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看得见房屋和人影了——张萍提了提满是泥点的裤腿，长长呼出一口气。

那是2016年8月1日，她第一次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那夺村。这里的夏天总是多雨，淋得红土地又黏又湿。车子一下子陷进泥潭，怎么都出不来。张萍只得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了半小时山路。

张萍来自北京，是北京舞蹈家协会会员、舞蹈编导。国家级贫困县砚山县是她的家乡，生活了十几年，但“那夺村”，她以前闻所未闻。

她脑海里存着一张照片，是在老同学朋友圈看到的：穿着民族服装的小女孩打着赤脚，脏兮兮的，脚趾间满是厚厚的泥，可眼睛又大又亮，漂亮极了。
   

“这是哪？”打听之后她才知道，离砚山县城35公里的地方，居然有一个那夺村。

这个藏在大山里的村子共72户。2013年底，那夺村被认定为砚山县者腊乡两个贫困行政村中17个贫困村小组之一。过去几十年间，因为难忍贫穷，两任村长的媳妇都跑了。
   

“这些孩子，我一定要帮。”张萍暗下决心。    
   

怎么帮？“语文、数学没法跟城里的孩子比，但舞蹈可以！”为了带孩子们“跳”出大山，这两年半，她一来再来。丈夫、亲友、同事，志愿者的“雪球”越滚越大，“那朵彩云”艺术公益志愿团队渐渐成为那夺村的“第73户”。
   

今年1月，那夺村脱贫。“最开始我一家家去叫人的时候就说，读书、跳舞才有路，果然不假。”村长王忠明一脸掩不住的笑意。

“第一个外人”

学校一放寒假，张萍就到了。她得带着孩子们办冬令营，排练今年文山州少儿春晚的开场舞。

没过几天，张萍的丈夫关於也来了。1月29日清晨4点，天还没亮，他从北京的家里出发，坐近4小时飞机，到昆明转乘高铁，而后搭乘大巴到砚山县。这里距北京2827公里。到县城时，天已黑透，只能等到第二天一早，再开车前往那夺村。
   

相较于妻子，关於的名气更大些。他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直属党支部书记，也是一名芭蕾舞教师，喜戴围巾，爱穿左胸绣了国旗的针织衫。去那夺村之前，他特意准备了党员徽章，学习了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为天津的社区志愿者点赞的讲话，打算在“必要的时候亮出党员身份”。    

 
2013年起，关於开创“田埂上的芭蕾”，每周末往返于北京和雄安新区端村，免费教农村女孩跳芭蕾。白洋淀的“小天鹅”从此走出田埂，走进国家大剧院、央视演播厅……   
   

“其实我做公益都是夫妻档，云南这个项目上关太是主角。”2016年，他与妻子在云南启动“那朵彩云”艺术公益志愿帮扶活动，继续“艺术教育、精准扶贫”之路。这次到那夺村，他扛着单反，跑前跑后，一副“小弟”模样。

    
进村的路只有一条，去年水泥路刚通到村口。路很陡，上坡看不到顶，下坡看不到底，不少初来的志愿者坐在车里都脚软。“开慢一点。”“我们下车走上去吧。”这些话关於听得多了，耐心用“老司机了，技术靠谱”劝慰来人。    

车从县城开了1个多小时，1月30日上午10点，关於、张萍夫妇一出现，十多位女孩一窝蜂跑上前，小火炉一样亲热叫着“关爸”“张阿美”。
   

“阿美”是当地方言中对母亲最亲密的称呼。而两年半前，情形大相径庭。
   

“张阿美是来我们村的第一个外人。”叮当今年13岁，刚上初一，张萍最初进村时，正是让她去叫来年龄相仿的女孩，说要教舞蹈，“没人相信，谁会无缘无故来帮你？”

但叮当太喜欢跳舞了。读小学时，她曾与几个同学处不来，被告了冤枉状，说她打人。“可老师不相信我。”情绪无处排解，她便听音乐，身体不自觉地摆动，“跳着跳着，突然觉得开心了。”自那以后，每逢学校有文艺活动，叮当总第一个报名。
   

