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牡丹亭》、一部《红楼梦》，在白先勇最初的生命中撒下了两颗“梦”的种子。

后来，漂泊海外，辗转许多城市，他在这两部经典和它们背后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故乡。

于是，在文学之外，人们看到了“昆曲白先勇”和 “教师白先勇”。他在观众和学生心中也撒下了种子，期待有一天中华传统文化能迎来一次复兴，赢得全世界的了解、欣赏和尊重。

15年前，67岁的白先勇开始了一场冒险。他带着一群青年昆曲演员走进北大校园，上演了一出青春版《牡丹亭》。台下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过昆曲，他们能听下去吗？站在侧台的白先勇心里没有把握。

这场演出，轰动京城。青春版《牡丹亭》从此开始了国内外巡演，两百多场演出，场场都收获热烈的掌声。

《牡丹亭》又名《还魂梦》。有着近600年历史的昆曲与现代美学的结合，令这门曾经辉煌的艺术“还了魂”。

至今，白先勇仍然怀着谨慎之心。对这部演了十多年的戏，他仍会在细节处进行修正，生怕稍有不慎，有损昆曲的美名。去国外演出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像是带着中国的国宝去办展览，而自己则扮演讲解员的角色，为全世界观众讲解昆曲这个宝贝。

前不久，白先勇带着自己与苏州昆剧院制作的昆曲《白罗衫》《义侠记》来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这位八十多岁的“讲解员”，眼睛里又透出年轻人的光亮。

 蒋迪雯 摄

【以最美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

上观新闻：您一直说自己是“昆曲义工大队长”，带着一群“昆曲义工”为昆曲的推广四处奔波。身为一名作家，您为何会对昆曲有这么深的感情？

白先勇：我不是昆曲界的人，但我这个外行和昆曲的缘分很深。我第一次看昆曲时只有10岁，那是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兰芳回到上海，在美琪大戏院和俞振飞演出《牡丹亭》。我那时还不太懂戏，但是“游园惊梦”从此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第二次看昆曲，是40年之后了，还是在上海。1987年，我在复旦大学做访问教授，正好上海昆剧院演全本《长生殿》。那天的演出非常精彩，观众都散场了，我还在鼓掌。我激动，不仅是因为当天的表演，而是因为那么多年后又看到了昆曲在舞台上浴火重生。我心想，这么了不起的艺术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过当时只是一动念，没想到日后真的会为昆曲“卖命”。

上观新闻：2004年，您与苏州昆剧团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把昆曲的青春重新唤醒。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牡丹亭》，而不是其他剧目？

白先勇：上世纪90年代以后，昆曲开始走下坡路，优秀的演员慢慢老去，年轻人一提到昆曲，就觉得是“困曲”。我这才意识到：这门艺术真的危险了。昆曲要有前途，一定要有年轻观众。2000年，我从心脏病手术中幸运地挺了过来，就开始想：上天让我活下来，可能是要我再做一点有用的事情。于是，我决定尽我的余生，为昆曲的传承做点什么。2001年，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和苏州昆剧团着手打造青春版《牡丹亭》。

当时就有人问我，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看好莱坞大片长大的，他们还会被昆曲里节奏缓慢、含蓄的爱情打动吗？我说，好莱坞大片里的爱情都是“速成”的，而《牡丹亭》的男女主角光眉来眼去就要20分钟，这多过瘾啊。后来青春版《牡丹亭》到各大高校演出，反响都很热烈，这说明昆曲中那种复杂而含蓄的中国式情感交流也能触动现代人。

蒋迪雯 摄

上观新闻：从《牡丹亭》到《玉簪记》，再到您近年来制作的《白罗衫》，跟着您的脚步走进昆曲世界的观众不难发现，昆曲表达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许多人类共通的情感。

白先勇：没错，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昆曲，那就是“美”和“情”。昆曲是以最美的形式来表现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昆曲中“情”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晚明的文学思潮带来了“情”的大解放，那时候有很多传奇本子都写情。中国人的这个“情”很复杂，爱情就分很多种：《长生殿》《桃花扇》是以儿女之情系兴亡之感，用儿女之情来表现历史沧桑；《牡丹亭》的爱情是形而上的，是梦幻的、是穿越生死的爱情神话。

除了爱情，昆曲中的“情”还包括父子、母子、夫妻的五伦之情。《白罗衫》讲的是一个人在情与法之间的艰难抉择，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境下，在与命运的抗衡中，展现人性的复杂。

