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采访我们？整个歌厅不都是唱歌老人吗？”78岁四川泸州老人王静放下麦克风，客气地笑了笑。包间外，依旧歌声嘈杂。　　

“我们‘歌友会’现在有14人，每周唱两个下午，都是老太太，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超过70岁，三分之二的人没了老伴，所有人基本上都跟子女分开住。”72岁的赵春先用咬字清晰的普通话介绍，忽又笑场。退休在家十几年，这位曾经的幼儿园教师已对教学使用的普通话生疏了，也与曾经忙碌充实的人生前大半段剥离了。　　　　

记者赴四川泸州采访一群老人结伴K歌长达5年的“歌友会”，本想寻找一个特殊的切面，剖开城市老龄化社会中个体的精神世界，却未想到，这群老人其实并不特殊。

孤独？无聊？悲惨？变老之后，通往人生终点的最后这小半段路，并不一定要被公众刻板印象里的标签所定义。　　

今年1月26日，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会长刘远立在解读新近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蓝皮书》时指出，预计到202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14%，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这些数据，在这家陈旧歌厅的2号包间里无人清楚，但这里每个人流露的眼神、不同的唱腔、热烈的掌声与忽然的叹息，其实无一不是通向数据背后老年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密道。

午后的歌厅　　

寻找到这个歌厅实属不易——“是2号包间，具体地址我也说不上，反正就是澄溪口附近……”王静在电话里扯着嗓子一字一顿喊着。她不会微信“添加朋友”这个操作，更不要说“共享实时位置”了。　　

记者抵达歌厅附近时，人行道上不少银发老人正往同一个方向走去。他们老远见到熟人，就欢快呼喊，最后全汇到一家歌厅门口……春节前泸州滨江大道边的金鹰歌厅，下午时分，22个包间总是被常客预订一空。　

歌厅是老式装修，欧式家具的表层镀金已经掉漆，老人们驾轻就熟地进入各自包间，老迈的歌声随即响起。是的，歌声很响。　　

2号包间内是一群阿姨，头顶几盏灯不时变幻出刺眼的颜色。70岁的俞芬芳（化名）烫着一头的小卷长发，身体往前微倾，左手紧紧抓着麦克风，唱着《草原上的月光》。

“3元钱，现在一碗豆花都买不起，却能买我们的一下午。”俞芬芳对记者说。下午场是13时至18时，租用小包间仅30元，若平摊到10个人就是3元。由于大部分老人不会用手机转账，经济往来都是现金进出，每次唱完赵春先就向大家收费用。　　

这个包间的茶几上，没有一般KTV里常见的饮料和啤酒，取而代之的是各色保温杯和水壶。包间里永远不会断供的是热水。　　

79岁的刘祥玉在众人唱了好几首后才到场，她是歌友会里最年长的。听赵春先说，刘祥玉每次出门都是一场“鏖战”——她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出门前要裹上一层层腰带，再拿起腰部专用靠垫，最后喊上歌友会里住得近的人搀扶她。　　

刘光莱从2号包间走出，问工作人员可否添加一首歌单里没有的歌。她对记者说，这家歌厅人气旺，一来是价格便宜，二来是勤于更新歌单，老年人喜欢的歌几乎都能点上。

凤凰传奇所唱版本《走天涯》，是1月11日歌友会打头的歌曲，几乎在场所有人都能哼唱。有时同一首歌要播上好几遍，只求人人都能开口唱。　　

而这些歌，至少有一半，记者从未听过。每当询问起，阿姨们就有些诧异：“难道你连他也不知道？”她们中有人叹了口气。　

1月11日下午，2号包间的阿姨们在一起唱歌。 杨书源 摄　

赵春先的音色和音准是所有人中间最出众的，有阿姨跑调略为严重时，她就赶紧加入伴唱节奏。　　

按照惯例，一曲唱罢，主唱者站起身来和着歌曲尾调道一句“谢谢”，其余人则迅速在旁鼓掌欢呼。单从掌声和欢呼的热烈程度而言，全然无法分清谁的歌声最动听。“谁唱得好谁唱得一般，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但都不会去说。”在海南过冬所以未曾露面的石秀英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歌厅外，就是沿长江而建的滨江路步行街，小广场被数百位跳交谊舞的老年人挤得满满当当，两边石凳上也坐满了看跳舞的老人。赵春先说：“他们和我们一样，找点事情做。”　　

