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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出席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市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市纪委全会等多个重要会议后，上周五下午，李强专门安排半天时间调研大学科技园建设。

在岁末年初紧张繁忙的工作日程之中，李强亲自点题的这次调研，传递出颇值得关注的信号：上海将把大学科技园作为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策源地和承载地，全力支持、加快发展，更好发挥其应有作用。

他先后实地察看的复旦大学科技园和同济大学科技园，均系大学在科创领域“破墙而出”的典型；随后邀请上海多家知名高校校长参加的座谈会上，专题研究的也是大学科技园建设问题。

此时的高校已接近寒假，但高校周边的科技园内显然没有半点放假气息。对上海来说，这里的忙碌，是一种合乎期待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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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李强曾前往沪上部分科技创新型企业调研，并在现场召开了一次范围不小的座谈会。再之前，他还召开过集成电路企业座谈会、中小科创企业座谈会等多个会议。

这种“调研+现场座谈会”模式，从李强初到上海就开始有了。

2017年12月，李强曾在上海交大调研时主持召开一场科学家座谈会。当时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的他，为自己心目中“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概括了三句话：“就是要有强大的配置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要有一批重大原创性的科技成果，要在创新成果产业化上处于领先地位”。

此后，提升科创中心的全球影响力，特别是“创新策源能力”，就成为一个在上海优先级颇高的议题。

这是上海多年以来的自我期许，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明确要求。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要“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而李强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上海要在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上加快突破，努力成为“全球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

策源需要基础实力，亦需要通道，需要协同。李强曾指出，上海要建设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开放度更大、协同性更高、策源能力更强”的合作大平台，“我们将打通科技创新链的各个环节”。“各个环节”，就包括前端的研发、中端的转化和末端的应用。

前后两端此前谈得很多，而中端的转化问题，多年来一直被视作一个短板。专门研究大学科技园建设，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为了突破这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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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海提出打造科创中心以来，如何让“纸”变“钱”，就是始终萦绕不去的追问。

2018年6月21日，李强首次以“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领导小组会议，就表示上海要针对存在的短板和痛点，加大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力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几天后的十一届市委四次全会上，他更强调，增强创新策源能力的关键是提高成果转化的效率。

“技术迭代越来越快，创新成果搁置越久，价值损耗越大。”李强直言，“目前上海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必须优化机制，打通环节，消除堵点”。

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考验的是产、学、研、用各方的协同和突破。他们需要找到合适的平台和载体，以一种顺畅的机制实现对接。

2018年底的十一届市委六次全会上，李强曾专门谈起“创新平台和载体建设”问题。“平台模式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整合力，BAT强就强在平台上”，他表示，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也要借鉴平台模式”，善于对资源进行“组合和整合、嫁接和连接”。

在他看来，上海需要在既有的研发平台、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其“功能的复合性、运作的灵活性”，丰富平台的“生态系统”，从而提升能级。与此同时，有形的创新载体——比如创新园区，亦需要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提升“创新浓度”，并强化“磁效应”和“场效应”。

而大学科技园，正是一个特别的平台和载体。

市委全会上，李强曾专门谈起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英国剑桥科技园、法国索菲亚科技园等世界知名的科创空间，并带出大学科技园话题，希望相关方面深入思考，怎样对标世界顶尖大学科技园的经验，把上海的这些载体“做大做强”。

他当时就透露，要专门抽时间请大学校长们开一次座谈会，商议大学科技园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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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技园一头连着学界、一头连着业界，最有条件集成各种科学技术、各方优秀人才、各类创新资源，最有优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科技人才培养。”上周五，李强在座谈会上说。

他的期待是，各方能够集中优势资源、瞄准主攻方向，把大学科技园真正打造成为“各类创新要素汇聚、融合、聚变的大平台”。而其中，特别要“聚焦知识溢出，加强制度供给，推动科技成果更加顺畅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被请来参加这场座谈会的，除了沪上建有国家大学科技园的13所高校负责同志，还包括杨浦、闵行两区负责同志。这是上海高校“资源溢出”“知识溢出”实践最为频繁的两个重点区。

实现这种“溢出”，往往是双向乃至多向的过程。用李强的话说，这既要“把动力激发出来”，也需要“把合力凝聚起来”——高校要敢于并习惯打破“围墙”，在有应用前景的领域果断对接市场需求，主动参与和支持地方的整体经济布局；地方上则需在环境营造、市场对接和制度供给等方面多做文章，确保“溢出”的资源能够“接住”、能够“落地”、能够“转化”。

这也是时下强调的“协同创新”的要义。去年下半年，李强在阐释上海的创新愿景时，一再表明开放、协同的重要性，并称上海要促进全球技术、资本、人才有效对接、有力协同、有机联动。而以大学科技园为核心地带的小区域内，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动，无疑更应顺畅有力。

当然，这也不仅是区一级的任务。李强在上周五的座谈会上表示，上海将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强化政策引导，支持高校加大建设力度。“大家共同努力把大学科技园建好建强，形成品牌特色”。

而更多制度性突破，自是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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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制约成果转化的是制度瓶颈。制度背后，则往往是观念问题。

比如一条“国有资产流失”，就曾让众多高校和科研人员举步踟蹰。但如今，这些制度和观念问题，均被明确要求突破。

去年年中的十一届市委四次全会上，李强就要求相关主管单位和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高校、科研院所对科技成果的自主权，激发研发团队积极性。

他特别明确说：“成果放在那里不转化，造成机会的丧失和成果的贬值，那才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两周前，在谈及创新平台和载体建设时，李强又提出，上海应尝试搭建让技术拥有者、技术需求者、技术服务者、资本拥有者等各方都充分参与的平台，进而打造成中国乃至全球的“技术转移之都”。其中的关键，则是“市场主导、企业唱戏，政府搭好平台”。

此外，科技与金融的有效对接，亦是令其挂念已久的问题。李强曾多次表示，上海金融要素市场齐备、金融资源高度集聚，“这个离金融最近的地方，科技和金融不应有较远的距离”——创投机构要有更大意愿投本地初创企业，政府天使投资基金的绩效需要设法提升，制约成果转化的短板亟待突破，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一重大任务也被期望加快推进。

而当“创新策源能力”一再被提到特别高度时，这些领域的制度创新，及其背后的观念更新，均需要达到越来越高的高度。

高度是否足够，创新是否到位，每隔一段时间看一下大学科技园，或许就能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