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出来了，我带一本回家，送给它的另一作者房多先生，他接过书，翻了翻，只看看封面，笑着还给我：“你保存吧。”

　　我说：“你不看看？”

　　他说了一句很沧桑的话：“往事不堪回首！”自己也笑了。

　　老汉悻悻然，夹着尾巴溜进书房，摇摇头，将书放进书柜。也许，这算完成了一个任务，从此束之高阁？

　　出书了，也不翻翻，我自言自语道：这个儿子，什么儿子！

　　此时，在我面前行走的儿子，人高马大，用他的骨头和肌肉证明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经常碰到一些不懂的新知识，他都能一一作答，证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儿子身材和智慧的高大面前，我想起了鲁迅《一件小事》中的用语，我觉得儿子“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在儿子的“威压”下，我钙质大量流失，这几年仿佛矮了几厘米。

　　我想起若干儿子小时候的事。

　　儿子读小学时，在众多写得不算好的作文中，偶有一两篇写得不错的。孩子是最需要鼓励的了。有一回，我把他的一篇作文改了改……我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似乎也想让他有意外的惊喜。当刊物出来时，我呈送他审阅，他看了一眼他的作文，把刊物往桌子上一摔，生气道：“你干嘛呀！”跑进自己房间，“砰”一声把门重重关上。

   　这是怎么啦？我嘀咕道。

　　我想起我小时候，大约是读初中时吧，写了一首“歪诗”在正式出版物上刊登出来了，我激动得辗转反侧，第一次发表作品也第一次失眠。我儿子的作文，比我的“歪诗”要好上百倍，现在公开发表了，他怎么不喜反怒呢？

　　后来想，也是啊，孩子虽然才读三年级，也有他个人意志，我至少应该事先征询他的意见。我还真是做了蠢事。

　　儿子上了初中。有一阵子，我不时收到《电脑爱好者》等刊物寄来的样刊，信封上写着我转儿子。我打开看了，里面也没有儿子的文章。我还替他收了几次稿费。我问他：“你有稿费，怎么没看到你的文章啊？”他回答得非常雄辩：“现在谁写文章还用自己的名字啊！”我写文章就用自己名字呀。我问他哪一篇是他写的，他说不告诉我。

　　什么叫代沟？这就是活生生的显而易见的代沟！

　　关于儿子，还有一件更为奇葩的事。大约是读小学五六年级时，一天，放学路上，他捡了十元钱。他先是想，钱要交给老师；走了十来米，觉得交给老师忒麻烦，老师如果在班上表扬，也是很不好意思的事。于是，他往回走，把这十元又扔在了老地方。当他对我说这件事时，我忍俊不禁。扔了，为什么还要扔在老地方呢？

   　有一回和老师聊天，我把这事对班主任说了，班主任也觉得很有趣。在班课上，她问同学们，如果捡到十元钱应该怎么办，绝大部分同学都说要交给老师，也有的同学说，捡就捡了呗，不就是十元钱吗？老师问，有没有第三种答案，同学们都摇头。老师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就有第三种做法。于是，他不点名地把我儿子的作为对同学们说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有的同学不相信，认为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做。

　　最近，我重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想起鲁迅曾引《太平御览》中的故事，有一个人，有一回他到姐姐家里吃饭，吃完饭要将饭钱算给姐姐。姐姐自然不肯要，他出门后，就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哈，这就是“魏晋风度”？

　　儿子就是这么一个人。当爹的经常拍他的马屁却拍在马腿上，搞得十分孤独。但是，儿子做的事、说的话似乎总是对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读懂儿子不易，体会父亲也难。

　　多年父子成兄弟。代沟会被时间填平。鲁迅卷起报纸“打”周海婴的细节，朱自清父亲的“背影”，汪曾祺为儿子点烟的场景，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我们都面对“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我儿子是我的朋友，这应是我生活的快乐之一，是我年过半百后的最大慰藉。

（本文编辑：伍斌    编辑邮箱：wbb037@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