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徐建刚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洪民荣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研究员

    邢建榕
    上海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研究馆员

    忻平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苏智良
    教育部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打进上海，但不可“打碎”上海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有种形象的说法，把解放上海称为“瓷器店里捉老鼠”。解放上海之难，究竟难在哪里？

徐建刚：“瓷器店里捉老鼠”是陈毅对解放上海战略目标的一个形象比喻。上海是一座国际性城市、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国民党当时退守集结了20多万兵力，除了郊外构筑的防御工事，主要就是利用城市的高楼大厦组成火力网负隅顽抗。

“既要歼灭防守之敌，又要完整地保全上海”，是解放上海总的指导思想。其中，国民党守军就像盘踞在“瓷器店里的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又不能把瓷器店里的瓷器打烂，不能把上海这座城市打烂。

苏智良：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上海，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他说，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性贸易城市，一定要让这座世界名城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因此，毛泽东甚至明确提出：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要做到“使上海的破坏减至最小”，首先要将敌军主力消灭在郊外，然后挑选一支过得硬的部队进攻市区，用轻武器与敌人逐街逐巷争夺。所以，陈毅把上海攻坚战比喻为“瓷器店里捉老鼠”，就是说要打进上海，但不可“打碎”上海。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解放比原计划有所推迟，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洪民荣：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入南京后，发生了35军战士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泽东看到新华社有关报告后十分震惊，当即为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电报，写道“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

按原定计划，军委批准一星期后就解放、接管上海。但在南京调研后，陈毅觉得七天七夜之后可以攻下上海，但接收准备工作巨大，一星期太短，不然真“可能引出大乱子”。经与邓小平商量之后，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为好。毛泽东经过三天考虑，批准了推迟攻占上海的报告。

徐建刚：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党和军队主要是在丹阳集训：一是集中进行入城纪律的学习和教育，重点是攻城时不使用重武器，入城后不入民宅，还有就是外事纪律；二是组织接管机构和干部配备，按行业组成不同的接管队伍；三是物资准备，为保证上海解放后整个城市不出现大的动荡，从各解放区调集粮食、煤炭、燃料等物资。

毛泽东讲“过一道难关”，难关之难就在于政治关，必须实现军政全胜。单纯军事上占领城市是小胜，只有完整把上海交给上海人民才是大胜、全胜。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据说，丹阳集训期间，人手一本《城市常识》？

邢建榕：丹阳集训可说是一次充满自信的集中教育和培训，各路准备接管的南下干部有5000多人，先后在这座苏南小城集中，学习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为接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学习材料中，有两本小册子尤为值得关注，分别是2万余字的《城市常识》和比手掌还小的《入城纪律》。

《城市常识》通俗扼要，目录以课代章。比如，第一课“人民的城市”，第二课“城市里有些什么东西”，第三课“城市里有些什么人”，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常识》有不同的版本。我看到的就有三野政治部编印与十兵团政治部编印的两种，内容大同小异，但后者没有插图。

《入城纪律》共12条，仅6页，100多字，但针对性很强，刚性十足，“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它的开本如此之小，显然是为了随身携带。  

一个“里应外合”的经典案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解放上海战役被称为“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这场战斗“大”在哪里？

徐建刚：规模最大主要不是指歼敌数量，而在于战斗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解放上海战役从5月12日开始，至27日结束，持续16天。

战役分两个阶段，从12日到22日为第一阶段，解放军分兵两路，分别进击浦西吴淞和浦东高桥，横扫国民党在上海郊外的防御阵地，目标是封锁吴淞口，切断上海国民党守军海上逃生通道。同时，为全歼守军主力于市郊、攻占上海市区创造了条件。

23日到27日为第二阶段，解放军兵分多路，分别围歼市区守军和吴淞、高桥地区守军。27日下午，国民党在杨浦地区的最后一股力量投降。至此，解放上海战役宣告结束，共歼敌15.3万。

苏智良：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挑选过得硬的部队担负进攻上海市区任务的指示，陈毅、粟裕命令号称“三野五虎”之一的第27军执行。