山茅今年15岁，学跳舞之前的梦想是在村里当语文老师。陌生人出现在村里，她观望许久，“我躲在门后偷偷看，他们一叫我，我就把头缩回去了”。

第一堂舞蹈课之前，关於夫妇挨家挨户吆喝半天，还送出不少小礼物，可叫来的总共不过十个孩子。关於教芭蕾，张萍跳彝族人跳了数百年的弦子舞，没有把杆，没有镜子，没有舞蹈鞋，只在村口找了片空地，第一节红土地上的舞蹈课便开始了。    

孩子们问：“跳舞能干嘛？”
   

张萍答：“跳舞能带你们去北京。”她原意是舞跳得好，有本事了，可以走出大山表演。不曾想，这些连普通话都不熟练的孩子们一下子蹦了起来，“跟着张阿美跳舞，就能去北京！”

去北京

2016年底，“去北京”的消息传开，那夺村炸了锅。

这趟进京艺术之旅，对村民而言无疑是件登天好事，甚至是有些家庭几辈人未竟的梦想。但这两个忽然冒出来的“外人”，可信吗？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的孩子卖了？”“万一我小孩心和肝被挖了，我上哪找你？”……压不住四起的担忧，张萍请了王忠明，一起去乡上。最终决定，北京之行由者腊乡副乡长卢保旺和那夺村村长王忠明分别担任领队和副领队。张萍给此行取了个名字，叫“那朵彩云”，取“那夺”的谐音，寓意“踏着彩云进北京”。

出发那天是2017年1月8日。经由关於联系，通过了音乐、舞蹈选拔的12名女孩穿着统一的红色羽绒服，去北京开眼界。她们大多最远只去过8公里外的者腊乡。

第一次坐上大巴出远门，很多人抱着塑料袋吐了一路。到了昆明，接待方是云南艺术学院教师顾宏飞，他和张萍是在文山州歌舞团时的老友。他带了助手夏万雄，包了辆车，载孩子们去火车站。

翟琳早早就在火车站等着，她在铁路系统工作，也是顾宏飞的朋友。正值春运，火车站人山人海，“张萍要带着12个没出过远门的孩子，我之前做过导游，知道有多难，能帮一点是一点”。

要进站时，张萍突然发现，竟然有张车票上的名字和人对不上号。原来，有个孩子的家人怎么也不同意，王忠明就换了个愿意去的，“我哪知道车票上还写着名字呢……”    

三天两夜的奔波，一下火车，见到接站的关於，张萍顿时抱住，崩溃大哭。
   

大人们的难处，16岁的可依一点都不知道。她只记得，火车特别长，怎么都跑不到尽头；靠窗有两个座椅，面对面坐着聊天，看着窗外“刷”一下飞驰而过的树，特别好玩。
   

孩子们心心念念，直奔天安门。“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来过天安门，今天想看看毛主席，给他跳一支我们民族的舞蹈。”换上民族服装去天安门，是可依最开心的时刻，“我能记一辈子。”
   

可依是弃婴，出生后被搁在苞谷地里，被王忠明的父亲抱回家交给儿子养。她8岁时，养母离开了村子。她觉得，爷爷是世界上对她最好的人，“爷爷每天晚上7点准时看新闻联播，我还跟他抢过遥控器”。
   

等12个女孩从北京太太平平回村了，关於夫妇总算真正开始收获村里人的信任。

 2017年1月，孩子们要在天安门前跳弦子舞，村长王忠明为她们伴奏。 关於 供图   

跳舞能不能当饭吃

张萍与关於毕竟身在北京，那夺村学舞的男孩女孩们平日里怎么办？
   

“我在学校工作了20年，从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自己都觉得惭愧。”者腊中学的音乐老师李进芬，2017年7月参加了关於在县上做的“那朵彩云”分享会，便决定来村子看看。一起成行的有七八位老师，而走过一次进村山路后，唯有李进芬一人决定留下。

