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教育一塌糊涂，中学也不出类拔萃

 
高渊：你3岁就离开杭州去香港了？

徐立之：对。我祖父很年轻时就从山东到杭州去做生意，本来不姓徐，但杭州有人很照顾他，就跟着义父姓徐了。他白手起家，然后生意做得很大，主要经营染料，也做些别的投资，包括“知味观”。

我父亲是个比较文雅的人，从小喜欢文学、书法、绘画、京剧等等，大学是在清华上的。他的小楷写得特别好，故此被沙孟海招纳给蒋介石编过族谱，他主要负责誊抄。他可能有点担心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就带着全家去了香港。

高渊：全家到了香港之后境遇好吗？

徐立之：一直都是靠朋友。后来香港媒体都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其实去香港之前挺富的，但到香港以后只能靠朋友帮忙，因为很多浙江人在香港做生意，不少人开丝绸公司，我父亲连广东话都不会讲，就在这个圈子里卖保险。后来香港成立杭州同乡会，他是创会会长，因为他的字写得好，人缘也挺好，其实就是给大家打打杂。

高渊：你是在香港接受基础教育的，小时候书念得好吗？

徐立之：我的小学教育是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一直寄居在我父亲的朋友家里，这家住一段，那家住一段，换了好几个小学，有的年级还跳过没上。而且学校基本上都在贫民区里，有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早上卖菜，卖完菜就来上课，一个班里年龄差距很大。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一共45个学生，一半人根本没有机会考中学。我们只有22个人被选去考，结果包括我在内7个人考取了，有一个成绩最好的考上了英文中学，其他的都是中文中学。我进了一所新成立的中文中学，名字都没听说过。

高渊：中学时候的成绩也不出类拔萃？

徐立之：总体上不算好，但有的学科还不错。像几何经常考100分，我对三维立体的东西理解很快，而且几何要画图，这个我最喜欢，因为我从小热爱设计。

我读中学那些年，一共只有三次上台领奖，两次是设计奖，像校刊封面、圣诞卡之类的设计比赛。还有一次是最后会考过后，我考了两个“优”、4个“良”，算还不错，可以上台领奖了。

高渊：后来为什么没去考大学的设计专业？

徐立之：中学毕业的时候确实很想考设计，或者是建筑，但当时香港只有两所大学，英文教学是香港大学，中文教学是香港中文大学，它们都没有这类专业。只有“香港理工”才有，但当时“香港理工”是大专，后来才演变为香港理工大学。如果当年“香港理工”是大学的话，我肯定去学设计。那样就是不同的人生道路，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大学毕业获得了“三级荣誉”，其实一点也不光荣，说明成绩很一般

高渊：报考大学时填了三个志愿，全部是香港中文大学，为什么呢？

徐立之：因为我读的中学是用中文教学的，报考同样以中文教学的香港中文大学比较顺。我们那个时候是先填报志愿再考试，我报了中文大学的三个书院：崇基书院的物理，联合书院的化学和新亚书院的生物。结果物理和化学都考得不行，生物考得不错。入学后老师跟我说，他们查一下分数，我的生物是全港第一。

高渊：在大学时候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徐立之：我跟你说个事，你就知道我学得怎么样了。中文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获得的是三级荣誉。当时毕业的人很少，我们班一共20个人，一共分成四级，就是一二三级荣誉和没有荣誉。所以你想，三级荣誉一点都不光荣啊，说明成绩很一般。

高渊：但你还是继续学习，在中文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业，研究生考试考得怎么样？

徐立之：大学时候我们班十男十女，后来读研究生的只有两个，其他大多数都去中学当老师了。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的人口在逐步增加，大学毕业当个中学老师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毕竟很稳定，后来我那些同学中不少都当了中学校长。

我当时去考研究生，口试我觉得还不错，但人家一看我的大学成绩，就放进“备取”名单了。不过运气好啊，“正取生”最后没去，我就候补上了。研究生我还是读的生物。我念本科的时候很擅长做实验，那时候是两个人一组，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我总是被女生抢。

