称，限于客观因素，“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许可，不可以随便访碑。”但事实上，除了保存在文博场馆的碑刻，访碑需和当地文管部门接洽，得到配合外，对于散落城乡各处的碑刻，只要有心，完全可以自由寻访。

还是以《湘桂公路记》碑刻为例，有当地网友就称：该碑“从我记事起就一直立在金结桥头，桂林市到龙胜县的必经之路的大路边，这都可以访碑未见，莫不是派个瞎子来的。”

尤为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明明没去访碑，书中《湘桂公路记》下边却标注“说明”：课题组成员“宗风奇2010年访碑。刘宝强录。”而此类作伪，比比皆是。该书《凡例》部分声明：“辑校对象以访到原刻为主，拓片（或复印拓片）次之，抄录文字再次之”；但此说被石身志的多例指误所证伪，实际几乎都是从前人书中抄来的。

石刻辑校的学术标准，要求首重田野调查——访碑，编辑、校勘以原碑实物为根据。国家社科基金拨给的80万元项目资助款中，也含有田野调查费用（差旅费的等）。但课题组钱收了，却不去干实事，不去访碑，只是闭门抄书。抄出错来——也不清楚是文献原有错“以讹传讹”了，还是把文献给胡抄错了，却怪古人文献原有错，并推说引用差错资料都得到评审专家认可，拉评审专家作背书。好处是自己的，错误都古人和别人的。这已涉嫌套取国家社科基金和炮制学术成果。

书中错讹知多少？以《湘桂公路记》为例，区区300来字民国碑刻，就录错五六十字；石身志家乡的龙胜县的几十件碑刻，给录错漏两三千字。而该书共辑录1700多件石刻，按这么个出错法，据石身志测算，要是时间精力允许，能给校出几万字错漏来。原新闻出版总署《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5条规定的图书容错率，为万分之一；可该书抽样检测出的差错率，却高达万分之一千以上。

但匪夷所思的是：就是这样一部没有以碑刻实物为依据校勘，东摘西抄、粗制滥造的《广西石刻总集辑校》书稿，按说照图书容错率标准，都没法出版，出版了也得给召回销毁；却一路通关放行，顺利通过专家评审、项目验收，还是在学术界权威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于2016年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项目评审专家的走了过场，自是毋庸赘言；而审视整个链条各相关环节，又有多少人员责任失守？

按碑刻辑校学术标准的要求，得访碑，收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田野调查费用，也该去访碑，却不访碑，胡抄书，抄得错漏百出，却还能抄出个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要都不算学术腐败，什么才是学术腐败？

2016年，教育部出台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其第27条第3款，明确将“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的行为，界定为“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通报“《广西石刻总集辑校》有严重质量问题，撤销项目”，还仅是一个开始。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更应及时启动事件调查，查查这课题组，评审是如何过的？书是如何出的？奖又是怎么拿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失职及其他责任，以清除学术腐败，回应社会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