可27军进攻上海不到6个小时，前线部队就来电报告兵力不足。27军政委刘浩天大吃一惊，以为是伤亡太大，一问才知道，各部队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些兵力把守，一路撒下去，兵力就吃紧了。27军军长聂凤智于是命令各师收拢兵力向前打，尽最大可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这场战役中，有多少解放军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洪民荣：为解放上海、保全上海，我军将士英勇作战、甘洒热血，共有7613人英勇地献出了生命。此外，还有72名随军支前干部、民工和100名上海地方各界革命志士壮烈牺牲。

这里面，血战外白渡桥尤为惊心动魄。1949年5月26日，解放军27军79师进至外白渡桥南岸时，发现桥上堆起一排炸药。只要发起进攻，敌人就随时炸桥。为尽快排除炸药、确保大桥安全，该部236团一连在火力掩护下冲上桥去。一个班上去，全中弹倒下；再冲上去一个班，又全部牺牲。第三个班上去后，一名战士紧贴桥面匍匐前进。当他接近导火索时，敌人随即拉火，导火索火星向炸药包蹿来。这名战士跃起扑上，剪断导火索，保住了大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地下党组织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洪民荣：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具有优秀的革命传统。上海解放是一个里应外合、取得胜利的经典案例。

例如，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为制定解放和接管上海的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进行大量策反瓦解敌军的工作和统战工作，为我军迅速解放和接管上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反搬迁、反破坏和护厂、护校斗争，使国民党破坏上海、大量搬迁机器设备的阴谋未能得逞，维护了社会秩序，保障了通讯、交通、水电的畅通。

此外，上海地下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把30多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爱国人士护送至香港，并解救了被国民党监禁准备杀害的一大批进步人士、共产党员。 

这个“见面礼”赢得信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1949年5月的清晨，不少市民被路边席地而睡的解放军官兵深深震撼。请问，解放军为何能如此严于律己？

徐建刚：胜利之师睡马路是解放军入城后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也是解放军从城市特点出发制定的一项纪律

1949年4月1日，三野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要求指战员“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其中明确规定，“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这一条是陈毅特意要求加上去的。当时，有人不理解，但陈毅态度坚决。毛泽东收到文件后连批八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陈毅在临战动员时再次重申这项纪律。有了铁的纪律，再加上广泛的集中学习教育，使部队在进驻上海后能够严格执行。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的标题，向世界报道了这一历史事件。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但国民党方面也曾扬言：“不出三个月，共产党红的进来、黑的出来。”

洪民荣：对于如何接管好上海，陈毅的态度非常鲜明：“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

为此，我党对接收人员及其行为制定了非常明确、仔细、严格的禁止性规定。例如，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等等。

徐建刚：胜利之师如何体现党的根本宗旨，从大的视野来看主要是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特别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牢记两个务必”的讲话，并对接管干部和官兵进行路线和形势教育；二是制定严格的城市纪律，对进入城市后的各个方面工作都作出严格的纪律规定；三是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违反纪律的干部坚决进行纪律制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时有许多人怀疑，共产党人擅长打仗，但是否懂经济？

洪民荣：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在对接管上海的5000余名干部展开教育培训时，进一步明确进入上海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做好安定人心、接管工作和恢复生产三件工作。同时强调，接管上海必须采取极端慎重与稳重的步骤，必须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必须调查研究、逐步改造。

例如，对官僚资本企业及其掌握的各项公共企事业，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按照系统、整套接收”方针，接管时不打乱原来的机构，保持各种制度和工资标准，不任意改变或废除；对私人企业及民族工商业的财产，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并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企业发展。至1949年年底，私营工业开工率由1949年5月不足1/3上升到61.7%。

总的来看，从1949年到1952年，通过采取一系列富有创造性、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上海财经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实现了从旧上海向新上海的转变。1952年，上海工农业生产、财政税收等都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城乡居民储蓄2.27亿元，为1949年的31倍。

苏智良：作为新上海的市长，陈毅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就是要建立人民的政权，“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就是人民政府的宗旨。

在市政府的组建过程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充分发挥地下党和党内专家的作用。早在1949年4月，党中央就决定在香港的潘汉年、许涤新和夏衍三人火速回来，准备接管上海。后来，潘汉年担任常务副市长，夏衍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文化局长，许涤新担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在建设新上海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对民族工商业人士的保护和支持，是否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举措？