【在古典的基础上，谨慎地注入现代元素】

上观新闻：《白罗衫》的故事似乎有一些古希腊悲剧的影子？

白先勇：我和编剧张淑香教授在讨论本子的时候，就发现《白罗衫》是一部很不一样的悲剧。它与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在气质上有相近之处：主人公徐继祖的继父徐能，既是养育他的“父亲”，又是杀害他亲生父母的仇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具备了最典型的悲剧元素，但它又不是一部简单的悲剧。继父徐能最终的死有一种高贵在里头，尽管他曾经是一个江洋大盗，但他一直想做一个好父亲，也用死完成了他对“儿子”的爱。而站在儿子的角度，徐继祖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忍心杀死养育他的仇人。

上观新闻：新版《白罗衫》的结局与古本有一些不同，对结局的修改是出于怎样的思考？

白先勇：古本是一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结局，徐继祖发现继父徐能曾是盗贼之后，就将他正法了。这样的结局未免有些简单，我们想呈献给现代观众的，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化的人物，而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处理戏中人物的命运纠葛和亲情理法之间的挣扎，希望让观众对人性的复杂有更深刻的感受。

上观新闻：您经常说昆曲的发展要“尊敬古典而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而不滥用现代”，传承与创新的分寸该如何拿捏？

白先勇：传承与创新其实是我们在制作每部戏时最大的挑战。昆曲有近600年的历史，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精确的演出程式，这些是不能随便改动的，改了就不是昆曲了。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21世纪的观众，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要能够引起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共鸣，就一定要合乎他们的观念。

在视觉方面，昆曲的舞美、灯光和服装设计不能抱残守缺、一成不变，但是也不能乱来。弄一台的霓虹灯和干冰，未必就现代。我一直坚持要在古典的基础上谨慎小心地注入现代的元素。

除了视觉，昆曲背后所表达的价值观也要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这是戏曲的传承与创新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尽管现代的观众和过去的观众在价值观上会有一些不同，但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比如爱情，这也是我选择《牡丹亭》复兴昆曲的另外一个原因。

蒋迪雯 摄

上观新闻：近年来，一些剧团和演员尝试了京剧与昆曲的合演。最近有几部京昆合演的剧目比如《天上人间 李后主》也即将来到上海演出，您认为京昆合演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吗？

白先勇：京剧的优势是它多元化的叙事技法，而昆曲擅长潜入观众的内心，给人一种意象化、内省式的感悟，两者各有所长。现在有一批年轻演员在做这样的尝试，我觉得很好。实际上，当年梅兰芳和程砚秋就曾经做过京昆合演。我觉得各种道路都可以走一走，看看哪条路能受到观众的欢迎。

有人说，这十几年是昆曲的“黄金年代”，它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喜爱，但我觉得昆曲的危机其实还没有度过。昆曲最重要的还是传承二字，这是一门需要面对面口传身授的艺术，不传下去，就没有了。老师们逐渐年纪大了，应该要有计划地栽培下一代。

上观新闻：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现在看昆曲的年轻观众比以前多了，但是真正懂戏的观众未必比过去多，有些年轻观众只是把看昆曲作为一种时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白先勇：我觉得有专门的老师教大家去欣赏很重要。我这几年带昆曲走进校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邀请昆曲艺术家作巡回演讲，现场讲授和示范。剧场在其中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有些剧场在开场前半小时会安排一个导赏环节，教观众怎样去欣赏当晚要演出的戏。听过这样的讲授，观众再看戏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也希望今后能有一个剧院，长期演出昆曲，就像美国的“百老汇”一样，让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来看。

【“美盲”和“文盲”一样可怕，要把我们自己的美学传统恢复起来】

上观新闻：除了推广昆曲，这些年您还在不遗余力地向学生和读者解读《红楼梦》。您的“红楼梦情结”从何而来？

白先勇：《红楼梦》是我从小读到现在的书，我曾经在美国加州大学教了很多年的《红楼梦》，到了耄耋之年，从头再细细研读，也只是读懂了七八成。我是学西方文学的，看过不少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品，但我觉得曹雪芹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才。《红楼梦》创作于18世纪，可它是超越时代的，今天再看它的结构、内容、手法，依然非常现代，不输任何西方现代经典小说。《红楼梦》中的哲学和宗教也讲得很深刻，它将中国人的哲学以最鲜活动人的故事和人物具体呈现出来，在我们民族心灵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观新闻：您在美国教了20多年《红楼梦》，后来又到台湾大学开了一门讲《红楼梦》的课，据说是因为当时有老师告诉您，现在已经很少有学生有耐心去读这样的大部头经典了。您开这门课，是被“激”出来的吗？

白先勇：当我听说现在的年轻学生都不读《红楼梦》了，我心想，这还了得？所以我就决定在台大开课，用100个小时，从第一回讲到第一百二十回。一开始有1000多个学生登记要上这门课，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教室，后来只选了400多个学生，他们就跟着我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

