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日报记者叶诚，曾回忆过上海刚解放不久的一件小事——一日他外出采访，乘电车路过淮海路与金陵路之间的龙门路时，正在马路边执勤的两位解放军战士，大声吆喝叫车停下，硬是把他从车上拉下来，引得全车乘客及路上行人诧异和惊讶。叶诚也十分尴尬，他被带到金陵路连队，被责问：为何违反入城纪律，穿军装乘车？

确实，当时从老解放区来的人，大多穿军装，不少人还腰佩防卫手枪，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之外，入城后又加了“军管会”臂袖章。为了不扰民，规定暂时不准穿军装的人乘坐公共车辆。因此当时解放日报记者外出采访，近处步行，远处派车接送。

可是，叶诚被拉下车的那天，正是军管会考虑到上海市民深知我军纪律严明，取消这条禁令的第一天。叶诚与战士们的误会解开后，他感慨：搞新闻工作的人，消息“太灵”也会惹出麻烦。另一方面，此事也反映了当时执行纪律是相当严厉的。

解放军纪律严明，上海人至今津津乐道。70年前，进城的解放军不住民房，全体在马路上露宿。在这背后，不得不提“丹阳整训”——不少亲历者都记得，那是1949年5月10日，在丹阳南门外大王庙，陈毅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由于参加的人多，只有一部分同志坐在屋内，另一部分同志坐在屋外广场上听。陈毅一开场就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在丹阳发生的违纪事件，然后才将话题引到接管上海上，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他大敲警钟：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他还强调，我们到上海，跑跑公园，坐坐汽车，看看戏，一举一动对敌友我都有关系。

  “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的。”掷地有声。

原解放日报总编办主任张映吾曾回忆，他是在丹阳城内一个大仓库里，听陈毅做动员报告。 张映吾记得陈毅说，对上海这样一个“大商店”、工厂密集的东方大城市，我们单纯从军事上占领，只是一个小胜。旧上海这个地方，青红帮、特务网、流氓组织，复杂得很……想想看，上海一天要烧二十万吨煤，六百万人每天要吃饭，不那么简单，垃圾几天不清理，就要堆成一座大山。老百姓佩服我们会打仗，但是还要看你们管上海，能不能把它管好。原解放日报记者王绪生告诉记者，他也记得陈毅在丹阳的讲话，阐述了党的政策，说了接管上海的意义，强调了严格的进城纪律。那时的丹阳，各方面的人马都在，新闻大队分为两个中队，一中队主要是编辑部，任务是出版党报；二中队的任务，是接管上海各类敌伪新闻机构。王绪生那时才得知消息，上海党报定名为“解放日报”。

张映吾、王绪生与同事们听完陈毅讲话后，暗下决心：入城后要严于律己，全神贯注于工作。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关于严整军纪的训令》发布，强调“进驻丹阳城后，仍有披衣歪帽（甚至不戴军帽），不束皮带……三五成群，随便上街游逛，取笑打闹，挽臂搭肩，以及街上乱吃零食，吸纸烟……实为我军纪所不容……本部特组织军风纪检查队，随时进行沿街检查，故敢违犯规定、不听规劝者，检查队及各岗哨卫兵有权予以扣留，扭送本部，依情处理……接此训令之规定后，立即普遍深入进行传达教育，务使全体军人切实遵照执行为要”。

如今看来，在丹阳发布的各项入城纪律的详细程度，依旧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军人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还比如，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谢绝。另外，要求部队不住民房，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房屋建筑，其家具设备（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抽水马桶等）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有趣的是，对军队的骡马也有规定，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将所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应出城，在城郊外择地关喂。禁止在市区内关喂，禁止在市内树上拴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必须驻城市的，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市外组织马厂喂养……

 谁也不敢怠慢。对于“不入民房”这一条，曾有的干部提出：遇见下雨，有病号怎么办？“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为啥？这是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