午后KTV里的老年人，或许正是全国性“银色浪潮”的象征。在两千公里之外的上海，1月23日，记者一走进陆家嘴某量贩式KTV，立刻被怀旧金曲环绕。下午2点，这家KTV共开了39个房间，其中23间里都是“阿姨”“叔叔”们的聚会。在与之毗邻的另一家KTV，这一比例也接近50%。　　

巧的是，记者同样遇见了一支合唱团队。61岁的郑阿姨留着刚及耳的小卷发，看着发色乌黑，细细的眉毛和眼线画得恰到好处，红底毛衣配上一条玫红色丝巾。这天是合唱团的年末聚会，一共60人，他们提前一周就预订了5个大包间。

“自我”的时刻

“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唱歌的地方，这里让我们觉得放松。”俞芬芳在嘈杂的歌厅里对着记者喊。她是独居老人，几年前被查出患有乳腺癌，来歌厅成了她康复期间不愿错过的事。　　

最近，刘光莱与丈夫被接去儿子家住。因为丈夫患病，一个月前刚动完手术。但刘光莱的生活圈子还停留在老地方，她总是气喘吁吁赶262路公交车来相聚。

在2014年结伴来这家歌厅之前，大多数人都在市区忠山公园的大歌友会唱歌。80元会费管1年，五六百人的规模，指挥、乐队、歌本、领唱者俱全。但忠山公园距离这群住在澄溪口的老人有些远，要坐七八站公交，而且个人的歌声会被淹没在集体的声浪里。阿姨们想要一个更近、更小的场地，就在2014年寻到江边这家。　　　

两年前，赵春先对微信玩得比较溜的刘光莱建议，把大家拉到一个群里，要唱歌了在群里说一声就行。于是就有了这个“歌友好群”。在建群之前，阿姨们的联络就是靠一个接一个打电话。　　

“是谁教您建微信群的？是子女吗？”记者问。

刘光莱“噗嗤”笑出了声：“现在的子女，哪里会有耐心坐下来教？都是一把夺过手机，几下子帮你把操作完成了，下次你照样不会……我是自学的。”她把“自学”两个字拖得老长。　　

如今，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阿姨们便是去群里签到。

73岁的石秀英和歌友会的赵春先、胡树兰是老相识，退休前皆为教师，但以前交往不多，成为歌友后才变成至交。这次去海南过冬，石秀英带了那本用了几年的歌本。那是她当年和爱人去成都为即将高考的外孙做饭时的留念。那时每天上午9点半她就提着菜跑进家附近的公园歌友会里，还在老伴鼓励下买下成都歌友会的全套歌本，“周一带红皮本，周二带紫皮本……”　

电话里的她，时常咯咯笑，“我是住在大儿子为我们养老度假买的房子里，女儿给我们的往返机票，小儿子又来海南陪了我们半个月”。　

喜欢唱歌，对于这群阿姨而言，几乎都是变老之后的事。就连以前从来没开口当众唱歌的刘圆月，也在加入歌友会的第3个月唱出了一首老民歌。“我当时手心出汗，就记得大家一个劲给我鼓掌。”她回忆道。　　

刘圆月的小女儿为了支持母亲融入歌友会，甚至会在节假日时请母亲的歌友们唱歌。　　

“我礼拜二和礼拜五下午都在唱歌，你们就不要过来了。”王静曾经这样向两个儿子宣告。　　　

这几乎是老人们唯一不愿妥协的“私人时间”，然而这样“自我”的时刻终究是有限的。　　

一个周六，记者本已约好陪王静去江边锻炼，但一大早就被她电话闹醒。她几乎是在电话里兴奋地喊：“我孙女放寒假回来，我就不出来锻炼了！”　