我告诉学生，你们现在都被手机“绑住”了，手机阅读能给你们提供很多信息，但要看比较深刻和经典的内容，还得静下心来读书。大学四年是静心读书最好的时机，你读到的某一本书就有可能影响你的一生。

上观新闻：在不少大学发布的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中，排在靠前位置的大都不是经典，而是一些通俗读物。您认为应该怎么去引导更多青年学生接触经典、阅读经典？

白先勇：年轻人不管学什么专业，人文的底蕴一定要建立起来。因为无论学什么，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人类服务。戏曲也好、文学也罢，它们归根到底讲的都是人类的情感，让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如果一个学习科技的学生对自己、对“人”都不了解，那么他将来研究出来的可能就是没有“人味”的“科学怪物”。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很快，科技可以帮助人迅速地了解很多知识，但未必能真正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的科技教育在尽力追赶西方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人文教育，否则就会陷入人文危机。

上观新闻：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文学经典，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情”的集大成者，您对它们的传播，其实也是在做一种有关“美”的教育。

白先勇：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美盲”其实和“文盲”一样可怕，我觉得很有道理。昆曲的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顶尖的美学。我们在国外演出时，西方观众最喜欢昆曲的水袖动作，这就是昆曲的线条美。其实它的音乐、唱腔也都展现了独特的线条美。如果表演艺术的美学达到一定高度，是能超越文化阻隔的。

除了昆曲，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美的东西，服装、建筑、文学都有一套独特的美学，但是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里，我们受西方审美观的影响比较多，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文化和审美失去了信心，把我们自己的美学给忽略了。我希望借着昆曲的文学辞藻美、舞蹈音乐美、造型服装美，让大家亲近传统文化中的美，从而产生一种觉悟，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美学传统恢复起来。

【让我们的文化也像欧洲那样来一次复兴，获得新的生命和面貌】

上观新闻：您曾经说，推广昆曲是您的一个试验，您想试验什么？

白先勇：当年刚刚做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有人问我：你一个外行为什么要搅到戏曲里面来？我说我想做一个试验，看看昆曲这个正在衰微的古老剧种，有没有可能在现代的舞台上重放光芒。如果可以，那是不是我们整个传统文化也可以有所借鉴，实现21世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让我们的文化也像欧洲那样来一次复兴，获得新的生命和面貌，让全世界了解、欣赏和尊重我们的文化，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卑愿。西方近现代蓬勃的文化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们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有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的绘画和雕塑，都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取得的灵感，并进行创新。我们的“文艺复兴”，也应该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去，在传统的根基之上创新。文化没有根是不行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拼命喊口号，说中华文化有多伟大，而是要从中重新评估那些真正了不起的部分。

上观新闻：复兴传统文化的这个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白先勇：这是一个渐渐产生的念头。尤其是我去美国留学之后，看到西方的文化那么兴盛，心中多少有些失落感，内心里有一种隐痛。当我们追赶西方科技脚步的同时，发现他们的文化始终一脉相传，不管经历过多少战乱，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始终没有动摇过，而我们的文化认同，上百年来是不完整的、破碎的，当文化认同不完整时，我们的灵魂会一直流浪。

我出生在桂林，从小随父母辗转过许多城市，后来又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几年。在不断漂泊的过程中，真正让我有安身立命之感的灵魂故乡，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海外，每当我听到昆曲、读着《红楼梦》的时候，就非常自在，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上观新闻：您有一本散文集取名《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在实现理想的这条路上，您感到孤独吗?

白先勇：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文艺复兴，但如果有一大批人心中都怀着这种热情，都有这颗心，那就有可能了。我做青春版和校园版《牡丹亭》推广昆曲，只是撒下了一点火种，真正要实现这个愿望，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牡丹亭》去了那么多地方，有这么多大学生演得兴高采烈，有这么多学生看完觉得美，我觉得这就是希望。

回头想想，“文艺复兴”这个词好像是贯穿我一辈子的一个词。我念大学的时候，和同学办了一本《现代文学》杂志。因为发行量太小，印刷社经常不给印，我只能坐在工厂里守着厂长，“威胁”他说：“你们不印，我就不走。”那本杂志穷得不能再穷，撑了20年。一群很有才情的年轻作家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后来成了大家。60多岁的时候，我看到昆曲要衰落下去了，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傻劲，“冲进去”了。在这期间我又教了几十年的《红楼梦》。现在回想起来，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人物小传】白先勇  作家、评论家，生于1937年。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等。近年来致力于昆曲的复兴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重新解读与推广，重新整理了明代汤显祖戏曲《牡丹亭》和高濂《玉簪记》等。曾获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