高渊：听说你去美国念博士也很有点戏剧性？

徐立之：我在中文大学读了两年研究生，就开始申请国外的大学。当年递交的申请函是一张纸折三折的邮简，港币5毛钱一封。我突出我的优势，把我做过的所有试验结果都用打字机打上去，一共寄了50封，结果有3封有回音，学校都不错，记得其中一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过他们都不提供奖学金，我自己没钱去上，只能等着。

结果一直等到快放暑假了，有一位从美国匹兹堡来的教授到中文大学来做生物物理的演讲，内容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很多物理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专业，但系里老师叫我们这些学生必须去捧场，那就去吧。那位教授很不错，他演讲后坐下来跟我们每个人谈，问我们正在做什么研究，我就讲了我的课题，正在申请读博士。他说匹兹堡大学有一位新来的教授，非常好，说推荐我去。

我就和他推荐的教授联系了，寄去了我的履历表，回信很快来了，不仅收我还有奖学金，而且比一般的要高50%。更重要的是，我去了才知道，那位导师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位绅士，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高渊：当时了解匹兹堡大学吗？

徐立之：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

高渊：你去匹兹堡大学是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香港到国外去念书的人多不多？

徐立之：不太多。但当时我们中文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一直跟我们说，年轻人要多读一点书，一定要出去留学。所以，生物系有这个风气，很多人都出去留学。但到我那一届呢，大部分同学去中学教书了，因为那位系主任退休了。不过，我还是很听他的话，选择了去美国继续学业。

从香港中文大学到匹兹堡大学，再到多伦多大学，这三所大学有什么不一样

 
高渊：你的求学经历真有不少机遇巧合，你怎么看待机遇？

徐立之：我一直跟学生们讲，人生就是各种机遇的组合。这就像走路，走到一个地方有个分岔，对面有人在招手，你去了才知道好不好，但你不知道另外一种选择结果会怎么样。我真的是很幸运，每次都遇到对我很好的人，匹兹堡大学那个教授我之前连见都没见过，但真是非常好的老师。

一个好的导师，会不断指点你应该怎么想、怎么做，后来我教学生也是这样的。读研究生是很开心的，因为有老师在那里指导，你自己主持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要靠朋友。我一直很幸运，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和朋友。

高渊：在匹兹堡大学继续念生物？一共呆了几年？

徐立之：分子生物。我所在的那个系的名称太复杂，就不说了。从1974年的8月待到1979年的3月，其实我1978年就拿到了博士，后来做了一段时间博士后。

高渊：去了之后，觉得匹兹堡大学是一所怎么样的大学？

徐立之：应该说是美国中游大学里很好的一所。国际化程度很高，那时候中东学生特别多，他们大多都去念MBA，这些人很有钱，一来就买一所房子，我是租一所房子里面的一个小房间。

那时候，中国大陆去的学生几乎没有，1949年以前去的不少，但后来就没有了。台湾学生很多，物理系15个研究生，14个是台湾去的。

高渊：当时华裔学生成绩怎么样？

徐立之：当时都是去念研究院，研究院没有具体的考试成绩，只有论文通不通过。我那个系是跨生物和物理学的，一开始是三个华裔博士生，我是第三个，后来第四个是香港过去的美国人，再后来就越来越多了。

高渊：博士学业完成以后，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徐立之：当时我想做一些跟疾病有关系的研究，我先去了田纳西州，因为我在杂志里看到那里有个国家实验室在招博士后，条件不错，做的东西跟癌症研究有关，我就去面试了。看了也不错，实验室主任是个中国人，台湾去的。

但去工作了之后，慢慢发现不大对劲。那里不需要发表学术论文，研究的空间很有限，而且研究的方向有点问题，发现没有前途。

高渊：所以在田纳西州呆了一年多后，就去加拿大多伦多了？

徐立之：对，我又是在杂志上看到，多伦多儿童医院的研究所在招博士后，重点研究一种叫“囊胞纤维症”的病。这是一种白人的遗传病，黄种人很少见。这种病人肺部的黏液特别多，最后一般发展到肺炎就死了。有很多患病小孩没有发展到肺炎之前，消化系统就先出现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致病基因找出来，然后研究特效药。

