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一些文友：“你们有见过古代的学报吗？”此话一说，许多人不相信，都讲我是瞎编。他们很有道理，引经据典，说“学报”本指“学术团体或高等学校定期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中国到了近现代才有的，古代不可能有。

可我也言之有据啊！几年前，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某村编撰村志，就出现过古代的《歙县学报》。听说出现过古代“学报”的实物，文友们无不哑然；听我解释一番，他们又恍然大悟。 原来，此“学报”非彼“学报”，《歙县学报》乃是一份古代的文书，更不是什么学术性刊物。

前几年，歙县某村编撰村志，在收集材料时，老人吴某经多次动员，终于出示了这样一份古文书。

它是纸质的；直条形，宽十六点五厘米，长五十五厘米；黄色，木版直排印刷，红黑两种字体，另有填写的黑色毛笔字。正文的黑色字体是：“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礼部题准安徽歙县总旌案内，奉旨建坊旌表殉难节妇吴绍荣之妻程氏。”（标点符号是现在加的，下同）其中“殉难节”“吴绍荣”“程”三处共七字是用毛笔填写的。中下方有红色印字，为“此次请旌及入祠勒石各费，均由学会同绅士筹备，于本家不取分文；此条也是公备，概无分文收费”。左下方落款则为“歙县学报“的黑色印字。另外，“殉难节妇”处盖有红色方框，可能是个什么官印，但只有少许红点点，几乎看不出字迹，无法判断。

很明显，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份转发建造牌坊批覆的通知书。古时建造牌坊，由族里根据“事迹”请旌，逐级上报，获得皇帝恩准后，再逐级下发“圣旨”，最后发到家属手中的该是上面讲到的批准文书了。

透过上述“批条”中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建造牌坊的有关事项：

其一，在朝廷，该事归礼部掌管。

其二，当时县里不止一件“奉旨建坊旌表”的事，因为“殉难节妇”“程氏”被旌表一事是纳入“总旌案内”的。

其三，要标明是哪方面的“节妇”，如“程氏”则是“殉难节妇”，而名字当是写在丈夫姓名后的某氏。

其四，有关费用开支，特意用红字印刷，说明县里对此规定的重视和工作的细致，而后人也可以知道，建造牌坊的费用是“由学会同绅士筹备”的，其中的“学会”不是一个词，“学”是单音词，而“会同”才是一个双音词。

落款的“歙县学报”四字，十分令人费解。当地文史人员询查本县有关联单位元的档案，均未发现像此差不多的古文书；包括县文教、史志、博物、档案等方面的行家及老前辈，都说不出四字的缘由。

最后，是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位胡姓专家回答了谜底：“这是县学报出的文书。”如此，“歙县学报”四字当断句为“歙县（表地方）、学（表机构）、报（表行为）”，或者为“歙、县学、报”，可为其佐证的是该文书中讲到费用时，就提到个“学”字。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县学乃是古时县里的学宫，而礼部下发的旌表文书和建造牌坊的事情，到了县一级，就归县学管吗？

后来，是一篇名叫《徽州贞节烈妇旌表漫谈》的文章，向世人揭开了疑惑。原来，在清朝，请旌一事确由县学主官教谕具体办理，逐级上报，经礼部题准后，再逐级下文，最后由县学发给被旌表人的家属。

这样，古时的“歙县学报”，应是由歙县县学转发报出的一纸批文。可以肯定，古时候，特别是清朝，这样的“歙县学报”，该是发出了数百上千份的，而全国当是不计其数，但能流传下来的无疑极少极少。

关于文书中的人物，歙县地方人士是这样告知的：

吴绍荣，歙县南乡白杨人，吴氏上汩公二房裔孙，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二十二日，终年二十九岁。其妻程氏为本村程三好之三女，名大囡，又名大凤，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十八日。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二十三日，因其为清军所用，帮清军做事，又不甘欺辱，与逃窜而来的太平军搏杀，太平军恼羞成怒，把她斩杀于当地名为马鸭山的荒坡上，后来，经请旌，就有了本文所讲到的“奉旨建坊旌表”批条。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牌坊未能建成。

本文所提到的“歙县学报”流传几代，保存至今，确实是罕见的。听说，还有一个与它相关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要彻底砸烂封资修，要破四旧立四新，一些古代书籍、书画及不少木雕、竹雕都付之一炬。其时，有人也把以前听说的关于古代圣旨的情况告诉家乡的造反派，他们就去那吴氏后代家搜查，没有找到，再多次逼问，回答是听老辈人讲起过，但从来没有见过。因都是本村人，又有许多邻居出面讲情，造反派胡闹几天后不了了之。

前几年要编村志，做了工作，吴某最后拿出这“歙县学报”给编撰人员看，还给拍了照片，方才公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