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的命题以来，理论界的研究不断深化。但是，理论界对文化自信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仍有不同理解甚至分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正确理解文化自信，需要厘清其外延和内涵，从而准确把握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觉的关系；需要厘清文化自信同“三个自信”的关系乃至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从而更准确把握“四个自信”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乃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首先，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两个基本概念。我们讲文化传统，不能只是讲传统文化。把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基因，其外延应包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内涵则是基于这三种文化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及蕴含在其中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和价值理念”。

对于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更多地表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即使对优秀传统文化，他也强调要“加强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对上述“三种文化”关系的阐述，仍需要做深入研究。比如，从历史维度看，“革命文化”对“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存在怎样的承上启下关系？从世界维度看，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三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

深入研究上述两个问题，需要厘清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觉的关系。所谓文化自觉，其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文化传统的批判精神，即厘清哪些是具有超时空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和价值理念”，哪些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而赋予其新的内涵，哪些需要坚决摒弃。其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现实反思，即追寻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实现其价值的经济基础。如果说文化传统是文化自信之源的话，那么在道路正确基础上造就国家力量强大以及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是文化自信之本。

与此同时，须区分狭义和广义的文化自信，从而厘清文化自信同“三个自信”的关系。所谓狭义的文化自信，是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自信”相并列的、特指作为狭义文化的自信。所谓广义的文化自信，则是包含着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在内的作为广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蕴含了文化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包含了制度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信是对“三个自信”的拓展和提升。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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