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所有裱画高手都聚集在上海。那时，上海的裱画店铺林立，除了裱新画，手艺高的师傅也能做旧画修复。他们带了很多学徒工，后来，不少人进入上海博物馆，成为第一代古字画修复师。如今，古字画修复已传到第三代，这门传统的手艺现状如何，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走进上博古字画修复室一探究竟。

三代传承，融汇“苏帮”“扬帮”

上博古字画修复室给人的感觉非常空旷，一排红色的桌子上摆着正在修复的字画，墙上贴着各种纸张，几乎看不到机器的痕迹。实验室里有六位书画修复师，三位师父褚昊、黄瑛、沈骅年纪都不大，但都已是“老法师”了。褚昊和沈骅都毕业于上海工艺美院书画专业，黄瑛则是“继承父业”，刚满18岁就进馆工作，若论起“辈份”来，黄瑛比另两人还大了一辈。

黄瑛的父亲黄桂芝13岁就在扬州裱画铺里学裱画，1960年代因为公私合营来到上博工作，是第一代古字画修复师。黄瑛说，父亲那一辈的功夫大都是偷学的。过去有种说法叫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师父不会认真教，学徒只能趁师父干活时时自己偷看偷学。当时，南派裱画分“苏帮”和“扬帮”，上博的老师傅里，苏帮和扬帮都有。黄桂芝先生是扬帮高手，他曾跟黄瑛解释，苏帮的特色是讲究装潢的色调搭配，整体清雅洁净、平挺柔软；扬帮的特长是做画心，一张画心能够做得四面光。原本两派是不通的，但到了上博后，壁垒就打破了，大家本着有利于文物修复的原则互相交流融合。

1972年时，上博从南汇招了30位优秀知青，其中6位进了书画修复室。他们也是“第二代”古字画修复师的中坚力量。褚昊感叹，“第二代”的传承契机特别好，每个师父的手艺都可以吸收，又结合了苏帮和扬帮的优点和特色。黄瑛1981年进入上海博物馆时，上博古字画修复研究室有二十六七位修复师，那是上博书画最兴旺的时候。记者好奇，黄瑛作为黄桂芝的女儿，在学习期间有没有受过特殊照顾。但黄瑛说，父亲并没有对她放松要求，刚进来都要先打几年基本功，每天要调两斤多浆糊，手臂累得抬不起来。做修复时身体不能倚靠桌子，一天站好几个小时，父亲也不许她坐一会儿。那时，上海中国画院每年的迎春画展会请他们去装裱，上博派员分成四个组轮流去，黄瑛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干，这在她看来，已经是“额外照顾”了。

去年年底，最后一位上博第一代古字画修复师华启明过世了，第二代修复师也相继退休。当初从南汇招的6位知青中，如今有3位在国外从事中国字画修复工作，把上博的古字画修复技术也带到了国外，其中包括在大英博物馆修复《女史箴图》的邱锦仙和在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修复中国古字画的顾祥妹。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带起了外国徒弟，有时碰上紧急的展览，徒弟们搭不上手，只好又来上博“搬救兵”。2014年，黄瑛、褚昊、沈骅三个人轮流赶去大英博物馆“接力”，帮助邱锦仙修复完成两幅要展出的明代古画。“国外起初对东方书画的修复只认可日本，因为很多日本人早就进入了西方博物馆。由于邱老师等人的努力，现在国外已经认可了中国的修复技术，可以使这些古字画得到更好的保存、更完美的呈现。”褚昊说。

沈骅在修复文物。

黄瑛在修复文物。

黄桂芝在教徒弟诸品芳、顾祥妹、沈维祝。

三十道工序，全部手工

上博古字画修复室3个未来的“第四代”修复师都是2010年后新招的大学生，现在都还在打基础。修复室外墙上贴了不少复制画，是他们用来练手的工具。在此之前，先要练打浆糊、擦桌子。浆糊要调得均匀，粘度适中。擦桌子有什么讲究？褚昊介绍，过去老师傅有门术语叫“丢手干”，擦到后面，前面已经干了，毛巾的湿度，手上的力道都有讲究。他们上班第一件事，要先擦两遍桌子，保证桌面上纤尘不染，才能把字画放上去。

修复一张古字画有哪些工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按照保存情况，每一张的方案都不同。黄瑛拿出一张清代任伯年的书画立轴，记者凑上去一看，感觉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也需要修吗？”“当然，这张画上面都是折痕与断痕，需要重新装裱，大概需要半年时间。”黄瑛介绍，要处理这些折痕，需要给画心配上“命纸”，然后在折痕背后垫上条子保护画心。“隐约有一点折痕也要垫上，如果断痕后面没有条子顶住，一卷又要坏了。通常一次垫好后卷起来，过两个礼拜再打开，看是不是有新的断痕，这样反复处理几遍。”黄瑛拿出用来垫画的条子给记者看，条子的宽度在2—2.2毫米最适合，全部是用宣纸手工裁成。而且，裁的时候不能画线，全靠眼力，纸不能断，粗细要一致，这也是学生要练的基本功之一。

