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岁的徐立之先生头衔很多，最广为外界熟知的，是他当过12年香港大学校长，直到两年前卸任。他也因此成为这所香港第一学府105年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校长。

最近徐先生到杭州开会，约在下榻宾馆见面。那天宾客盈门，就在大堂的咖啡吧找个相对僻静的角落，但一晚上还是不断传来人声琴声果汁搅拌声。徐先生毫不在意，始终面带笑容侃侃而谈。说起他生于上海，他笑笑说：“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天呢。”原来当年他家住杭州，因为母亲第一胎小产，所以到他要出生时，家里就很紧张，把母亲送到上海的法国医院。“我就在那里出生的，住了多久呢，我父母都不记得了，反正出生后没几天就回到杭州去了。”

我说，您家乡是杭州，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求学于美国，定居在加拿大，您觉得自己是哪里人？徐先生依然笑笑说：“以前填资料的时候是填籍贯，写的是浙江杭州。但后来护照上面写出生地，就变成上海，所以应该是上海人。”

徐立之的本行是分子遗传学，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首席遗传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又是多国科学院院士。在香港大学治校12年，港大的国际声誉不断上升，他本人更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

卸任港大校长后，他应老家浙江大学之邀，担任浙大求是高等研究院院长。2015年底，香港成立香港科学院（注册名为港科院），徐立之被各位创院院士推选，担任创院院长。

不过，这位风光的大学者，早年经历却颇为坎坷。在香港媒体笔下，徐立之出身贫寒。但徐先生说，他祖家在杭州的时候其实生意做得很大，知名饭店“知味观”也有他祖父的股份。后来全家迁港后变得境遇不佳，一直靠父亲的朋友们帮忙，日子才过得下去。

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他说当年学习一直很一般，除了做实验的时候经常“被女生抢”，其他方面都很普通，靠的是各种机缘。担任香港大学校长后，他放弃了自己在多伦多主持多年的实验室，并且谢绝在港大设立实验室的建议，因为他觉得“校长的权力其实不小，别让人家说我为自己谋利。”

更有意思的是，他当校长那些年，为港大筹款超过100亿港币，可谓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不过在他看来，大学校长要站在学生和教授的背后，就像一幅风景画，校长不是站在前面最抢眼的，而应该当好背景，做好服务。

幼年贫寒、少时普通，徐立之的求学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执掌香港大学12年，他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筹建港科院，是否意味着香港转型正在提速？

（本文作者高渊与徐立之合影，右为徐立之）

徐立之简历：1950年12月21日生于上海，1953年全家由杭州迁往香港定居。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在人类遗传学及疾病基因方面研究成就卓越。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伦敦皇家学会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加拿大医学殿堂榜桂冠学人。现任香港科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院长。

冯国经力邀出任港大校长，说机会会来，机会会去，你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高渊：香港大学是什么时候邀请你去担任校长？

徐立之：2002年3、4月份吧。其实他们以前来找过我，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香港大学就来找我。过了好几个月之后，突然又打电话给我，然后又登门，我想想还是去吧。

高渊：当时你在多伦多大学和儿童医院担任什么职务？

徐立之：那时候，除了在多伦多大学当教授，我在多伦多儿童医院的位置也挺高的。这个医院里有三个首长，儿科首长、外科首长和遗传首长，遗传首长就是我，地位是超然的。

我要管四个部门，包括研究所里做遗传研究的研究员，看遗传病的临床医生，还有一个给病人做辅导的家庭服务部门。因为医生只能跟病人说那么多，他的时间比较宝贵，需要有专职辅导员跟病人家人沟通，要多谈话，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基因检查实验室，四个部门都归我领导，所以我沟通能力还不错嘛。

高渊：香港大学当时邀请你去，主要看中什么？

徐立之：我想，一方面是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就是沟通能力吧。我当时还担任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的主席，我们每年都要开一次会，2002年的年会放在了上海开，当时谈家桢先生也来了，在中国开会也是他的愿望。

那时候，我们以为中国大陆基因组研究水平一般，但交流之后发现水平不错。我原来的开幕词是说，希望把外国基因组的技术和思想带到中国来，后来我把开幕词倒过来说了，我说这个会议是让全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的基因组的研究，大家交流交流。所以，这个会开得各方都很满意。

高渊：去香港大学担任校长一事，也是在上海的这个会上定下来的吧？

徐立之：当时，冯国经先生是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他听说我在上海开议，特意从香港飞来找我。我记得那天下午，我坐在酒店的窗口看着浦东，他坐在我对面，两只手比划着说：“机会会来，机会会去，机会的窗口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你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他的话跟我以前的“老板”说得一模一样。港大第一次找我的时候，我就问过多伦多儿童医院研究所所长的意见，他也说机会难得，你想好，这真的是一次机会。

