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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见】常州外国语学校风波:别让“毒地”陷入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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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谢飞君 2016-04-20 17:38
摘要:先发展再治理,这一度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问题缩影。而伴随着长三角城市企业外迁,“常外”之类的问题,是否也会外迁?

 

代价

 

常州外国语学校还没有从舆论漩涡中走出来。一切的根源,在于学校对面一路之隔的化工厂原址——因为在土地修复中带来的环境污染,致使学校“至少493名初中生群体性身体异样”,并且在学校的地下水和空气中检测出非城市空气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

 

无独有偶,4月19日,江苏海安县城南实验学校多名家长向媒体反映,近日发现孩子不同程度出现流鼻血、身体瘙痒等症状,极个别孩子出现脱皮。家长称,在学校能闻到一些刺激性气味,怀疑是从周边化工厂传过来的异味,要求环保局给出答复。

 

当天海安官方勒令附近3家化工企业停产整顿,几小时后停产整顿力度“加码”——海安县委宣传部主办的“海安发布”称,自本月20日起,对海安化工园区所有化工企业全部停产整顿。

 

这两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一则因为和孩子相关,二则也因类似事件其实并非“新闻”。过去十年中,江苏、浙江等地,曾多次发生因为环境污染而使周边的民众身体不适情绪不安的消息。只是,每一次风波到最后到不了了之,而过一段时间,人们又看到了“下一次”

 

我们不去纠缠事件本身的是是非非。我们关注的,是风波折射出的一种普遍观念:在片面追求速度的思路下,环境污染曾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在特定阶段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些年中国的工业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城市先是经历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发展,进而又诞生了一批批的民营企业,在他们发展的过程中,当地环保部门并没有重视对其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和治理,企业没有配套的环保设备,使得多地出现土壤污染问题。

 

稍微翻查一下和土壤污染相关的研究报告,会发现土地污染问题,尤以率先发展工业、实现经济起飞的东部和中部较发达地区为甚。

 

这也是为什么“学生流鼻血”会在长三角诸多城市屡屡重演——按人们通常理解,这一中国经济最发达、社会发展最现代化的区域,似乎是最不应该发生这类事件的。

 

 

规划

 

从另一个角度说,曝出此类事件,恰恰是环保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

 

早在十年前,观见作者曾在浙江某地采访过一个坚持自学环保知识,并与当地环保部门不断周旋的农妇。她所在的村子,有很多人得了癌症。十年前,“癌症村”这样的字眼,甚至不能见诸报端。

 

但社会毕竟在变。随着发展的深入,处理土地污染,已然成为先发展城市的共识。从2008年到2012年,我国城市工业企业数量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尽管城市工业企业总体数量不断上升,但在其中,分布于市辖区的工业企业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也就是说,工业在逐步从城市往外迁。

 

长三角属于发展的先行者,的确也是治理的先行者。早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苏南等地区迎来一轮经济转型,包括事发地常州在内的城市陆续实行“退二进三”的政策制度安排,即对城市的二产进行搬迁或异地投资,以此推进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城市三产占比。

 

这个外迁的过程,也是各地政府的规划意识逐步强化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城市学会将生活区和工业区区分开来。但同时,城市用地调整的过程中,工业的迁出给城市留下了很多工业遗址。一些发达地区,昔日重污染行业留下的工业场地,日后成为城市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而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这些地块又成为人们居住的场所。

 

也就是说,“污染企业”走了,“污染”却没有消失,甚至进入一种新的循环。而这些土地的修复治理,是一条漫漫长路。在某种程度上,常州外国语学校对外宣称的“因为在土地修复中带来的环境污染”,倒是一句大实话。

 

而这,很可能是许多城市都将面临的一个问题。

 

 

迁移

 

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是,对付土壤,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成型的科学体系。

 

事实上,我国对土地污染的关注开始较晚,直到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才要求对工业搬迁遗留的城市污染场地进行监测和修复。《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曾明确指出,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我国的法律法规、监管监测、科技支撑、投入机制目前均不完善。

 

而治理土壤污染技术复杂,成本高昂。时至今日,官方的口径一直是“立即实施大面积的土壤修复比较困难”

 

求发展时尚无治理意识,真到治理起来,恐怕也只能忍受漫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常外”的危机,也是一次不得不经过的阵痛。但“下一次”呢?那些刚刚开始进入“大发展”的地区,会重蹈“常外”们的覆辙吗?

 

上文提到,苏南地的经济转型,使得不少城市的二产外迁。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外迁属于“城市内搬迁”,则在外迁的同时,就应当把功能规划提上议事日程。

 

修复一片带有污染的土地,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并非一切代价都是那么理所应当——“常外”的个案能不能避免?如果真的有规划意识,一片待修复的土地上不应该出现学校,本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常识和良知

 

过去,江浙的乡镇企业往往和日常的居住空间相隔不远,使得污染难以避免。但到今天,这样的习惯需要被渐渐打破。在这点上,邻国日本有可供借鉴之处,他们的城市规划强调技术性,即城市规划是城市空间布局、建设城市的技术手段,旨在合理地、有效地创造出良好的生活与活动环境。

 

另一方面,不少苏南企业的外迁,已经不再是“城内外迁”,而是真正的“异地建厂”。这也符合产业更迭的趋势。但这种外迁,并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搬迁——随着厂房迁来的,会是污染吗?会是对环境的损伤吗?会是“带血的GDP”吗?

 

2015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确“终身追责”制,并强调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官员,不得提拔使用或者转任重要职务。这无疑是一顶紧箍咒。但在事后追惩之外,地方官们更需要有一些事前的自觉。

 

在一些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迁入地,“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怎样的发展”更是硬道理。我们期望产业外迁的过程不要成为“问题外迁”的过程,希望今天长三角的普遍困境,不会在未来某一天在别处重演。

 

现实已经无数次证明,“先发展再治理”的模式,代价太大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朱珉迕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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