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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大提琴家王健:触摸生命里滚烫的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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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沈轶伦 2019-01-18 13:04
摘要:不管你是从东方挖下去,还是从西方挖下去,到了一定的深度,就能触碰到同一个点,那里是人类感情的共鸣点。你一旦目睹,只有沉默。

以复兴中路上的上海交响乐团为圆心,往东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往西到东平路上音附中,加上各种唱片店、乐器行和音乐家住所,构成上海古典音乐的“黄金地带”。

 

这也是王健从小长大的街区。从3岁时来到这里,到16岁时背着大提琴离开,再到这个冬天,带着女儿回访,在上交演出现场度过50周岁生日。

 

知天命的王健,触摸到了人性更深的区域:“好的音乐作品,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优雅、浪漫的。艺术家要做的,是去开挖到那个深度,去不断提醒人们,在平静忙碌的地表下面,有这种滚烫的生命岩浆,时时刻刻存在。”

 


一次,王健演出结束,热情的女乐迷将他团团围住。王健当时的女友见状不快,但很快释然,说:“如果她们认识生活中真正的你,肯定不会激动。”

 

王健认同极了。他特意将双臂打开,尽可能延长从左手到右手的距离,比画“台上的王健”同“台下的王健”之间的遥远。

 

在复兴中路上散步的王健,现在无疑是“台下的王健”。

 

他穿着灰扑扑的棉大衣和黑色球鞋,头发没有打发蜡,有一缕贴在前额。喝完一杯兑巧克力的咖啡,他舔一舔嘴角。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尽叶片的梧桐,照在他的脸上。这是上海一个特别的街区——以复兴中路上的上海交响乐团为圆心,往东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往西到东平路上音附中,加上各种唱片店、乐器行和音乐家住所,构成上海古典音乐黄金地带。

 

这也是王健从小长大的街区。漫步于此,他谈论的不仅是大提琴、巴赫或艺术,还包括了幼儿湿疹、夜晚哄睡和亲子教育。谈起这些话题时,他脸上闪过无尽的慈爱和宽和。这样的表情,很难在他少时拉琴“苦大仇深”的脸上看到,也很难将之与聚光灯下那个大提琴家的形象相关联。

 

但正是这些表情,丰富了王健。

 

从3岁时来到这个街区,到16岁时背着大提琴离开,再到这个冬天,带着女儿回访这个街区,于上交演出现场度过50周岁生日,知天命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触摸到了人性更深处。

王健独奏


当我想说,我会拉琴,而不是开口

 

解放日报·上观:一直很好奇,作为世界一流大提琴家,你给这双手上过保险吗?

 

王健:没有。有一次去问过保险公司,回答说每年保费好几万美元。想想太贵了就算了。前几天我在给女儿做饭,咔嚓,在厨房拿刀把手切到流血了,看了看,没断,心想:哦,不要紧。

 

解放日报·上观:女儿出世前,给她拉过曲子当胎教吗?

 

王健:没有特别拉过。但现在我练琴的时间得取决于她。有时我关着房门练琴,就听到她在外面拍着门叫爸爸,小手指在门板上挠啊挠啊,声音传进来,我就不忍心了。只好开门放她进来。然后她喜欢什么给她拉什么。

 

解放日报·上观:她喜欢什么?

 

王健:一切旋律性强的曲子。比如海顿《C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热情的快板。当然,也拉像“一闪一闪小星星”这样的曲子。我一拉,她就在琴边上手舞足蹈。

 

解放日报·上观:她现在才2岁,等到长大一些,你会让她练琴吗?

 

王健:我会说“我不反对她学琴”。她的妈妈拉小提琴,也没说要女承母业。最终是否学习乐器,要取决于孩子自己。而且,练琴实在太辛苦了,如果将来要我逼她练琴,我肯定下不了手。

 

解放日报·上观:你自己4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大提琴。你觉得童年辛苦吗?

 

王健: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3岁时,父亲从西安到上海样板团工作,一个人带着我来上海。母亲吹长笛,留在西安。当时两地分居是不容易解决的。我和爸爸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也就是今天东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舍里。这是一片很美丽的别墅区,我们的房间就在洋房里。爸爸去上班时,我就一个人在校园里面玩。一日三餐,就吃团里的食堂。有时爸爸做一点肉酱放在罐头里备着。我玩饿了就自己回房间,拿肉酱冲点开水作为一个汤喝。

 

解放日报·上观:妈妈不在,会觉得寂寞吗?