高渊：考虑了这么久，当时的顾虑是什么？

徐立之：我在多伦多工作了22年，当时我的实验室做得不错，让我完全放下手上的研究工作，我非常不舍。后来我下决心接下港大校长的职务后，最初还是希望两头兼顾。我跟多伦多的同事们说，校长我只做一个任期，就是5年。这5年里，我虽然人在香港，但我会遥控实验室的工作。后来发现，这几乎不可能。

我一开始是每天和多伦多实验室视频通话，协调工作。实验室开会从来就是七嘴八舌的，谁有灵感马上就要说出来。如果在一起开会，这个没问题，但视频里面就弄不清楚了，我总是说“等一等，谁在讲话？” 而且还有时差问题，把我累得半死。

慢慢地，从每天开会变成一星期一次，后来一个月一次，再后来就说，这样好了，我每年回来几次全部谈好，不需要开这个会了。结果两年下来，我决定还是全部交给他们算了。我这么遥控做决定，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会弄出很多矛盾，其实很害人。

高渊：把多伦多实验室的工作卸掉之后，有没有想在香港大学建一个自己的实验室？

徐立之：在香港呢，本来也叫我成立一个实验室，但我觉得最好不要。因为校长权力其实蛮大的，大家给你面子请你建实验室，如果你做得不好，别人也不敢出声，那不公平嘛，把资源放给自己。所以我就没建实验室，一毛钱不用。

当校长就是要当好背景，为港大筹款100亿，关键要用理念和价值观打动人

高渊：香港大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当校长觉得压力大吗？

徐立之：我跟你说个故事。那是2013年的11月份，根据港大的惯例，我们举行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我从2002年9月到2014年3月，担任了将近12年港大校长，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毕业典礼。一般程序是各学院院长喊学生名字，校监敲一下头。港大的校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过一般是副校监出席。但那次很巧，副校监也没空，就由我来敲头，然后就是致辞。

我跟大家说，做校长跟做公司老板不一样，公司老板做了决策以后，就把决策下达下去执行了，命令是从上而下的。但大学可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学院每一个系里都有负责人，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权威，校长不可以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而是要听他们说，站在他后面，给他们多一点支持，然后还要多关怀学生。各个院系负责人与杰出的老师和学生是校长的前线，别人看到的不是我，是看到他们。

所以，大学整个组织就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画上有前景也有后景，前景可能是小花，小花通常在前面，美丽的东西在前面。后面是山啊，天啊，是背景。如果前景和后景配合得好，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我觉得当大学校长，就应该站在后面，职责是保证做好背景。

最后我跟学生们说，要风景美丽的话，就要找多一点资源给你们，保证你们学习的硬件和软件都好。

高渊：这就是你12年港大校长生涯的感悟吧。当背景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不是还要为学校募款？

徐立之：是啊，一点没错。港大以前筹款一般就是找一些好朋友帮个忙，对方会说，“好啊，给你500万好不好？”就很感恩了，但其实你可能不是要500万元，而是要5000万元，甚至是5个亿，这个靠帮忙肯定不行。

所以，大学筹款必须要把自己的目的讲清楚。去筹款的时候，不是让对方给你面子，而是要让捐款人认同这所大学的理念，要把捐款人的背景都了解到，包括他喜欢不喜欢什么东西，这当然不是去奉承，而是要知道他的人生目标、价值观等等。我去了港大以后，给每一位捐款人都弄个资料库，非常详细。要知道什么事情找谁捐款合适，这个很关键。

高渊：据说在2011年港大100周年校庆时，一共筹到了100个亿，这个恐怕后人很难超越了吧？你的筹款对象主要是香港的一些富商？

徐立之：大部分是香港人，其中不少是港大校友。那次为了迎接港大建校100周年，我策划了一个项目，做100个港大明德教授基金。就是说筹来的款不用，放在那边投资，用投资回报去资助一些教授的研究项目。

这个其实不容易做，因为要找100个捐款人，数量比较大。我又想了个办法，我拿学校其他方面募捐来的钱，跟这个项目捐款人配对，比如对方捐1000万元，校方就再加1000万，变成2000万了。捐款人看到自己捐的钱翻了一番，又可以做他想资助的事情，比如有的捐款人家里老人心脏不大好，他希望他的捐款用于港大的心脏方面研究，这样捐款就有积极性了。

大学排名有时候很好笑，港大一度排在斯坦福大学前面，但不关心排名又不行

 
高渊：当校长要筹款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在你的任期里，学校的总体实力和社会美誉度有没有明显提升。现在各种大学排名榜单满天飞，当时排名对你有压力吗？

徐立之：2002年到任时，校委会希望我带领港大打入全球大学的前25名。2004年起，英国《泰晤士报》每年公布全球大学排名，当年港大排名39位。到2007年，港大排名达到18名，2009年成为亚洲第一。