于是，记者打算在歌友群里变更采访对象，却得到了如出一辙的回答——今天是周末，不知道儿女会不会回来，要在家准备。　　

警惕与担心

采访始终不顺。阿姨们虽客气有余，却若即若离。

为了欢迎记者的到来，阿姨们决定把歌友会团年饭日子提前10天，改到1月12日晚。聚餐地址选在距歌厅步行十多分钟可达的豆花火锅店。由于阿姨们步速不同，队伍被拖得很长。有几位阿姨买了水果作为餐后小食，所有人都抢着拎这些重物。“谁最年轻就让谁拎吧。”赵春先提议。几位60多岁的阿姨自告奋勇成了主力。　　

餐桌不够大，阿姨们分成了两张桌子，刘光莱的爱人是唯一男性。席间不断有阿姨来回走动敬“酒”，干下的却是店里的免费茶水。那顿饭人均只花了30多元。　　

1月12日晚，歌友会的阿姨们在火锅店吃饭。杨书源 摄

之后，我们又在一顿团年饭碰头。那是在赵春先与王静“正在考察”的民营养老机构，数十张大方桌上挤满老人，主持人即养老机构的营销部经理，正在推销集团内自产的山茶油。王静低着头默不作声，她后来悄悄告知，她坚持没买他们的储值卡和任何产品，就是要不断观望，降低风险。　　

这顿团年饭有些粗糙。一道菜里的豆子馊了，赵春先皱起眉头，冲着其他人喊：“这个豆子不得行了（指不行、不好）”。人群里一阵骚动。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这就是老年生活……我每次来主要是为了提前适应以后的生活。”自从爱人十几年前去世，赵春先就一直独居在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公房，卫生间是公用的。她有糖尿病，去年起夜时又不慎骨折，心里觉得没着落，打算住进养老院。但儿媳把她劝住，主动去赵春先家中照顾了好几个月。　　

尽管在两顿饭后，老人们陆续吐露了些心事，但警惕仍未完全消除。比如，王静说什么也不乐意被记者送到家楼下，兜兜转转绕了好几个圈。　　

临近告别时，记者买了两大袋水果寄存在歌厅，请服务员转交2号包间的阿姨。　　

不久后，赵春先急匆匆打来电话，支支吾吾解释：“抱歉，这几天阿姨们有些怠慢，主要是因为担心……”　　

“担心什么？”记者问。　　

“从来没有陌生年轻人关心过我们老年人的生活，我们不太习惯……这也是好事，说明大家现在的防范意识都很高。”赵春先解释。

记者又收到刘圆月的微信——“我们正在吃你送的水果，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谢谢！前几天怪阿姨忙，没能好好招待……” 　　

“什么叫孤单”

午夜12点，记者收到刘圆月的微信语音邀请。　　

“你怎么也还没睡？”刘圆月兴冲冲地问。接着，她絮絮叨叨说起泸州刚刚发生了小地震，她坐在椅上感到一阵摇晃，打开微信朋友圈才知道是3级左右的地震。　　

地震的消息，告诉两个女儿了吗？记者问。

“没有嘛，这里小地震太寻常了，没必要打扰女儿她们休息。”刘圆月的回答很干脆。　　　　

老人们的话匣子，是在记者离开泸州后才被打开的。　　

回上海之后的每天清晨、午后乃至深夜，阿姨们总会小窗发来老歌链接、表情包问候——鲜艳的配色，夸张的动画，大号的文字，的确和年轻人判若生活在两个网络世界里。　　

后来，赵春先在微信聊天时告知，其实儿子们鼓励她找位老伴，被她拒绝了。“我一个人过，他们（指儿子儿媳们）还能多来看看我。”她说。　　

俞芬芳也曾向孩子们宣布：“我跟你们说，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孤单。”她几次拒绝了儿子接她去家中同住的建议。现在子女们很少去俞芬芳的老屋吃饭，他们常把私家车开到母亲家楼下，接母亲去餐厅吃饭。　

相比几位独居老人，刘圆月的状态有点特殊：她丈夫健在，但退休后常年在外跑工程。她和正在读高中的外孙同住，照理是另一番热闹。不过，每天晚上孙子在家自习，她就在江边散步，隔代人除了生活起居几乎没有别的交流。　