 

王健:那时候小,也不懂得什么叫寂寞。“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会寂寞”,这作为一个命题,更多时候是一种成年人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当时我也没有比较,不知道妈妈在身边是一种怎样的满足感,也就不会觉得现有的生活有哪些匮乏。当然,会有在幼儿园里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害怕的时候,但后来也就学会了适应环境。也许对孩子来说,任何一种生活都是可以接受的生活。大约在我5岁时,父亲要跟团里去外地工作半年。那6个月里,我工作日就在幼儿园住宿,周末别的孩子被家长领回家,我就被不同的老师轮流领回他们家去住。有时我的确会想妈妈,想的时候我会唱歌。

 

解放日报·上观:唱些什么呢?

 

王健:一切当时能听到的歌。在幼儿园里,也因为唱歌好被老师喜欢,我自己也挺得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对音律特别敏感。尤其是音乐里面的情感,我能听出来。所以即便年纪小,也懂得珍惜这种才能。

 

解放日报·上观:怎么没成为歌唱家王健?

 

王健:因为开始跟着爸爸练琴了。一旦练琴,我自然而然就不太唱歌了。包括现在,我几乎不会唱什么歌。很多人觉得音乐家不会唱歌蛮奇怪的。其实大提琴就是我的嗓音了。我要表达任何情绪,我会拉琴,而不是开口。

 

现在有时我上大师班,学生们拉琴,某个地方反反复复拉,就是感觉不对,我会让他们停下来,把这段旋律唱出来。一旦唱出来,再用琴弓。哎,就对了。

 

我会告诉他们,之前你们之所以拉得不对,还是因为你们视琴为身外的一个乐器。要把琴拉好,只有把琴作为自身——你就是琴,琴就是你。拉动琴弦,应如呼吸。这样才对。

 

解放日报·上观:“人剑合一”?

 

王健: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音乐本身是犒赏

 

解放日报·上观:你在学琴的最初阶段,就能这么自觉?

 

王健:那肯定没有。我小时候注意力很分散,一点也坐不住。我父亲从不刻板要求我每天拉满多少时间。他一看到我走神,就说“不拉了,你去玩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规定我每天就拉5分钟琴,但是这5分钟必须全神贯注。现在想来,我爸爸真是很懂教育心理。因为限制我拉琴时间,我反而一直很想多拉一会儿。直到有一天,我爸爸说,好,从现在起,你想拉多久拉多久。我那个高兴啊。

幼时跟随父亲学大提琴

不久前,我有个机会去比利时担任一次音乐比赛的评委,有机会和比利时王室一起用餐。比利时王后说,她会要求子女学乐器,因为“这是一种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马上能看到成果的行为,可以通过这个学习过程,学会自律、建立自信。”她这么看,我觉得也有道理。

 

一个琴童对待琴,从一开始觉得是一个外来强加于你的工具,到觉得它可以抒发你自己的心声,到最后觉得它就是自己的灵魂,有这样一个过程。一旦这个过程走过来了,其实不需要鞭策,孩子自然而然会努力练习。

 

解放日报·上观:怎么看待一些音乐天才,比如郎朗小时候练琴,全程伴随着家长牺牲自我的陪练、甚至于打骂?

 

王健: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音乐奇才,所以才能在遭受了摧残后依旧坚持练琴。而不是反之。他们不是因为害怕暴力,所以坚持练琴;他们恰恰是因为在音乐里得到慰藉,所以坚持下来。

 

一个人要成为演奏家,注定是很孤独的。

 

我从很小时候开始,就常年在一个房间里,默默练琴。这种生活状态非常枯燥、非常孤单。光想着忍受下来,将来能获得什么名利,恐怕难以坚持。但对一个天性喜欢音乐的人来说,真正支持他持续练琴的唯一动力,就是喜欢。坚持和孤独,也就不是一种苦役,而成为了一种享受。因为,音乐本身就是犒赏。

 

解放日报·上观:你在音乐里感受到了什么?

