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我们来谈谈火了一周的“网红教师”。

单看数字是有点刺激，一般教师每月几千元，这个年轻的物理老师，每月“二十八万”。

像这种事情，总会有人不服气要问句，凭什么？在观见作者看来，完全是多此一问。

超额收入

撇开可能存在的“炒作”等问题，这位年轻的“网红教师”王羽，无论以这样的办法挣多少钱，并不违法，也合乎合情理情。

“二十八万”是这样来的：单节课单人收费9元，王羽时薪最高可达25000元，这意味有超过3000名学生同时在线听他的课程；月收入28万元，这意味着每月要上10节以上的“三千人大课”，平均每周2—3节。

收入高吗？高的，但算下来完全合理。负担重吗？重的，但似乎与普通教师相比也没有到离谱的地步。唯有一个数字才真正让人惊讶：三千人。

是什么让一名教师可以同时给三千人上课？答案很简单：互联网。传统时代，新东方的罗永浩们名气再大，一堂课最多也就一两百人了。三千人，就算有这么大场地，也很难去组织运营。但互联网就做得到。

目前少有舆论顾及互联网教育平台的兴起与壮大。实际上，这类平台是堪与视频直播网站相比的大生意，而且是真正的“刚需”，是每个家长都有可能追着赶着要付费使用的“特刚需”。

“我是比较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个人，所以喜欢去尝试线上授课。但周围仍有很多坚持线下教学的老师。”这是王羽在接受采访时候说的很有意味的一段话。

传播学有一种“创新扩散”的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新事物，在人群中的扩散方式都呈相似的节奏。最开始是一批“尝鲜者”，接着是“跟进者”，接下来才到大众普遍接受，自然最后还有一些“宁死不从”的守旧者。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率先发现机会、敢于尝试的“尝鲜者”，往往最有可能因此致富。因此，说实在的，“网红教师”的收入跟他们的付出的确未必相衬。但他们就像最早发财的那批生意人、那些淘宝卖家一样，挣的是率先进入“创新扩散”过程的“超额收入”。

也不难想象，会有不少人“跟进”王羽，也去当“网红教师”。不过很遗憾，排除个人能力资质，要像王羽这样“月入二十八万”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而等到大多数教师都知道并且尝试这一赚钱的途径，别说月入二十八万了，一般人只能沦为“炮灰”，最多是算在业余时间挣点零花钱吧。

“超额收入”不可能永远存在。

社会资源

“创新扩散”的根源当然是“创新”。那么，在线教育平台创的究竟是什么新？一样的老师，一样的教材，为何平白无故就创造出那么多利润？

答案说来也简单，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组织”，或者说，“以更高效的方式组织原有的社会资源”。

这件事，在互联网大发展的浪潮中，各个行业都在做。对，就是“互联网+”嘛。打车有打车软件，有互联网专车平台；医疗有挂号神器，有在线医生；卖东西有电商，收钱有支付软件。从结果看，这些事情不论你愿不愿意，都早已改变了多数人的生活。

在被互联网席卷之前，无论是金融、交通，还是目前饱受争议的医疗，资源都是各据山头、壁垒森严的，某种程度上在依赖政府特许经营和准入管制而运行。因为有管制，原有的资源组织方式不会受到外界挑战，低工资也好，低效能也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以较为平稳的方式运行。

而当互联网以“收入”为突破口打破了这种管制后，原有的组织方式笨重低效的一面很快暴露出来。这也就是几年前就开始轮番火热的那些话题的根本动因——“实体商业将死”、“银行围剿余额宝”、“谁来管管打车软件”、“禁止医生用APP加号”等等，莫不如是。

教育还跟交通、医疗不一样，教育的边际成本特别低。一辆出租车最多坐四个人，多一个坐不下了；每个病人的症状都不相同，医生多半也只能一对一地看。唯有上课，三千人与十人可能是有差别，但与一百人的差别就不大了；以后就算有三万人来听王羽的课，大家的感受也不会差很多，最多王羽要请几个助理来回答课后问题。

说轻点儿，传统行业在互联网冲击下面临严峻挑战；说重点儿，行业本质不会变，只是原有的组织方式在互联网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

多说一句，教育界的“互联网+”格外有意义。很多人都听过免费的“大学公开课”，但相比之下，观见作者更愿意见到脚踏实地的“收费”。就像王羽说的，许多家长出不起几十元一小时的补课费；而外地家长也没有可能请到北京上海的名师给孩子补习。有商机，才会有新的组织方式；有新的组织方式，才会带来新的可能。

新的秩序

要说现在关于“对普通教师是否公平”的讨论完全没有意义，那也不对。新的组织方式作为新生事物，有发展过程，也会走弯路，问题多少总是有的。

新旧双轨并行下的公平问题，当然必须正视。同样资质的教师，在体制内拿数千元工资，在平台上拿“二十八万”，说不动摇军心是不可能的。理想情况是网红教师们的超额收入随着参与者日益增多而下降，体制内教师的价值也能在新的组织方式下得到更公正的体现。

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现实存在的不公平，将对原有的“稳定”形成巨大冲击。就像打车软件、医疗软件所做的那样，一段时期内，行业会显得比原来更糟。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则是出自教育行业的固有特性。边际成本低，更有利于大型企业；跨越了时空限制、能在全国形成统一市场的互联网，更将放大这种效应。把教师看作是一家“企业”，未来，越是“大企业”，越是“明星教师”，收入越会成倍提高。可以想象的是，一名明星教师的讲课收入，可能将是数十名甚至数百名普通教师之和。

这会带来什么结果？跟如今成熟了的淘宝卖家一样，也许一名明星教师可以养活几十人的团队，彼此竞争、卖力推销，不仅运营成本将越来越高，更有可能“本末倒置”。

问题很简单，教师这个职业，真的可以被类比作“企业”吗？

前一个问题属新旧之争，后一个问题更像是未来图景。明眼人都看得出，眼下的“公平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但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后头。这与互联网专车平台的发展何其相似——旧的秩序迟早面临更替，但新的秩序应当如何建立？利益格局将重新分配，但作为公共事业，旧体系始终勉力维持的“公平兼顾”，新体系又将如何取舍？

别高看了“网红教师”，“二十八万”更多体现的是新的社会资源组织方式对旧有方式的冲击，短暂的超额收入理应属于敢于尝试的人。

也别小看了“网红教师”，迎面而来的将是另一场互联网冲击，新的秩序正等待有识之士去建立。

题图来源：东方IC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朱珉迕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