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古代文学家，其最精彩的作品往往是在被贬谪时写下的。这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闲了。在京城，他们门庭若市，人们排着队向他们汇报，夏有“冰敬”，冬有“炭敬”，请吃饭的络绎不绝，求序言的纷至沓来，打秋风的接踵而到。他们还要上班，要留心邸报，同时要打几个“条陈”的腹稿，说不定还要翻检《左传》，好找几个熨帖的例子，随时以备皇上咨询。　　

他们被朱佩紫，偎红倚翠，红光满面，印堂发亮，由于吃得太多太饱，体力都用到消化食物上去了，哪会构思什么杰作呢？　

即使没有一官半职，整天想的也是如何官袍加身，为引起注意而挖空心思，哪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呢？杜甫那个时期写的《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等三赋，水平如何呢？　　

左迁了，没了左拥右抱，才想左图右史。吃花酒，与吃花生米、喝村酿薄酒的心境是不同的。　　

所以，有时一些大文豪会选择自我流放，刻意去过一种远离喧嚣、无人问津的生活。如托尔斯泰晚年的离家出走。　

当然，他们还是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贩夫走卒还是要舒服得多。　

韩愈　

作为业余爱好，读书撰文肯定算不上最好玩，所谓“渔樵耕读”，“读”被放在了最后。但不要忘了，作为职业，却是“士农工商”，“学以居位曰士”的“士”排在第一。也不要奇怪、责怪古代人“官本位”，什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不是庸俗，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在古代“农工商”的地位太低，身负各类捐税、徭役，面对各种不平等待遇，只有读书当官才能过得像一个人。有学者说，中国古代文学是官员文学，其理由就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只有能写的才能当官，也只有当官了才有精力去写。　　

如果“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还写什么呢？契诃夫有一篇小说《渴睡》，主人公是一个小保姆，13岁的小女孩，她实在太困了，但是她有忙不完的工作，要为主人主妇烧茶、做饭、打酒、洗衣、缝补、刷鞋，还要照顾主人爱哭的小娃娃，最后她把襁褓里的小娃娃当成了敌人……　　

当官，让他们即使被贬了，也还不愁笔墨纸砚，也还有力气拿得起如椽大笔，不用像农户一样去土里刨食，像猎户一样去虎口夺食。　

那些被流放的官员，也有更强的表达欲望。　

他们有冤屈需要为自己洗雪，有愤懑和苦恼需要抒发，有才华和思想需要展示，他们要让人们看看，他们被贬，绝对不是由于德才不配位。　

杜甫

他们还有立言的需要，他们对雁过拔毛不感兴趣，只钟情于雁过留声。哪怕只是做个县丞、县尉，他们也要把全县游历一个遍，四处寻找鲜为人知的美景，回来一定要写游记。就像只挂虚衔的苏东坡，一个赤壁去了两次，作了三篇文章，并且很可能去的是一个“假赤壁”。做了任何事情都要写下来，“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建一小小亭台要用诗文大大纪念，象征性的事务也要大书特书，例如求雨，还例如韩愈写《告鳄鱼文》，鳄鱼又不识字，也听不懂人话，但韩愈不管。这就像《聊斋志异》里的《花神讨风神檄》，只是哄鬼而已。

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也有利于活跃思维，激发想象，山高皇帝远，事少责任轻，这也是被贬官员创造力迸发的重要原因。　　

他们也有写作的习惯。很多官员被贬，不是因为尚书，而是因为上书，不是因为建言，而是因为谏言。即使被贬了，还是积习难改。他们有的是韬略，但就是学不会韬晦。　　

于是，流放的仕者流芳了。

题图为四川眉山苏轼故居的苏轼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