现在这个病的特效药的效果非常好，病人吃了药以后，跟没病一样。

高渊：在儿童医院工作的同时，又在多伦多大学兼了教职，带研究生？

徐立之：在多伦多大学是挂个名，但也要教书的。多伦多有20所医院，医院的研究员可以到大学去申请一个教职，薪水是医院付。后来我做了大学教授，这是最高荣誉，也有一些补贴，每年1万加元，象征性的。

我研究生收得不多，一年顶多收一名，有时候不收。有的学生考试的成绩很好，但进来以后发现其实不大合适。因为做研究不是成绩好就可以的，真的需要一种心态，还需要一些天分。做试验要自己去思考，如果我写好所有的程序，叫他去做的话，那是技术员，不是研究生。很多学生不会自己去想，或者动手能力不强，慢慢我就会跟他说，你还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吧，这个不适合你。

高渊：从香港中文大学到匹兹堡大学，再到多伦多大学，怎么看待这三所大学？

徐立之：年代不一样，而且科学发展得很快，尤其我那个学科发展那么快，不能直接比较。但今天回过头去看，匹兹堡大学在人类遗传研究上，当然没有多伦多大学做得好。香港中文大学呢，因为很多教师都是从国外回去的，有很多新的概念，但总得来说当时还不是一所真正研究型的大学，是以教书为主的。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几所人类遗传学方面的顶尖大学，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多伦多大学一定是其中之一。

从学风方面来比较么，匹兹堡大学是在匹兹堡市边上的小城镇里，竞争不算很激烈，事情可以慢慢做。多伦多大学的节奏就比较快，香港更是没有办法不快。但是香港的大学研究经费是相当少的，所以研究人员都是博士研究生，而且他们的“老板”也就是导师都拿他们当技术员用，替“老板”做事，外国很少这样。

我在做科研的时候，跟我的博士生说，不用样样事情都听我的，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如果只是给“老板”当技术员的话，很难有大的发展。在这方面，香港的研究学风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好。

很早就想成立港科院，香港不能只有金融房地产服务业，未来必须要有科技和教育的支撑

高渊：你现在最新的职务是香港科学院的创院院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港科院是去年12月5日成立的，在它之前没几天香港还成立香港创新科技局，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是否意味着香港希望加快城市转型步伐？

徐立之：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机缘。成立香港科学院的事，其实在我2002年来港大当校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提出这个建议，并希望我来组织这个工作，大概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学术水平是公认的。香港那时候已经有不少中科院的院士，我那时候还不是，而且还有一些美国、英国、法国等不少国家的院士，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肯定是一件好事。

对此，中科院一直很支持。那时候香港特首是董建华，他表示会支持，但没过多久他离任了。一直到梁振英当特首之后，他的态度很积极，但经费需要我们自己筹集。我就去找了老朋友蔡冠深，他经常给中科院和内地大学捐款。他表示愿意捐1000万元，分期付，这样终于弄起来了。

高渊：香港科学院成立时，特首梁振英、科技部长万钢、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等都到场揭幕。我注意到那天背景板上写的是“港科院”，而不是全称“香港科学院”，这是为什么呢？

徐立之：因为“香港科学院”这个名字被人注册了，是一个内地人设在香港的公司。我们成立前去注册的时候，发现三个月前被抢注了。那怎么办？所以正式仪式上就先叫“港科院”吧。

高渊：你希望香港科学院能给香港带来什么？

徐立之：其实，香港的人才资源真不少。光是在香港的各国和各地区的院士就有50多位，包括中国科学院、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院、中国工程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等等，第一批遴选出的香港科学院院士是其中的27人。

我们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香港做些什么事情？一方面，是要提高科学家在香港的社会地位，希望他们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同时，院士们也要多做点义工，到不同的场合去介绍自己的工作。因为香港人都很现实，他们一般认为大学教授都比较穷，是个不算太好的职业。

香港的大学、中学，甚至小学，教育质量都不错，但为什么香港的产业只有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做得强呢？香港未来要有持续竞争力，就必须要有科技和教育的支撑，香港在这方面的投入一直比较少，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以后的发展会很难。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