李进芬又找了3位朋友，两两相伴，每周六都有两位老师来村里上舞蹈课。没地方上厕所，就到山上避人的地方；没地方吃饭，就自备干粮啃上几口。
   

砍下林间的竹子做把杆，搭起塑料顶的帐篷做教室，有了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老师们满心欢喜，称之为“红土高原上的艺术帐篷大讲堂”。
   

曾有村里老人质疑，横劈叉跳多了，会生不了孩子。老师们赶忙拉来既会横劈叉又当了母亲的好友，“看，这孩子不是生得好好的？”
   

还曾有村民私下说闲话，说坐过飞机的叮当是“给张阿美和关爸下蛊了”。
 

叮当学舞努力，也有天赋，这两年去过沈阳、杭州录节目，也去过厦门看海。关於第一次进村时，孩子们带他去了村子“最漂亮”的“海”——山上一处浑浊的小水塘。“孩子们，我以后一定带你们去看海。”这是关於的承诺。
   

对出行不再陌生的叮当因此乘坐过一次飞机，“我以前还奇怪，飞机那么小，怎么坐得下我这么大的人？”
   

2017年一个夏日中午，她忽然跑到张萍跟前，把书包往地上一扔，里面塞满了之前发的舞蹈服。“我以后不跳了！”她边哭边喊，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张萍赶紧追上去问：“怎么回事？”“阿美，他们说我给你和关爸下蛊了，我才能坐飞机。”
   

张萍哭笑不得，“被别人说一下怕什么？为了你自己的未来，只要你想跳，阿美保证，以后带你去更大更远的地方”。    
   

不过，跳归跳，“跳舞不能当饭吃”依然是村里人的“信条”。

喂猪、放牛、烧饭……孩子们是家里的劳动力，每次老师来上课，都得从坡上、田里把他们喊来。
   

更糟的是，还有彩礼费这道坎。   

“千万别着急嫁人”

“我要嫁了。彩礼6万。”关於一听就愣住了，看着眼前这个14岁女孩，不知所措。

那是2018年夏天。要嫁的孩子叫舍媚，有一双漂亮的丹凤眼，笑起来像小狐狸；要娶她的，是个30多岁的男人。
   

舍媚脸上的淡然和眼里的绝望，令关於心焦。他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反复强调一句话——“千万别着急嫁人，再给关爸点时间。”
   

在顾宏飞和夏万雄的联络下，2017年8月，4个那夺村的孩子考上了昆明市艺术学校。这是昆明市唯一的一所公办中等专业艺术学校。2018年8月，又有46个孩子拿到昆明市艺术学校的录取通知，另有4人考上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也不盼着能出多少艺术家。这么大的孩子，该念书的时候还是得念书。”关於说。   

身体柔软度、节奏感、学习模仿能力……经由一项项测验，老师们先在村里初选能去昆明上艺校的孩子名单。

有个小男孩没选上，一直站在一旁看，待考试结束时，冲上前抱住张萍，“带我走吧，我家里没人了！”张萍的泪瞬间落下，“这是我最不能拒绝的理由……”　　

在村里，无父无母的孩子远不止小男孩一人。

瓦颜是个13岁的女孩，出生后父母舍弃了她，迄今毫无音讯。舅母嫌她跳舞耽误干农活，可跳舞是她唯一的希望，情急之下，她给自己灌了农药。“我当时在北京，她打电话说对不起，让我们失望了。我赶紧联系当地老师，总算是救过来了。”关於很感慨。    

孩子们到了昆明，在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从事行政工作的夏万雄就成了“奶爸”。每周少则两次，多则四五次，他都会去监督陪练。“有天早上特别冷，我去查早功。我的车是白色的，那天我换了一辆黑色的，看有没有人偷懒。”夏万雄给“野惯了”的孩子们定了不少规矩：早上7点15分练早功；上课不许睡觉；下课后接着在教室自修，直到晚上9点半。