邢建榕：是的。早在1949年4月7日，中央就明确意识到，如果没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帮助，接管上海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应该吸收这类代表人物参加工作。毛泽东和中央确定：“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采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给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以很大触动。

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曾是《生活》周刊的第一任主编，还担任过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代总经理。王志莘之子王仁中介绍，解放后，王志莘帮助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缔了旧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把自己持有的股份都交给了国家，还竭尽所能购买政府公债。

陈毅、潘汉年都是做统战工作的高手，善于交朋友，又善于同代表性人物打交道。陈毅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工商业者进行座谈，第一时间阐述政策，并共同协商发展生产之道。不少民族工商业者吃下了定心丸。

打赢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对上海进行封锁和轰炸，妄图把上海变成一个没有水、没有电的黑暗、瘫痪的城市。对此，上海军民是怎样应对的？

洪民荣：反封锁、反轰炸，克服困难、维持生产，是上海解放不久即面对的严峻课题。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外布雷，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1949年6月至年底，国民党空军空袭上海地区40余次，江南造船厂、闸北水电厂等多次被炸，损失严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军民从多个方面开展了斗争，如建立人民防空力量、发动工人力量抢修受到破坏的设备以及对国民党控制的舟山群岛基地实行渡海作战，一举解放舟山群岛，解除了上海面临的直接军事危险。

当年七八月间，陈云受中央委托，到上海召开全国五大区财经会议，决定由中央财经委员会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全力维持上海生产。

同时，上海立足于自力更生，果断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推动企业生产方向的调整。例如，杨树浦发电厂把燃油锅炉改成燃煤锅炉，公交公司以白煤车代替汽油车，纺织工业逐步改用国产棉花，以共同克服困难、维持生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一时期，“谣言攻击”是不是也不少？

洪民荣：上海解放初期，一些国外敌对势力和国民党及其散兵游勇、残渣余孽，利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之际，大肆散布政治谣言，张贴、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对此，我们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措施。比如，全面建立宣传制度。1951年11月，全市已有市、区两级报告员257人，在145个党支部建立对群众的宣传网，经审批公布的宣传员有2883人。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上海解放，《解放日报》《劳动报》《青年报》先后出版，《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先后复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立。这些媒体尤为重视群众工作，普遍设置群众工作部门和专栏，负责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及编发出版“读者来信”专栏或专版，广播电台还开设新闻、社教和服务类节目，既正面宣传，又反谣辟谣，有效引领了社会舆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除了反封锁、反轰炸、反谣言，还有哪些亟待破解的难题？

徐建刚：当时有一句话，“稳住了上海，就是稳住了全国”。从上海面临的实际困难来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外在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包括企业开工不足、市场物价波动。

其中，核心的问题是金融市场的稳定，也就是我们讲的银圆之战。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问题：一个是取缔银圆投机；另一个是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人民币进入市场，取得主导地位，恢复市场秩序。

真正的较量是所谓米棉之战，即通过经济斗争，打击投机势力，形成国家对资源和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个问题上，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由陈云亲自坐镇，集中动员了全国解放区的力量，打赢了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邢建榕：因为在国民党时代饱受通货膨胀之苦，许多市民对新发行、流通的人民币缺乏信心，拿到人民币后就去购买银圆。一些利令智昏的投机分子甚至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为了制止银圆投机活动，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决定关闭证券交易所。1949年6月10日，军管会以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了200多名投机商。由此，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地位，及时稳定了物价。

继银圆之战后，一些投机商又把粮食、棉纱代替货币当筹码，囤积居奇。对此，人民政府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是抽紧银根；二是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集中时间一齐抛售。

有人事后评价：银圆风潮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说明了共产党的能力。

苏智良：人民政府还通过抓捕潜伏特务、打击盗匪以及逐步建立户口制度等，进一步安定人心、稳定秩序。

“打天下”“治天下”是不同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70年后来看，上海解放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意义？

苏智良：解放上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成为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从乡村转向城市的重要转折点。

当年，上海的工业产值相当于天津、南京、青岛、无锡、武汉、重庆、沈阳、广州之总和。以上海的新生为标志，我们党从农村为中心转到以城市工作为中心。

邢建榕：上海的解放意义巨大，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经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开启了人民管理大上海的新时代。

对共产党人而言，首先必须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代替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统治人民的反动方针。