“老人们越来越看重情感支持的家庭功能……原有的以共同经济利益和财产为根基的家庭合作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城市家庭生活的特点。”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杨雪晶在其著作《城市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当代老年家庭》中指出，“遗憾的是，现实中的老年人家庭距离西方个体化转型中家庭的‘情感避风港’职能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1月22日星期二，歌友会里不少人都被同事、朋友约去吃团年饭了。到场的仅有5人，便集体听学新歌。　　　

赵春先那天扁桃体发炎，但下午挂完吊针，还是出现在歌厅。反复听了多遍《浪漫夕阳》后，她最喜欢那两句歌词——“岁月留下的是风霜满面，而今我们的生活已是七彩斑斓。”　

在赵春先经历的风霜中，相比爱人离世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儿子的中年早逝。当时孙子还在上幼儿园。几年后，赵春先鼓励大儿媳再婚。孙子如今在成都工作，赵春先总是主动给孙子打电话，问“你想奶奶吗？什么时候回来？”却不敢再频繁出现在孙子的新三口之家。　　

去年赵春先花了近1万元把老房子粉饰一新。“最重要的就是换掉了旧电视机，买了大液晶电视。”赵春先说自己在家最离不开的就是电视。和她通话时，她家电视总是开着的。她说，就当是做家务的背景声。　　

被问及孙子今年会不会回泸州过年时，赵春先顿了一会儿，说：“不知道他嘛，看样子好像回不来……”　　

“简单的朋友”

春节前最后一次歌友会活动，是周五下午。石秀英那日一大早便在群里发了一组打油诗——“曾记当年在学堂，就比谁能得表扬。如今门口晒太阳，只看哪个活得长。”

胡树兰是石秀英在师专时的同班同学，她留言：“当时在校真的是单纯得可爱，现在一群老头老太只能坐在路边晒太阳。”　　

一阵唏嘘中，一上午的时光就在指缝间溜走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只想交最简单的朋友，所以歌友会才能走到今天。”赵春先如此形容她们之间的关系。

彼此生活里遭遇了什么困难或是得了什么大病，她们从不主动透露。但实际上，她们“言行不一”。　　　　

走在路上，更为年长的王静总是紧紧扶着赵春先，因为赵春先的视力不好，腿脚也不便。这就像是石秀英在泸州时，走路也会自然去扶刘祥玉，已经成为一个手势或者一种习惯。　　

王静（右）总是扶着视力不好的赵春先走路。 杨书源 摄　

那次赵春先扁桃体发炎，王静陪着赵春先去买药。赵春先掏出润喉片，王静赶忙摆手推辞，拗不过就吃了赵春先递到嘴边的一片。两人含着含片忽而都笑了，就像是谦让糖果的两名孩子。　　　　　

前几天，刘祥玉在一次起夜时闪了腰，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的她顿时昏迷。她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反复叮嘱女儿不要告诉老朋友自己住院的消息。消息“封锁”了好几天，不来唱歌的刘祥玉谎称“家里有事”。　　

王静终究还是在巧遇刘祥玉女儿时得知了。赵春先琢磨了一会儿，决定在群里召集大家一起去探望。　　

“刘大姐好可怜，真的好可怜，人老了这个样子。”探望完刘祥玉后，赵春先主动给记者打来电话，絮叨了许久，最后叹了口气挂掉电话。　

1月24日晚，刘圆月告诉记者，亲家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肺气肿加上冠心病……”匆匆挂断电话后第二日，她主动发来微信告知：亲家已永远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 　　

在习惯病痛，习惯逝去，也习惯人来人往的2号包间，5年前参与发起歌友会的一位“元老”阿姨，唱了一年多就因丈夫离世而出国去女儿家了。　

“当时我们用微信的人还很少，到现在也没有收到她的消息，去了哪国都不知道。”赵春先说。　

人生总要一步步走下去。今年冬天，赵春先见一位歌友穿着刺绣的蓝色大衣，欣赏不已，便照样和胡树兰一人买了一条，砍价后以250元一件成交。两人一路走一路笑，自嘲着成交价的数字滑稽。　

“今天唱歌，要来的快点来哦！”就在最后一次歌友会活动的后一天，刘光莱在群里发起倡议。原来是歌厅办新年特惠活动，刘光莱想请老姐妹们再唱一场。　　

就这样一场接一场，她们又连着唱了3天，难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