钱是志愿者们捐的，夏万雄管得更严。每周120元饭钱，他定时打到孩子们的饭卡里。饭卡设了权限，只能在食堂吃饭。每顿餐费也是定额，早餐3元，中餐和晚餐各6元，再加上每周的水果费，不多也不少。 

相对而言，翟琳扮演“唱红脸”的角色。最初只有4个女孩在昆明念书时，“她们汇报演出，还有家长会，都没人去，那我就去吧。”此后翟琳常常邀请女孩们到家里小住。去菜场买菜，坐地铁出游，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山茅说，在“翟妈”家里特别放松。翟琳手机里存着她们做饭时的视频：厨房里笑声不断，山茅哼着歌，走着走着就跳起舞来。

“我想这就是‘那朵彩云’的意义，她们变得自信了。”翟琳说，“不可能所有人都能成为舞蹈家，但有人为她们鼓掌，这对她们的将来很重要。”

如今，姑娘们开始期待上大学，或者成为舞蹈演员。“打算什么时候嫁人？”记者问。“起码25岁。”可依答。

2019年1月30日，孩子们和关於在拍摄公益广告。他们抬着竹竿，唱着歌从大山深处走出来。 巩持平 摄

另一种可能

台上，舞姿婀娜，笑容灿烂。顾宏飞坐在台下，指着第一排正中央的一个姑娘，“我现在就敢打包票，她将来是云南省数一数二的舞蹈演员！”

2月1日下午1点半，去昆明上学的孩子们在村里的露天舞台举行汇报演出。52个孩子，10支舞，3场基本功展示。“坦白讲，这样的成果我们当初谁都想不到。”顾宏飞很满意，若按校内进度，眼下才到基本功练习。

这些孩子被老师们称作“大彩云”。还有一个“小彩云班”，是24个从6岁到13岁的孩子，来自那夺村、邻近村子和乡里。

中间穿插了一次奖学金颁奖典礼。为了这次颁奖，关於特地穿了衬衫，打了领带，以表尊重。至于奖学金，全由志愿者们以及他们的亲友自掏腰包，比如关於的父母拿出了2500元。

叮当成绩最好，获得一等奖学金——500元。“我之前拿过‘三好学生’，刚开始奖状用浆糊贴在墙上，后来可能被我妈拿去烧火了。”拿到奖金，对她来说是第一次。

家长们都来了，穿着逢年过节时才会换上的民族服饰。张萍从叮当家里买了一头猪，按着习俗，年末了请村里人吃顿杀猪饭。几个孩子的母亲早早到了，帮着劈柴、做饭。

曲终舞罢，孩子们跑下台，把白色康乃馨献给父母。关於和张萍也一人收获了好几支。

2019年2月1日，孩子们在那夺村露天舞台举行汇报演出。 巩持平 摄

“帮助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孩子，通过学习艺术，能开创自己的诗画人生。”关於认为，对贫困落后村寨进行文化帮扶，全面整理民族舞蹈、音乐、美术、服饰、建筑、医药等地方性文化经验，有利于为地区文化发展再生产提供动力支持。
    

如今，手机信号塔立在了那夺村山头，水泥砌的操场和露天舞台宽敞又干净，连公共厕所也有了。

这几天，还从北京来了一支拍摄公益广告的摄制团队，山茅被选成主角。身着民族服装的姑娘在田埂间起舞，周围开满白色小花，夕阳洒下——那是导演黄术最满意的一个镜头，“我觉得这阐释了舞蹈最原始的含义：劳动人民为了表达情绪而舞动身体。”

“那朵彩云”的老师们也相聚了，北京的、昆明的、砚山的、者腊的。关於觉得这挺神奇，“像是圆桌骑士，平时在不同岗位上各自忙碌，等到使命召唤的时候，就都出现了”。

舞台旁，张萍与一位背着孩子来看演出的母亲聊天：“又生了一个啊，男孩还是女孩？”

“跳舞的。”
    

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已在他们面前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