 

王健:不仅有慰藉,音乐也解决了我的归宿。我是西安人嘛,在上海读小学时也还是拿的西安户口。读到9岁时,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我不能在上海继续升学了。我父亲愁得头发都白了,几乎连夜托人制琴。因为当时上海的小学里,只有上音附小是对全国招生的。当时我正处于换琴的阶段,原来练习用的大提琴太小,大人的大提琴又太大了。所以要赶紧做一把适合我当时年龄的琴去应考。那把临时的琴都没有上漆,里面的结构也不太对。我就抱了这把琴去考试,考了第一名进了上音附小,一下子解决了我父亲的燃眉之急。

 

当时上音附小在今天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院里面,我每天从东平路背着琴走过去。后来升入上音附中,正好样板团离开东平路,校舍归上音附中。我等于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住宿。16岁时出国,去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可以说,我人生的童年和少年记忆,全部在上音所在的这个街区。我也明白,这是一个其实很窄的圈子,我和普通意义上的上海市民生活、市井生活完完全全没有交集。

 

解放日报·上观:那把没上漆的琴呢?

 

王健:被我父亲送人了。当时他一个朋友的孩子也要学琴,就给他了。

 

解放日报·上观:以后可以放在“王健展览馆”里展出。

 

王健:老天保佑没有这样的馆。

 


不能不让这火苗传递下去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留住了十岁王健的形象

解放日报·上观:你的童年经历,其实已经被许多人看到。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这部纪录片里,大家记住了10岁的王健。

 

王健:对,斯特恩到中国来时是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当时外宾来上海,很喜欢参观上音附小,我在学校里专业水平还不错,有外宾来访时,老师常常会点我出来演奏。差不多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所以当斯特恩来的时候,老师又叫我去,我也没当回事。我问老师斯特恩是谁,老师说不知道。至于他不仅是小提琴家,也是当时美国的一位音乐教父,扶持了马友友、林昭亮、明茨、帕尔曼等许多青年音乐家等,当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那天我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的汗。到老师指定的房间里一看,一群穿着黑灰白色调的中国人当中,坐着一个穿着橘红色的外国人,脸也红扑扑的,我心里觉得他长得好怪啊,就坐下开始拉琴。起初摄像师并没有开录。但我拉了一会儿后,斯特恩示意身旁的人,摄像师开始开灯。

 

很多年后,有一次一家媒体问斯特恩,为何那次中国之行见了那么多琴童,会挑选帮助王健。斯特恩说,没有什么原因,他打动了我,就这么简单。

 

我也问过他,平时你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帮助年轻音乐家成长?

 

他回答说,他情不自禁。“因为人群中,那个有火苗的人太少了。你一旦遇到,不能不去帮助让这份火苗传递下去。”

 

解放日报·上观:斯特恩的中国行后来被拍成纪录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你自己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部纪录片?

 

王健:大约在1980年左右,上音附小在礼堂里播放这部影片,组织学生们集体收看。因为里面记录了大家在学校里的作息,比如起床、梳头、吃饭等各种镜头,大家一边看一边认,认出谁就笑。最后大家笑我,一直笑到最后。因为整部片子的片尾,就定格在我演奏的画面,字幕从那里开始上。

 

林寿荣先生就是从这部纪录片认识了我,他直接找到我的家人,说要赞助我去美国留学。1986年,我等于是中学还没毕业,就到了美国。我现在使用的大提琴就来自林先生的收藏。

 

解放日报·上观:您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音乐家?

 

王健:对啊,我很幸运。当时的中国,欣欣向荣,而太平洋那边的美国,也处于一个非常乐于拥抱新事物的年代。我去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时,英语不好,也没中学文凭,全凭大师推荐,就得到了深造机会。这种机会在今天也不多。

 

我到了耶鲁后,才知道斯特恩先生的小儿子当时也在这里读书。他找到我说,斯特恩请我去纽约曼哈顿他的家里共度周末。后来在斯特恩先生家里,他特意组织聚会,把美国上层精英介绍给我们这些青年演奏者。这些都是美国非常包容的一面。但美国也有另一面。比如我初到美国,一直在出入境的问题上被刁难。几次入境都被关到小黑屋里去。后来斯特恩先生就在例行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

 

但那次我紧张了,被介绍给基辛格和他握手时,将一瓶红酒全部碰翻在基辛格身上。我和斯特恩先生说,完了完了。斯特恩说,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基辛格真的帮助我解决了出入境时遇到的问题。

 

在事业上,斯特恩先生也一直提携我,有什么演出机会,会带我一起去。有时他在一个地方演出,让我在中间拉一个曲子,就是为了能够向人们引荐我。这种无私的帮助,对我的成长作用非常大。

 

我现在也会设想,等我退下来后,也愿意寻找到这样一个有火苗的年轻人。

 

解放日报·上观:把一生绝学倾囊相授?

