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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解放日报》征文|王小鹰:百岁报人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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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小鹰 2019-05-28 07:00
摘要:公公王维最愿称自己为“老报人”,以现代的说法,是“老新闻工作者”。

 

我公公今年实足一百岁(1919年生人),而他为之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放日报》也要过七十大寿了。

 

公公跟唐代大诗人王维同名同姓,他虽不是诗人,却也偶尔出口成章,他的几首“赠儿诗”虽没有传播于世,在我们家却成了名篇。譬如:“深夜思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还有:“儿女得力,爹妈欢心。抓大放小,时效倍增。减少说话,多多作文。适当运动,讲究强身。脚步不停,后继有人。”等等。

 

公公最愿称自己为“老报人”,以现代的说法,是“老新闻工作者”。

 

1941年春,正值皖南事变之后,二十挂零的公公在《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却被作为政治嫌疑犯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几经周折才逃离虎口,来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这以后,公公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几乎一直从事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工作。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日子里,《江淮日报》上天天有歼敌战况报道,当时正是公公任《江淮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战士们戏说:“王维办报天天打黄维。”淮海战役以后,公公奉命接收国民党的《皖北日报》,他与一位记者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乘小木船抢渡淮河,只花了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接收任务,并于第二天就在蚌埠出版了自己的《江淮日报》。公公说,那时接收用的印章是刻在半张麻将牌上的,印泥是装在万金油盒子里的。公公穿着旧的棉军装,人家背后嘀咕:“什么社长?像个烧饭的!”

 

公公办了一辈子报纸,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1954年冬,华东局撤销,公公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当时的总编辑是张春桥。公公负责夜班的工作,他每天下午3时到报社,看文件,看本市其他日报和《人民日报》,向有关同志了解待发的重要稿件,尽可能在开编前会前做到心中有数。晚饭后7时光景就上夜班,力争把新华社的电讯稿都看一遍,对哪些应发、哪些不必发了然于心。本报采编的新闻稿和日班已排好的小样,他都要先看过再送排字房。各版打出大样以后,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力求把疏漏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方能回家。听我丈夫说,他们小时候很少能见到爸爸的面,他们起床上学,爸爸才下班回来睡觉;他们放学回家,爸爸又上班去了。有一天,我丈夫放学回家,与小朋友一起打弹子玩,正撞上爸爸出门去报社。见儿子调皮,爸爸不由分说,抓起他兜里的彩色弹子,“刷”地抛到墙外去了。

 

前些年,趁公公腿脚还利索,我们曾经陪同他回到思南路香山路口的那幢小楼寻访旧迹,上世纪50年代公公刚调入解放日报工作时就住在那里。总编辑张春桥住二楼,公公一家住底楼;数年后,张春桥调走了,公公升任第二总编辑,搬至二楼居住,而其时也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姚文元搬进了底楼。这一段“邻居”的经历带给公公不少麻烦,“文革”十年中,公公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批斗,被隔离,被监督劳动。期间有几年搞什么大联合、“三结合”,报社不少同志提出“解放”王维,“结合”王维。汇报至张春桥处,张春桥反问:你们为什么对王维这样感兴趣?他们一家对党和毛主席都有刻骨仇恨,不但不能“解放”,还要狠狠批斗。

 

公公经常说:“我这一辈子,要算和《解放日报》关系最多,得到它的效益最大,为它出力的时间最长,因它吃的批评也最多。”

 

