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韩易，是虹口区外事办的公务员。

2014年，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小广场里，挤满了海内外的媒体和各国驻沪的领事，他们的镜头和目光都聚焦在一堵铜墙上。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为什么能够吸引着么多关注呢？

2010年我大学毕业考进了虹口区外事办，被分配到外办下属的涉外平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工作。

上世纪30、40年代，希特勒纳粹政府开始对欧洲的犹太人实施疯狂的种族屠杀，很多犹太人逃离欧洲，但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限制移民入境。有2万多犹太难民无处藏身，从欧洲辗转到了上海。这个纪念馆就是为此而建的。

但那时，纪念馆没什么名气，拿着地址走到纪念馆附近，也不容易找到，即使问周边的居民，他们也不清楚——几幢隐藏在小院子里，红砖拱门的欧式建筑，就是纪念馆所在处。 不过看到纪念馆红砖墙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当时除了馆长，馆员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搞一个博物馆出来。我要跟着馆长和老讲解员讲解，对每个细节都都如数家珍。但那时依旧对我们能把这么小的一个纪念馆搞成什么样心有疑问，别人来上海，放着那些大博物馆不去，为什么要来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但我发现馆长对未来很有信心，他告诉我“你别看我们纪念馆小小的，比起世界上林林总总那么多有名的大屠杀纪念馆，名气也不大，但我们纪念馆太特殊了，是世界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大屠杀纪念馆，而且，纪念馆的所在地，就是这段历史的发生地，来参观的游客中有很多就是当年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或者他们的后代，我们既是在展现历史，又是在发掘历史，这些人的故事，都是宝藏，纪念馆不仅是建筑，更是这些故事代表的历史，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也有可能把这里变成和世界上其他的大屠杀纪念馆一样好的纪念馆”。

这之后，我便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故事挖掘、整理和传播的工作。除了行政事务，我会安排好几小时在一线做讲解，和游客聊天。我特别注意一些年长的外国游客，很多人在参观完后情绪很激动，会抱着我哭很久。他们都是半个世纪以前居住在这里的犹太居民，他们会特别要求去附近寻找他们的老房子，这也成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游客来找的不是老房子，而是曾经住在这里的上海人。 每一个寻找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感慨的故事，其中有四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位来寻求帮助的是一位犹太老太太，她拿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要找Mr.Zhu ! 这位老太太叫薇拉，1939年，8个月大的薇拉随父母从维也纳避难到了上海，就住在纪念馆附近的昆明路上。彼时的上海，正处在日占日期，民不聊生。，上海普通民众也在勉强度日，更别说像薇拉这样的难民。当时，薇拉的邻居，是位穿着长马褂，头丝很清爽，会讲英语的上海爷叔。每天，在昆明路的弄堂口，总有一部黄包车雷打不动地等在那儿，接送她上下学，风雨无阻。这是隔壁上海爷叔Mr Zhu安排的，因为薇拉和上海爷叔女儿差不多年纪，这位上海爷叔也把薇拉当自己女儿看待，经常邀请她到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女儿玩在一起，让夫人做赤豆粥等上海小点心给薇拉吃，而薇拉家也经常请上海爷叔的女儿去她家吃奶油面包。薇拉说，那些上海小点心真好吃，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味道，这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

第二个故事，是美国著名的犹太画家Peter Max。他帮很多美国总统画过肖像，曾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画了100幅肖像。他要找的是小时候教他画画的保姆“上海阿姐”。原来，他1岁和父母从德国避难上海，在上海一共生活了10年。他父母因为要上班，就找了一位上海保姆带他，这个保姆是个漂亮小姐姐，带孩子很用心，她经常抱着年幼的Peter在弄堂口，教他涂鸦画鸡蛋，或者观察远处的光影。Peter说，我的艺术启蒙是在上海完成的，我想找到这位上海阿姐，接她回纽约颐养天年。

第三个故事，是2013年的时候来访的一位老爷子，Gary Mazida，90多岁了还非常活泼，讲着一口标准的宁波上海话，我们都叫他老马哥。Gary老马哥其实来虹口6次了。他说，我这次来是有个未完成的心愿哦，我想找到我的上海初恋女朋友。小马哥当年来上海的时候17岁。他父母可能觉得在异国他乡很苦闷，但他觉得很有意思，大上海好玩的地方很多，他跟着身边的上海朋友学习讲上海话，后来Gary认识了他的上海女朋友Miss Wang。Gary说，Miss wang很漂亮，总是穿着高领旗袍，蹬着时髦高跟鞋，还会说一口正宗的美式英语。Gary对她一见钟情，可惜，二战结束后，父母带着Gary就去了美国，他们的爱情也就嘎然而止。