 

王健:不,你没办法教出一个天才,但你足够幸运的话,能遇到一个年轻的天才,你就尽力帮助他发掘他身上的天赋,并呵护它。

 

解放日报·上观:在你进入西方的古典音乐圈子时,当时那些大师们对来自中国的音乐家,会不会觉得陌生?

 

王健:觉得陌生,但也好奇,还带着一点向往。毕竟你背后的是东方文化。

 

也是在斯特恩先生经纪人的推荐下,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以和享有盛名的钢琴家皮蕾斯和小提琴家杜梅合作。记得起初他们不愿意和我演出,因为根本不认识我嘛。但大家第一次一起排练勃拉姆斯三重奏的慢乐章,就从头到尾没有停顿,如同故人。后来他们邀请我加入,成为一个固定的三重奏组合,一起演出了两三年。

 

我在去美国前,在上音附中学习的时候,会有一种忐忑,觉得也许中国人未必能很好表达西方作曲家的精髓。但我后来遇到的这些音乐大师帮助我打碎了这种顾虑。他们让我明白,只要是讲述自己的感受,只要触及人性的真实,就是最好的艺术表达。

 

在这些时候,你会感到,音乐真的是一门超越国籍的语言。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学习和演奏音乐的这几十年,正好是中国开始越来越为世界所重视的几十年,从这一点来说,我得到很多机会,是因为背后是中国。

 


有时以全场的静默结束

五十岁的生日,王健带着女儿回到上海,在上交演出现场和乐迷们一起度过

解放日报·上观:遇到过很有天分,但最终没有成名的音乐家吗?

 

王健:有。就是长得不好看的人。现在的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也在深刻改变原来较为小众的古典音乐界。一个青年演奏家如果颜值不够,照片印在封面上不好看,要出名可能就难了。

 

解放日报·上观:你愿意为了市场需要做出妥协吗?

 

王健:我已经50岁了,对市场的态度向来保守。在我小时候,中国没有音乐市场可言,经过40年,中国已经成为古典音乐最大的国际市场之一。如今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中有三个乐团的首席都是华人,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学院都有中国学生。如果他们都回国,能瞬间在国内组成四五个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交响乐团。

 

今天的中国人对古典音乐非常渴求,愿意去进行深层次的思索,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要避免这一方世界被庸俗化、娱乐化、肤浅化的风气左右。因为艺术的本质指向生命的本质。

 

解放日报·上观:这是你演奏时的体悟?

 

王健:是生活的体悟。演奏家的工作,是四海为家。有一次我在丹麦机场,看到一个老父亲带着一个儿子。那个老父亲看上去已经八十几岁了,那个儿子看上去已经六十几岁了,智力有些问题。儿子一直在问我们要去哪里,父亲就一遍又一遍回答,我们要去登机口,然后去坐飞机。不厌其烦。那老父亲头发都白了,带着这样一个儿子,你可以想象他经历了什么。但他的脸上只有耐心。我看到这幅画面很感动,但说不出什么话。

 

有时你在演奏的时候也会这样。好的演出效果,不一定都以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结束。有时是以全场的静默结束。这是很珍贵的。你知道,听众也知道,你们刚刚共同触摸到了一个点。

 

解放日报·上观:什么点?

 

王健好像地心的岩浆一样,不管你是什么肤色、贫富、受过什么教育,不管你是从东方挖下去,还是从西方挖下去,到了一定的深度,就能触碰到同一个点,那里有熔浆。那里是人类感情的共鸣点。你一旦目睹,只有沉默。

 

解放日报·上观:如果早一点做父亲,是不是早一点能有这样的体会?

 

王健:不一定,年轻的时候,我忙于事业,很难真正去体会这里面的深意。但自从我现在有了女儿以后,我才体会到生命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奇迹。这里面包含了天地间所有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要把生命延续下去。

 

很多人看到我,喜欢我,是觉得艺术代表优雅,音乐家代表浪漫。其实不是。生活中的我完全不优雅,也不浪漫。而且好的音乐作品,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优雅、浪漫的。

 

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候要做的,是去开挖到那个深度,去不断提醒人们,在平静忙碌的地表下面,生命里有这种滚烫的岩浆,时时刻刻存在。


人物小传

王健

大提琴演奏家。4岁起学习大提琴,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茱利亚音乐学院,至今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过音乐会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龚丹韵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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