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报纸也有年岁，那么《解放日报》已然七十岁了。1949年4月24日，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渡过长江的第二天，党中央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亲笔题写的《解放日报》报名交给上海。上海《解放日报》与新中国同岁，而作为忠实读者与专栏作者的我，更深知他与万千读者同心。

我是上海的一名法学研究者与教育工作者，我与《解放日报》之间的故事并不轰轰烈烈，似乎有些不值一提；但它们却真实地存在着，如同涓涓细水，长久以来点滴流淌在我的科研与教学过程中。

法学研究者与教育工作者刘宪权。

我有一个保留多年的习惯，那便是定期将近日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所刊载的重要时事新闻从报纸上裁剪下来收藏备用，它们是我触摸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媒介，也是我从事法学研究的素材库。我始终认为，法学是一门经世致用、致力于构建人间秩序的“治国之学”，它要求法学研究者深刻关注国家问题、社会问题、现实问题。发现“真问题”（而非“伪问题”）并妥善解决之，是每个法学研究者的终极目标，也是法学家对其所身处时代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去哪里寻觅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问题呢？投身实践固然是一个办法，但个人受时空的限制，无法做到事事亲历、远近皆及，所幸一份高质量的报纸能够成为我们了解国事、天下事的窗口。其所报道的行为事件、社会问题或国家方针政策，往往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和论文选题，乃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因为我知道，它们都是当下中国最亟待研究的、最真切的现实问题。

我时常提醒青年学者，切勿埋首故纸堆、凭空臆想、闭门造车，却对社会的运转、历史的规律、国家的当下与未来缺乏关心。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道出他历经四十年研究所下的“最终结论”：“我们应当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方式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否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他认为，社会世界存在自生自发的秩序，其乃“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由此方才引发真正需要解释和理解的问题。脱离深度的社会观察而一味作“刻意的思考”，不是法学研究应有的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法学研究者尤其要成为《解放日报》的读者。《解放日报》真实地记录着上海市民的喜怒哀乐、社会变迁的阴晴雨雪，以及这座城市最高领导人也在忧心的、事关上海未来发展的大议题、真问题。作为智力贡献者，我们只有尽可能地了解上海，才能更好地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解放日报》平日所报道的社会热点、法治新闻，还时常被我写进刑法学课程教案里。它们都是再真实不过的事件，远比刻意虚构出的案例更“接地气”，更易使学生身临其境、引发共鸣。我欣喜地看到，同学们往往能结合自身生活体验，从某一事件之不同维度或侧面进一步延伸问题的枝节，乃至形成新的知识增量，竟也超出了我的预期。受惠于日报，我的教学案例从来都是常变、常新的，唯独不变的是我尽力维系课堂内与课堂外、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这份关联极其重要。我时常建议法学专业的学生多看报，“日日看报，则心目中时时有一社会国家之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愈厚，且得有种种之常识”（杨昌济语）。若不“忧世爱国”，我们可能会逐渐淡忘习法的初心；而若无“种种之常识”，我们也不可能学好法学。

刘宪权和学生在一起。

在科研与教学之外，我还是一名《解放日报》的作者。没有什么事是比将自己的所思所悟分享给读者更能令一个作者感到满足的了。感谢《解放日报》曾邀我开辟“法眼看社会”专栏，多年来陆续发表了几十篇法学时评，如《盗婴医生的罪与罚》《防范性侵未成年人的体与用》《民警摔婴案的简与繁》《错放与错判中的司法理念》等等；除此之外，我还时不时在“思想者”版面上发表一些自认为经过“深思”的论文。《解放日报》在专业撰稿人与广大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引导民众以专业视角分析社会现象，以及传播法治理念、弘扬制度文明的作用。《金刚经》云，“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所得之福德不及“为他人说”，用世界上所有最珍贵的宝物布施他人，所得福德仍比不上将佛法真义说与他人听。《解放日报》及其每个撰稿人与毛泽东同志在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愿掬至诚，以告国人”，以至诚之心道至诚之语，担负着向国人传播知识、思想与真理的重任，其所得福德更是不可估量的。

刘宪权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专栏文章。

《解放日报》其张张尺幅、行行铅字，同步记载了祖国的过去，并将继续见证和参与着祖国的当下与未来。2019年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值此《解放日报》喜迎70华诞之际，衷心祝愿其与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的步伐齐驱同步，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