除了犹太人找上海人，最有故事的是上海人找犹太人。我清楚地记得，2015年7月盛夏的一天中午，一位住在附近东长治路的潘女士，满头大汗找到了我们，她说，我们家的老房子要动迁了，但是我们家那一墙的犹太书籍不知道怎么办？我和几个志愿者陪着她去老房子看，当我们走进老虎天窗边的小屋子时，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有整整一墙的书！原来，潘女士的公公叫林道志，当年是虹口募义教会学校的校长。当时她们家隔壁住着一位叫Carl的犹太校长。这些书，是Carl先生学校的教科书。二战结束后， Carl要回德国了，他麻烦林道志保管一下这些书，等他回到德国再联系回收。只为着这么一个承诺，林家三代人把书守护了整整70年！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战乱，林道志还请了10多个挑夫把书挑回浙江黄岩老家，战争结束后再一本不拉地搬回来。临终前，林道志嘱托家人，一定要把书物归原主。那天，我们和潘女士一起冒着酷暑在动迁房里清点了一天，6个书架理出了近2000册书籍。潘女士希望纪念馆能找到这位犹太校长，完成公公的遗愿！

4个故事讲完了，大家猜，他们有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人呢？

我们纪念馆把接到每一个求助都当作是对一段关系，一段历史的发掘，我们会为此走遍周边的每条马路、每个巷子，我们还会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寻找者的照片和故事，这引发了全城热搜，纪念馆几乎天天能收到上百个热心市民提供的线索，我们根据线索一一核实。

一天，有位叫周惠珍的老太太主动联系我们，她说看新闻里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寻人照片中的Mr. Zhu就是他的父亲周志基。由于发音问题，其实这位上海爷叔Mr Zhu是姓周，可惜的是，周志基老先生已于2001年离世了，于是我们马上通知薇拉这个好消息，并把周惠珍女士接到纪念馆，安排他们视频电话，时隔半个世纪，远隔重洋，薇拉再次见到了童年的玩伴。周惠珍激动的说，薇拉小姐姐，你还认得我吗，我是你的上海小妹妹啊！就这样，这段70年前的情谊得到了延续。

而那位犹太画家呢？他也没有找到他的保姆上海阿佳，但是他画了个画像，放在我们的展厅里，交代说如果有人来认领，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他。在他的画里和，心里，上海阿姐非常美丽，看上去就像是个好莱坞的女明星。更有趣的事，Peter Max 来到上海后，被现代化的上海给迷住了。他说，现在上海和我避难的时候完全不同，太美丽了！于是，他决定将他的新工作室就开在上海，他要以上海为主题，创作更多的作品。

那么Gary有没有找到他的上海女友呢？同样也没有，但在90年代一次访沪过程中，他认识了上海大学生陈振宏。当时Gary在街漫无目的地转悠，陈振宏以为他迷路了，于是很热情地上前询问，后来又当他导游陪他寻找。两个人就这样成了忘年交。

林家有没有找到Carl先生呢？德国领馆从报道上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主动提供帮助，搜寻德国方面的信息。最后德国志愿者在德国找到了Carl先生，但他在上世纪70年代年就去世了，也没有后人。而因此，我们纪念馆和德国领馆的关系也近了一步。

尽管他们最终没有找到上海爷叔、上海阿姐，但是，他们与上海有了新的缘分！而让他们在跨越了70年的时光之后，还念念不忘地追寻到上海，追寻到虹口的，正是这里生活着的人们的人们友善、包容和开放。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可能是将来的上海爷叔、上海阿姐。

伴随着我们一次次的寻找与连接的故事，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就像馆长预计到的，这些被我们重新挖掘到的故事得到了很多个人和国家政府的关注，也让更多人的故事得以重新连接和延续，现在的纪念馆，已经成为上海著名的景点之一。

回到演讲开头纪念馆的小广场，为了更好地帮助当时避难上海的犹太人重拾回忆，也为了让大家都铭记这段独特的历史，我们把已证实的13732个上海犹太幸存者的名单镌刻在一面铜墙上，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生者之墙，这堵生者之墙上的每一个名字都在连接起过去和未来！

如今我又回到了外办，我也从寻找历史的见证者，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思考者，2016年，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历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也认识到，外事工作不仅仅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之交”，更是普通民众情感和故事交流的“民相亲”。

我是韩易 我在上海 我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