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报道称，“港独”思潮持续在香港延烧，“繁简之争”逐渐演变为热点争议。激进本土派团体“热血公民”成员之一的郑锦满4月2日在“脸书”发文称，为保卫繁体字，发动“图书馆战争”，呼吁市民到图书馆强行将简体书下架。他警告，简体字图书采用的都是大陆用语，家长稍有不慎，“孩子不但潜移默化地学习了大陆劣质语文，更连典雅正体字也弃如敝履渐被‘洗脑’。”

谈到港人的国族认同，笔者总会想起颇具北京与香港“双城寓言”色彩的电影《春娇与志明》。影片中首都北京与创富想象相连，港人对于经济价值的热切关注，想象性地抚平两地关系中的张力，并遮蔽有关政治的讨论。“北上好赚钱，其他都别谈”，香港导演道出2012年港人心声。

而今年周星驰执导的《美人鱼》上映后，有香港知名评论人将其视作“五味杂陈的香港隐喻”，并称“香港上空的声纳”震撼港人耳膜，“族群的天空已经被狠狠地收窄着”。

新一波本土主义风潮涌起，互联网上反感大陆人的信息开始集结，针对大陆人的“反蝗虫”运动不断冒头，“港独”思想也冲破禁忌、彼此应和。受此社会氛围影响，昔日潜隐在某些港人心头对中央政府管治的困惑，在一轮轮煽动下开始放大并走向极端。他们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也转而归咎于制度，归咎于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

困惑可以理解，但他们无疑是打错了板子。放眼全球，除了港澳台地区，没有哪国在中央层级和部分地方区域，分别实行迥异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确很“特殊”。

从建立在自身“特殊性”基础上的“香港认同”演变看来，上世纪70年代是重要的历史节点。香港经济起飞为港人带来优越感，文娱产业的发展又为其缔造共同的文化记忆，随着香港与内地差距逐渐拉大，“香港人”的意识逐步成形。

然而正如某文化研究学者所说，“香港本土派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根本没有享受过所谓在大陆人面前很有优越感的时期。”从“反国教”到“占中”乃至“旺角暴乱”，当前被本土势力推向前台的青年，对于香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没有多少可以共享的“光荣记忆”。他们的“香港人”认同更多建立在对大陆的拒斥之上，“在抵抗的便是香港人”成为该群体的精神信条。

对抗的姿态难掩青年群体内里的虚空。在“民主”旗号下声嘶力竭，却搞不懂究竟为何而战。港英统治下的香港虽无民主可言，却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强化香港人的本土认同。

香港青年恰好主要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式的公民教育，较之长辈更加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在泛民派的误导下，便先入为主地产生“内地是不民主的，香港是民主的”二分思维，并将“民主”视作香港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

相形之下，回归以来，香港教育体系中有关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内容却明显不足，直接导致香港青年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缺乏了解，也因此难以巩固和增强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对现实国情的漠然无知，以至部分青年“只知有港、不知有国”，甚至以为“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可以“二选一”。

而在具有高度包容性的“一国两制”方针下，内地与香港长期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香港青年又对内地缺乏必要的了解，“中国人”认同本就可能流于形式。同时，泛民派试图虚化“一国”，凸显“两制”，部分香港青年受此影响，将对内地意识形态的不认同，过度扩展到政权，转而对中央政府依法管治抱以排斥乃至对抗的态度，甚至出现分离主义的不良倾向。

再加上香港本地社会问题难解，不满于发展现状的港人视其为回归所致，盲目信服港英统治“自由、民主、法治”的殖民神话，却将其留下的房屋、医疗卫生、个人储蓄等方面的烂账，抛由中央政府“背锅”。而两地交往偶有摩擦本属正常，在防备甚至敌视的心态下，所谓“中港矛盾”被刻意放大，使问题进一步失去妥善处理的机会。

反对与破坏是容易的，关键是创造与新生。“捍卫香港民主”的急先锋们，在对“抗争”行为的迷恋中，在对“恋殖”情怀的浸淫下，正将香港推向不安与动荡的边缘，而他们所笃信的问题答案，或许正是别人喂下的毒药。

回到香港电影上来说，香港既不应延续殖民时代的定位，继续漂泊在家国之外，只在“揾钱”中实现自身，回避国族认同的焦虑；也不该任由泛政治化的阴云压境，破坏当地所珍视的“港人的生活方式”。

在回避与激进之外，摆正心态、检视问题才是出路。既然曾有2008年奥运盛典让港人热泪盈眶，“中国人”认同空前高涨的过去，内地与香港之间眼下的心结也应有望化解。港人要知道，从没有脱离“一国”的“两制”，背靠大陆的发展才能有效解决香港当前经济民生问题。

此外，通过加强港人尤其是青年与内地历史文化和经济利益上的联系，让曾经“存在感”不足的国家显影在港人面前，双轨并行开展国家认同教育还“为时未晚”。香港人的首都在北京，这会是有理性港人的答案。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本文转自海外网，有修改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