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公今年实足一百岁（1919年生人），而他为之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放日报》也要过七十大寿了。

公公跟唐代大诗人王维同名同姓，他虽不是诗人，却也偶尔出口成章，他的几首“赠儿诗”虽没有传播于世，在我们家却成了名篇。譬如：“深夜思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还有：“儿女得力，爹妈欢心。抓大放小，时效倍增。减少说话，多多作文。适当运动，讲究强身。脚步不停，后继有人。”等等。

公公最愿称自己为“老报人”，以现代的说法，是“老新闻工作者”。

1941年春，正值皖南事变之后，二十挂零的公公在《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却被作为政治嫌疑犯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几经周折才逃离虎口，来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这以后，公公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几乎一直从事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工作。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日子里，《江淮日报》上天天有歼敌战况报道，当时正是公公任《江淮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战士们戏说：“王维办报天天打黄维。”淮海战役以后，公公奉命接收国民党的《皖北日报》，他与一位记者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乘小木船抢渡淮河，只花了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接收任务，并于第二天就在蚌埠出版了自己的《江淮日报》。公公说，那时接收用的印章是刻在半张麻将牌上的，印泥是装在万金油盒子里的。公公穿着旧的棉军装，人家背后嘀咕：“什么社长？像个烧饭的！”

公公办了一辈子报纸，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1954年冬，华东局撤销，公公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当时的总编辑是张春桥。公公负责夜班的工作，他每天下午3时到报社，看文件，看本市其他日报和《人民日报》，向有关同志了解待发的重要稿件，尽可能在开编前会前做到心中有数。晚饭后7时光景就上夜班，力争把新华社的电讯稿都看一遍，对哪些应发、哪些不必发了然于心。本报采编的新闻稿和日班已排好的小样，他都要先看过再送排字房。各版打出大样以后，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力求把疏漏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方能回家。听我丈夫说，他们小时候很少能见到爸爸的面，他们起床上学，爸爸才下班回来睡觉；他们放学回家，爸爸又上班去了。有一天，我丈夫放学回家，与小朋友一起打弹子玩，正撞上爸爸出门去报社。见儿子调皮，爸爸不由分说，抓起他兜里的彩色弹子，“刷”地抛到墙外去了。

前些年，趁公公腿脚还利索，我们曾经陪同他回到思南路香山路口的那幢小楼寻访旧迹，上世纪50年代公公刚调入解放日报工作时就住在那里。总编辑张春桥住二楼，公公一家住底楼；数年后，张春桥调走了，公公升任第二总编辑，搬至二楼居住，而其时也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姚文元搬进了底楼。这一段“邻居”的经历带给公公不少麻烦，“文革”十年中，公公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批斗，被隔离，被监督劳动。期间有几年搞什么大联合、“三结合”，报社不少同志提出“解放”王维，“结合”王维。汇报至张春桥处，张春桥反问：你们为什么对王维这样感兴趣？他们一家对党和毛主席都有刻骨仇恨，不但不能“解放”，还要狠狠批斗。

公公经常说：“我这一辈子，要算和《解放日报》关系最多，得到它的效益最大，为它出力的时间最长，因它吃的批评也最多。”

我替公公算过，自他1954年进《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至1962年升任第二总编辑，期间有过短暂的调离，“文革”中又靠边站，直至1978年调回《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他所担负的职责常常使他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解放日报》是党报，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主持笔政，真是左右为难，常常因为怕犯错误，却偏偏犯了错误，刚刚检讨了这个错误，这检讨又成了错误。而公公凭着他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热忱和坚贞，一个老报人对新闻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敏感，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不少值得自己欣慰并能够载入新闻史册的事情。譬如：1978年公公重返《解放日报》主持工作，便提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新，要让事实说话”，提倡“大家来写短新闻”；1980年初，又创办了《报刊文摘》以及《解放日报》市郊版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这两份报纸受到上海及邻近地区乃至全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又譬如：公公提议并拍板实施，《解放日报》冲破禁区，于1979年正月初一，率先在二三版的下端刊登了两条通栏商品广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从此，商品广告重新成为大众传媒的组成要件。再譬如：苏州河畔发生了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的事件，第二天，只有《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则社会新闻，因为陈燕飞只是个普通女工，平时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公公和负责夜班的副总编辑陆炳麟研究后认为，把蕴藏在普通群众心灵中美好善良的东西挖掘出来，发扬光大，更有意义。这则报道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影响，并就此改变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轨迹。

1982年5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的社会新闻。

公公一生经历坎坷，磨练出他宠辱不惊、深藏若虚的性格。解放初期他在安徽工作，“三反”中被错打成“大老虎”关进了死牢。他却在牢中用戴着镣铐的双手捧读马列著作，读至兴味之处，情不自禁笑出声来，令守卫的士兵大为惊愕而不解。

当年，在农场，我和丈夫刚开始谈恋爱，他就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像你这样小资情调自由主义的人，以后到我家做媳妇，恐怕很不容易。我爸爸对孩子非常严厉，他做报纸做惯了，横是横，竖是竖，一个标点都不允许错。他决定的事，丝毫通融的余地都没有！”数年后我嫁入王家，看公公慈眉善目的样子，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便对丈夫的警告很不以为然。我在公公身边生活了十年多，公公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终于有一次，让我尝到了公公的报人脾气。一天，我坐在客厅的阳光下看报，手中捏了支笔，或许是联想到了什么，便顺手在报纸边上的空白处东涂西抹起来。正巧公公进来，他红了脸，刷地将报纸夺了过去，怒声斥责道：“你怎么这样不爱惜报纸呀？”我难堪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心里面却很理解公公对报纸的特殊感情，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

公公的住房不算小，我们住在里面却总觉拥挤，因为房间的角角落落、墙边走廊、床底橱顶堆满了一摞一摞的旧报纸，按年月排列得整整齐齐。我写文章需要什么资料，公公是允许我钻进报纸堆中寻找的，条件就是用好了要物归原处。公公自己办报，读报也读得非常用功，大小各类报纸一一浏览，并将其间重要的文章用红笔勾出，让孩子们传阅。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获益匪浅，可以花很少的时间浏览了许多重要新闻，了解到很有价值的知识。

千禧年初，正值公公从事新闻工作满六十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报人王维》，兴冲冲拿去给公公看，请他提提意见。不料他习惯地拿支红笔在稿子上划来划去，像修改他的大样似的。待稿子还到我手中，我惊呆了，公公将我文中稍带情感修饰的语句都划去，代之以严谨刻板的新闻词汇。我又不敢与公公争辩，只好去婆婆那诉苦。婆婆就说：“小鹰呀，不要理他，你统统改回来！”我曾经自告奋勇来撰写公公的传记，却被公公坚决拒绝了。我们写小说的人喜欢添油加醋，公公一定生怕我的笔会亵渎了新闻的真实与客观。

随着年纪的增长，公公的视力愈来愈差，戴了老花镜看报还不行，还要加放大镜，直至加放大镜也看不清了。我们曾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看看是不是能换晶体来挽救他的视力。可是医生说，王老的眼底黄斑太重，换晶体也无法改变视力的衰退。有几年，公公就让小阿姨每天为他读报，他听得很仔细，小阿姨有时读错词，他还会纠正。可惜的是，近年来他的听觉也每况愈下，虽是戴了助听器，仍无法听清楚小阿姨读报的意思。有时我看着公公霜白的大脑门，心想，公公对他的百年人生会有什么遗憾呢？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现在无法再编报读报了吧？ （编辑 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