但大学排名这事情有时候也很好笑，我们排第18名那次最不可思议，因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排在了我们后面，我们同事都笑说怎么可能。后来发现那个排名指标中，国际化的教研团队作为一项重要参考。港大的教授大都来自世界各国，而斯坦福大学主要是美国教授，或者是已经加入美国籍的人。

高渊：排名也就只是一种参考，很难作为一种最终的评判标准。不过家长和学生们还是很看重吧？

徐立之：当校长的时候，对学校排名不关心是不行的，但不要为了排名刻意去做什么事情。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很多机构做大学排名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出版社也加进来，出版大学排名期刊，一起来谋大学的钱。比如某个机构要开一个国际大学排名会议，叫一所大学来做东，其他大学付钱来参加，这些出钱的大学的排名就能够提升了。

所以说，大学排名最多只有参考价值，衡量大学质量一定不能单看排名，关键是要看学生素质及对社会贡献等。

高渊：在12年校长任期里，你认为港大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徐立之：我刚去的时候，港大是一个比较官僚的学府。为什么？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参照政府体系的，连教授升职也是用政府的方法，就是有位置空出来才能递补。港大是分为讲师、高级讲师和教授三个层级，进来就是讲师，高级讲师是讲师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且是“打统账”的，就是说高级讲师的位置，音乐系的可以申请，医学院的可以申请，生物系也可以申请，但跨领域怎么去比较呢？很可笑的。

后来我在任时就把它改了，教职员要升职的话，关键要看他的能力，不能看有没有位子空出来。然后，很多财务管理制度也重新制定。不过，最大的改变就是应政府要求把学制从3年改为4年。

高渊：港大原来的3年制是参照英国体系吧？

徐立之：是的。我上大学的时候，香港只有两所大学，港大3年，中文大学4年。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第三所大学，它也是3年制。当年政府把中文大学也从4年改为3年，那时候是高琨当校长，他也没办法，外界的批评声很大。

港大改4年有利于进一步向研究型大学发展，也能更国际化，因为本科生可参加研究工作，也有多点时间到其他地方交流。不过我常常说，教育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的，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人的试验，这个很难分两组做对照，要做就做了。所以说，是好是坏没人知道，只能说现在看来效果还不错。

港大一直坚持面试内地学生，但没有固定题目，内地有些书说怎么准备港大面试，看了笑死了

 
高渊：国际化是港大最大的优势吗？

徐立之：应该说在香港的这些大学里，港大的国际化是做得最好的，因为别的大学可能有其它的顾虑，港大没有这个顾虑。当年冯国经当校委会主席的时候，就一直提倡国际化，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提倡国际化。

包括挑选校长，港大是由遴选委员会去找合适的人选，这个委员会由教授代表、校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全世界找人，没有地域限制。

高渊：现在港大也是内地学生非常向往的一所大学，你们对内地学生是怎么考试的？

徐立之：当然希望招到最好的学生，但最好的学生是不是成绩最好的呢？我说可能是，但高考不是唯一的标准，面试是重要的环节。

港大一直坚持要面试，老师们觉得面试很重要，但很辛苦。我当校长那时候每年平均有1.2万人报名，不可能每个人都面试，只能挑2000人面试，最后收300人。面试要在一个星期里完成，最初希望是同一批老师面试，保证公平，后来觉得不行，太累了。

面试的时候老师没有固定题目，随便问，现在内地有些书说怎么准备港大面试，我看了笑死了，都是乱说的。老师们问的问题也越来越刁钻，猜不到的。另外，全程都是英文面试，我们挑的老师都是英文很纯正的，有口音的话怕学生听不懂。

高渊：面试的过程一般是怎样的？

徐立之：面试不是一个学生对一个老师，而是五六个学生和几个老师。老师们坐在他们后面，有时候老师上来就说：“嗨，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题目，谁有题目？”就是让学生自己出题讨论，但有时候有的学生会脱口而出一个题目，看上去像事先准备好的，老师就会说：“不讨论这个题目，我来出。”

面试的时候，有些学生坐在那边不说话，有些学生老是抢着讲话，很想表现。这时候，老师会讲：“一个题目不能讲那么久，换个题。”这就是要给比较沉默的学生表现的机会，最后通过观察，由几个老师来打分。当对某个学生的面试表现有疑问时，会跟他说先不要走，在外面等第二次面试。对学生来说，第二次面试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很难说。

高渊：有人说，一所好的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那么，大学对于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立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城市的文化、市民的素养都跟大学有关，大学和社会应该融合在一起。我常说学生不应该只是在学校里上课，应该到外面去学习，跟社会密切接触，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东西。

大学应该引领社会思潮。当然，思想的产生和科研的发展、科学的发现是一样的，一定是整合社会的结果。大学的科研要了解社会的需要，不是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社会也不应要求什么东西都立竿见影，特别是基础研究，很多研究不是马上有用，但将来可能会得到应用。

（题图来源：新华社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