我替公公算过,自他1954年进《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至1962年升任第二总编辑,期间有过短暂的调离,“文革”中又靠边站,直至1978年调回《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他所担负的职责常常使他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解放日报》是党报,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主持笔政,真是左右为难,常常因为怕犯错误,却偏偏犯了错误,刚刚检讨了这个错误,这检讨又成了错误。而公公凭着他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热忱和坚贞,一个老报人对新闻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敏感,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不少值得自己欣慰并能够载入新闻史册的事情。譬如:1978年公公重返《解放日报》主持工作,便提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新,要让事实说话”,提倡“大家来写短新闻”;1980年初,又创办了《报刊文摘》以及《解放日报》市郊版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这两份报纸受到上海及邻近地区乃至全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又譬如:公公提议并拍板实施,《解放日报》冲破禁区,于1979年正月初一,率先在二三版的下端刊登了两条通栏商品广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从此,商品广告重新成为大众传媒的组成要件。再譬如:苏州河畔发生了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的事件,第二天,只有《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则社会新闻,因为陈燕飞只是个普通女工,平时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公公和负责夜班的副总编辑陆炳麟研究后认为,把蕴藏在普通群众心灵中美好善良的东西挖掘出来,发扬光大,更有意义。这则报道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影响,并就此改变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轨迹。

 

1982年5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的社会新闻。

 

公公一生经历坎坷,磨练出他宠辱不惊、深藏若虚的性格。解放初期他在安徽工作,“三反”中被错打成“大老虎”关进了死牢。他却在牢中用戴着镣铐的双手捧读马列著作,读至兴味之处,情不自禁笑出声来,令守卫的士兵大为惊愕而不解。

 

当年,在农场,我和丈夫刚开始谈恋爱,他就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像你这样小资情调自由主义的人,以后到我家做媳妇,恐怕很不容易。我爸爸对孩子非常严厉,他做报纸做惯了,横是横,竖是竖,一个标点都不允许错。他决定的事,丝毫通融的余地都没有!”数年后我嫁入王家,看公公慈眉善目的样子,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便对丈夫的警告很不以为然。我在公公身边生活了十年多,公公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终于有一次,让我尝到了公公的报人脾气。一天,我坐在客厅的阳光下看报,手中捏了支笔,或许是联想到了什么,便顺手在报纸边上的空白处东涂西抹起来。正巧公公进来,他红了脸,刷地将报纸夺了过去,怒声斥责道:“你怎么这样不爱惜报纸呀?”我难堪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心里面却很理解公公对报纸的特殊感情,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

 

公公的住房不算小,我们住在里面却总觉拥挤,因为房间的角角落落、墙边走廊、床底橱顶堆满了一摞一摞的旧报纸,按年月排列得整整齐齐。我写文章需要什么资料,公公是允许我钻进报纸堆中寻找的,条件就是用好了要物归原处。公公自己办报,读报也读得非常用功,大小各类报纸一一浏览,并将其间重要的文章用红笔勾出,让孩子们传阅。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获益匪浅,可以花很少的时间浏览了许多重要新闻,了解到很有价值的知识。

 

千禧年初,正值公公从事新闻工作满六十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报人王维》,兴冲冲拿去给公公看,请他提提意见。不料他习惯地拿支红笔在稿子上划来划去,像修改他的大样似的。待稿子还到我手中,我惊呆了,公公将我文中稍带情感修饰的语句都划去,代之以严谨刻板的新闻词汇。我又不敢与公公争辩,只好去婆婆那诉苦。婆婆就说:“小鹰呀,不要理他,你统统改回来!”我曾经自告奋勇来撰写公公的传记,却被公公坚决拒绝了。我们写小说的人喜欢添油加醋,公公一定生怕我的笔会亵渎了新闻的真实与客观。

 

随着年纪的增长,公公的视力愈来愈差,戴了老花镜看报还不行,还要加放大镜,直至加放大镜也看不清了。我们曾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看看是不是能换晶体来挽救他的视力。可是医生说,王老的眼底黄斑太重,换晶体也无法改变视力的衰退。有几年,公公就让小阿姨每天为他读报,他听得很仔细,小阿姨有时读错词,他还会纠正。可惜的是,近年来他的听觉也每况愈下,虽是戴了助听器,仍无法听清楚小阿姨读报的意思。有时我看着公公霜白的大脑门,心想,公公对他的百年人生会有什么遗憾呢?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现在无法再编报读报了吧? (编辑 朱蕊)

栏目主编:毛锦伟 文字编辑:王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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