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中原平坟第一人”之称的朱伟，日前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清明当口，朱伟与其投身的“平坟运动”，也终于曝出了后遗症。

2012年3月起，河南周口掀起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半年平坟350多万座。但如今，周口大多数被平的坟头重新堆起，作为平坟配套工程的3000多座公益性公墓则大多废弃。

另一件引起争议的事，是深圳重申“禁摩限电”。这一整治被理解为对快递业“杀伤力巨大”，出现不少不同的声音。

两件事，看似无关，实则有类似的逻辑。政府“好心作为”，民众却颇不领情——这到底是为什么？

抵抗

根据“平坟运动”的中心、河南省周口市的说法， “平坟”的初衷是“以土地谋发展”，是要“防止死人与活人争地”。朱伟被称为平坟“第一人”，是因其曾创下一天内平坟1043座的纪录。

所谓平坟，就是把原本农民用以土葬立碑的土地，释放出来退还作耕地。站在现代殡葬改革的立场上，这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但这对土葬习俗深厚的农村地区来说，却不啻为一场巨大的灾难。

近年不少地方开展的“平坟运动”，大多受到当地民间的强烈抵抗。有人曾因抵抗而被倒下的墓碑砸死，更有甚者为了赶上最后的土葬，不惜选择自杀，惨烈可见一斑。

一定要“平坟”吗？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可能是必须的。他们可以拿出大量数据，来证明耕地紧缺、土葬“浪费”，“平坟”势在必行。但百姓并不这样考虑问题。长辈去世，能否“入土为安”，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一个坟，能种几个稻？

谁对谁错？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禁摩限电”里。深圳的这场“整治”，10天里查扣了1万多台电动车，拘留了800多人。

为什么要“禁摩限电”？政策制定者表示，摩托车和电动车在日常交通事故中“死伤率较高”，且容易在地铁口等地“非法拉客”；此外，摩托车电动车缺乏行业标准，产品良莠不齐。总而言之，出于各种“危险”，“禁摩”利大于弊。但百姓也未必这样考虑问题。直接受“禁摩”影响的快递行业，立马有人辞职：“安全”固然重要，但“生计”怎么办？拘留那么多人就是明证。

谁对谁错？

成本

2012年11月，国务院删除了《殡葬管理条例》中关于“民政部门有权对拒不改正违法土葬、建造坟墓行为强制执行”的条款；现如今，周口的棺材生意又红火起来。

“禁摩限电”遭致舆论围击的情况下，深圳方面一边表示此举“效益非常突出”，一边也给出了补充说明：根据相关法规，快递业可以通过“备案”，继续使用摩托车电动车运营。

事态看似都有转机。但围绕两者的是非之争，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出于某种习惯，人们通常认为一项“政策”既已出台，就拥有了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但在“平坟”和“禁摩”上，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地方政府“平坟”，中央行政机关却修改《条例》；一座城市“禁摩”整治，不多久又急着说明不是“一禁了之”。显然，平不平坟都有理，禁不禁摩都有理。

借用经济学上的“社会成本”概念来解释，这一切都会显得很清楚。罗纳德·哈里·科斯在名篇《社会成本问题》中写过，一件事情，选择A可能伤害B，选择B可能伤害A，最后选择的原则，应当是社会总体成本（包括作出社会安排的操作成本）得大于失。

引申到“平坟”上。“平坟”的获益是很容易计算的，平掉多少多少坟，还出多少多少地，每亩收益如何，总收益如何。但“平坟”的损失却未必经过了理性的计算——特别是，当这种损失是无形的、不能量化的，更容易被政策制定者们所忽略。

引申到“禁摩”，就更加清楚。支持“禁摩”的人，都看到了摩托车、电动车带来的隐患；但“禁摩”带来的损失却被忽略了。甚至不要忘了，“提高准入门槛”本身，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和损失；“禁摩”带来的大量执法成本，也应被考虑到社会总体成本里。

我们并不是说“平坟”和“禁摩”是错的。但从事态一波三折、前后不一的进程来看，这些令公众格外敏感的政策，出台得不说草率，至少也是不够严谨的。

是非

好政策意味着什么？哪怕再紧迫的问题，至少在制定政策的源头，也需要考虑一下“社会成本”，全面权衡利弊得失，再作出真正合理的安排。

而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常存于政策制定者脑海中的“先天正确”——比如“平坟”里的“以土地谋发展”，比如“禁摩”里的“安全隐患”。这些强有力的理由，往往直接促成了强有力的决策。

但“正确”往往不是一概而论的。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释的若干例子，正是要破除人们心中习以为常的“正确”。比如，一位医生的诊所隔壁有一家工厂；医生投诉工厂机器的震动令其无法正常行医。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应当是工厂向医生赔偿。但科斯告诉我们，不一定。产权界定清楚的前提下，使用机器也是工厂的权利，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可能谁赔偿谁都是一样的；甚至，政府可能依据“此地建工厂不适合居住”来作出倾向于医生的决策，但科斯说，这块地的性质到底“应该”是住宅还是工业，也应通过社会总体成本的权衡来决定。

把这一思想套用于“平坟”和“禁摩”，所谓的“以土地谋发展”和“安全隐患”，能不能成为至高无上的默认准则呢？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有详尽的论证支撑。而决策可能增加的新成本，更是值得反复权衡的因素——面对“平坟”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冲击，“土地发展”的价值就一定更高吗？相比摩托车电动车带来的高效率、便捷度和就业机会，偶发的、通过优化管理可以减少的“安全隐患”，又真的不可接受吗？

再说一次，我们不是要“挺”土葬和摩托车、电瓶车，而是希望，政策制定者在出台相关政策时，需要更多地从社会总体成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把这个成本对比公之于众。学会这样想问题，就可以避免人们痛恨的“一刀切”——“一刀切”是许多政策制定者的通病，而一个“一刀切”的公共政策，往往后患无穷。

相信政策制定者的内部是不乏这样的争论的。事实上，像“平坟”、“禁摩”这样的事，在每个地区都会发生；各类政策出台的前后，都可能有、也应该有相似的争论。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能伴随透明的争论，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能将“社会成本”——而不是“上级命令成本”或“个人仕途成本”，作为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

（本文编辑：朱珉迕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