徐建刚：上海解放也是新的历史任务的开篇。管理和建设大城市，“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项不同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牢记宗旨、保持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实现“自我革命”。

70年后来看，我们党不仅经受住了历史考验，而且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充分证明了“我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洪民荣：1949年5月29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祝上海解放》，深刻揭示出上海解放的重大意义。70年过去了，上海已经成为可以并肩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的世界城市，中国的发展也屹立于世界东方。历史已经证明这篇社论所指出的：“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

今天再来看上海的解放，至少有两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当代意义乃至世界意义：

第一，上海解放是宣言书。它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打江山的决心以及为人民坐江山的信心。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就已是远东重要的经济中心，但解放前夕发展几乎全面崩溃。70年后，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加速推进。这是对历史的最好回应，也是对未来最好的保证。

第二，上海解放是里程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践行者，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彻底摆脱积弱积贫的形象，上海乃至全国基本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性转变。解放上海和建设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闪亮名片，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案例。

创造一个更美丽的上海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解放距今已有70年，随着亲历者、见证者渐渐老去，这段历史记忆是否会被淡忘？

徐建刚：上海解放是上海城市历史记忆中的重要一段，其历史价值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遗忘。这从今年庆祝上海解放的诸多纪念活动就可以看出，许多年轻人通过实地探访、查阅历史资料，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可以说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重读这段历史，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上海解放做出牺牲的人。在致敬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激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勇气、志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但党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永远不能变。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不忘信仰、不忘责任、不忘奋斗、不忘担当。这也是今天纪念上海解放的意义所在。

忻平：人类历史上，凡是促进社会进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时代精神的历史大事，总是会被亲历者、见证者所记录和研究，并因其符合时代价值观而为后人所纪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马克思主义诞生，比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开国大典等，比如上海解放70周年，等等。

新时代，让年轻人有机会深入了解前人为了理想、信念而做出的牺牲，是极为重要的。再现历史是一个有效途径。在这方面，老渔阳里《新青年》遗址的修复、中共四大遗址建立纪念馆等，就是很好的方式。红色影视也可以更多地推向市场，表现手法不仅要贴近当下，符合年轻人的接受旨趣，而且要更具历史感，要符合历史场景。

洪民荣：在传承历史中，地方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当前，上海正在开展第二轮编修工作，预计2020年完成，将形成220部志书。

所有这些史料将全部在“上海通”网站上公开可查，欢迎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来使用。通过了解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懂得珍惜、坚定目标、汲取力量，进而与上海一起迎接挑战、共同成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70年来，全国各地是怎样支持上海的？上海又是怎样服务全国的？

忻平：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要在国家大格局中发展，要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这是上海解放70年来贯穿始终的一种规律和共识。

解放初期，中央对上海给予了莫大关心和支持，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物资，打赢了一个个经济仗、政治仗，充分体现了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

为疏散上海市中心日益拥挤的人口，1958年中央将属于江苏省的上海县、嘉定县、松江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这为上海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为卫星城与新工业区的建设提供了发展空间，一举奠定了现今上海行政区划的基本轮廓。

洪民荣：在全国支援上海的同时，上海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援兄弟省市发展，为国家经济战略转型做出巨大贡献。

“一五”期间，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一五”基建投资总额的36%。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有超过150万的上海市民响应号召，参与“大三线”“小三线”建设以及各种支援内地省市的建设事业。这些支内、支边的上海人，把人生最宝贵的青葱岁月留在了那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也促进了上海与各地的交流，延续了上海“五方杂处”的天下情怀。这种情怀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到更多全国各地支持上海、上海服务全国的情形。上海服务全国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制度的可复制、可推广，体现为技术的外溢和信息的交流，体现为对外的渠道和平台；全国对上海的支持，则越来越多呈现为政策的集聚、人才的集聚、资金的集聚，等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展望未来，有何期待？

苏智良：从浦东开发开放，到科创中心建设，再到自贸区设立与拓展，可以说创新是上海发展的一大驱动力。展望未来，上海应与苏浙皖一起，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为人先，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齐心协力将长三角区域打造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创新引擎。

洪民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面向未来，只有将发展进行到底，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将奋斗进行到底，我们才能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创造更美丽的上海、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