褚昊的桌上放着一件清代人临摹的清明上河图绢本，长度大约八米，破损得相当厉害。画上放了一块绢，是褚昊找来的“补丁”，“平时要收集一些旧材料，关键时拿出来，看能否配得上。”手卷是所有形式里对修复师要求最高的，其难度在于长，裱好后要直，手感平薄柔软，卷起来两头要齐。通常修复从镜片开始学，然后是立轴，到最后才是手卷。而且，绢本相比纸本更不容易保存，有个说法叫“纸寿千年绢八百”，褚昊判断，这件手卷全部修好，要花将近一年时间。其中有三个月是把画“上墙”，经过自然阴干定型。“实验室这么长的墙面就是用来贴手卷的，像这幅手卷全部展开可能要15米左右。”

沈骅正在处理一幅绢本的书法，作者是清代进士莫晋，绢是清宫特质，手绘花纹，上过粉，呈现一种独特的紫红色，要给它配同色的命纸很难。而且，由于保存不好，字上的残缺很多。沈骅介绍，通常的理念是接画不接字，除非是一笔之间明确可以连接上的空缺。

修复完成一幅书画作品，最起码有三十道工序，全部手工，少一个工序都做不成。而一幅画的修复工作从清洗、染命纸、修补、全色、镶料、贴条，到背后上两层覆背后上墙贴平，下墙后背面上蜡砑光，通常全部由一个人完成。连立轴上的“天杆”、“地杆”都要自己锯，卷轴的扎带也要自己缝制，从粗到细，全由一个人完成。“书画修复难在每幅画不一样，要从头到尾想清楚才能做，不确定因素特别多。”黄瑛说。

三人正在修复的藏品名气虽不高，但残损严重。“对我们来说，书画修复难度的高低与藏品的等级有时并没有关联性，往往等级低的东西破损的越厉害，修复难度越高”，褚昊解释：“而馆藏的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经前代老师傅的修复，再加上博物馆良好的保存条件，在库房中放个一百年不是问题。”最近吴湖帆鉴藏特展中展览的一幅米芾的《多景楼册页》是黄桂芝在上世纪80年代修复的，现在拿出来还很完整。而且书画文物怕光，一级品文物在陈展上都会有时间限制，《多景楼册页》在修好后，也是最近才展出这一次。

成亲王行书对联修复前后对比（沈骅修复）。

明代胡靖行书轴修复前后对比（黄瑛修复）。

明代人物册页修复前后对比（褚昊修复）。

倪仁杰花鸟图轴修复前后对比。

清代郑板桥墨竹图轴修复前后对比。

细节决定成败

每个手艺人都会做自己的工具，一来，买来的未必称手，二来，做工具也是练手上的基本功。装裱中用到的刀、竹尺、针锥等工具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砑画的砑石则是老师傅传下来的。这样的石头很难找，既要称手，口子又要平，质地细腻，“每次出去旅游我们都要到河滩上找一找，做个有心人。”

想不到像“砑石”这种看起来古怪的工具对修复师如此重要，但有些能想象到的工具，他们却是不用的。比如，要裁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出来，书画修复师竟然不用三角尺和铅笔。

不用三角尺，如何裁正方形？“很简单，利用针锥连接两点成一线，再找平行。一把直尺、一把刀、一个针锥，裁出来肯定准，不需要其他任何工具，这也是中国人的智慧。”道理讲出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针眼扎好后，直尺放在里面，两边都露出半个眼出来，一一对好，差半个眼都不行。这里如果有稍许误差，十几米的手卷做起来就不齐了，刀工和眼力都要练。为何不用三角尺呢？记者好奇。褚昊反问，“你觉得三角尺准吗？我觉得未必准。”三角尺都是用机器生产出来的，他们更相信传承下来的技法。“细节决定成败，就体现在我们这个行当上。”

工匠精神是什么呢？黄瑛觉得，工匠精神是经验的积累，褚昊觉得，工匠精神是追求极致，沈骅觉得，工匠精神是注重细节。目前，书画修复师全国大概有100位左右，黄瑛觉得，这门技艺注定是极少数人做的，她决定今后将这门手艺绝活交到女儿手中，让她一直传承下去。手艺靠师徒相传一代代传下去，一旦断了就很难恢复。“上海博物馆修复的前辈们为中国的古书画抢救工作做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业界尊敬，我们的技艺来自于他们的无私相传，除了对专业的喜爱，更多了份责任，把它传承与发展下去，我们责无旁贷。”褚昊说。

沈骅（左四）、褚昊（左五）、黄瑛（左六）与师父沈维祝、诸品芳讨论修复方案。

（本文图片由上海博物馆古字画修复研究室提供  编辑邮箱：sclj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