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9年要抓好七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又应当如何增强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制造业是国家综合竞争力基础

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质量、品牌、创新能力，往往是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据测算，制造业研发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70%左右，其创新的专利占比也在70%左右，通常制造业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大约能带来非制造业领域3个多的就业岗位。在2018年公布的《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企业所占位次持续上升，达到了120家，从2014年以来，已连续五年超过100家以上，稳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上榜的500强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净利润率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关企业差距还很大。在全球500强品牌数量中，中国品牌37家，排世界第四位。每万亿美元GDP品牌500强数量（个/万亿美元），瑞士是29.68、法国是15.46、英国是12.07、美国是11.91、荷兰是9.77、日本是8.75，而中国只有2.98。例如，2017年度，我国钟表产业产量占世界83%，但销售收入仅占世界钟表产业5%。一个重要原因，是质量技术水平总体处于中低端，难以形成品牌影响力，严重影响了产业附加值，这与瑞士钟表产业形成了巨大反差。

据2016—2017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海外受访者对中国产品的整体评价有所提升，但是，质量问题仍是阻碍中国品牌在海外发展的主要因素，约占63%。近年来，我国消费者赴海外抢购电饭煲、马桶盖等产品，而这些产品并不是什么高精尖产品，中国能够生产而且价格便宜，为什么还要去海外抢购？关键还是质量品牌上的差距，是技术创新的差异，老百姓的基本需求满足后，变得更“挑剔”了，而我们的产品却没能跟上消费升级的变化。

推进制造业质量变革：以质量提升“对冲”速度放缓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从速度向质量、从规模向品牌、从低效向高效转型升级的关口期，处在增强创新能力“爬坡过坎”的关键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创新能力，要从根本上解决低端过剩，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制定退出实施办法，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品牌。

首先，从根本上解决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深层次矛盾。

过去是短缺经济、生产能力不足，现在是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必须在供给端下大功夫。要强化创新和标准的引领作用，推动技术创新、标准研制和产业化协调发展，支持出新品、出精品。目前，消费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渐成主流，对产品品质、性能和安全的要求明显提高。从供给端，要强化全面质量管理，打造质量标杆企业，着力在提升质量上下功夫，加快建成适应科技新变化、市场新需要、优质高效多样化的制造业供给体系，以质量的提升“对冲”速度的放缓，把制造业发展推向“高质量发展时代”。

提起质量、品牌，人们往往会想到“德国制造”或“日本制造”。但谁能想到，他们也曾走过“弯路”。

19世纪初，“德国制造”一度处于偷学、仿造的发展阶段，曾是劣质产品的标志。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修改的《商标法》中，要求所有由德国出口到英国的产品都必须标明“德国制造”，以此区别英国本土制造的优质产品，这在当时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符号。此后，德国知耻而勇，经过上百年的不懈努力，“德国制造”已成为精准、可靠、高品质的代名词。德国强盛基础源于持续繁荣的制造业，源于对制造业的长期坚守与创新发展。

二战后，“日本制造”一度也成为质量低劣的负面典型，被贬称为“东洋货”。为扭转这一局面，日本提出“质量救国”战略，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质量管理经验，引入戴明博士、朱兰博士等开展全员质量培训、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设立国家质量奖等措施，有效提高和保证了产品质量，使“日本制造”成为全球产品质量的标杆。德国或日本制造，从最初的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质量领先的飞跃，从一种蔑称蜕变为美誉，其秘密就在于全社会高度重视质量、强化标准，注重创新成为全社会、产业与企业内在的元素或基因。

其次，坚守质量、专注品牌。

坚守品质为本，坚守质量至上。品牌建设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久久为功，秉承的是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追求“品质为本”的“工匠精神”与企业家追求创新、品牌的经营理念高度契合，秉承的是持之以恒，长期积累，厚积薄发，追求产品或服务的不断臻至完美，力戒的是浮夸、浮躁与急功近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既是贸易规则和制度标准的竞争，又是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竞争，只有提高质量，才能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中占据优势。“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转变，关键是质量，核心是创新，基础是精益生产、精益管理。做好品牌建设，要的是恒心、毅力，要的是高标准、严要求，要的是制度文化环境。

三是把握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促进制造业升级。

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融合发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产业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成为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发展形态变革的核心，数据、信息、知识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日益成为最宝贵的资源。从顺应制造业变革大势考虑，从满足产业升级需要出发，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基于数据运用的要素配置能力，推动制造业发展加快向更多依靠数据、信息、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增长模式转变。无论是美国的《重振制造业框架》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项目、日本的“产业复兴计划”，还是德国的“工业4.0”、法国的“新工业法国”，以及英国的“高价值制造”等，其目的都在于振兴制造业，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制造业变革升级。因此，我们必须扎实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发展服务型制造，运用工业设计、创新设计，培育服务型制造新模式。

推动制造业效率变革：以效率提高“对冲”成本上升

高质量发展要求优化升级要素结构，推动制造业效率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大幅提升，但就整体而言，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以劳动生产率为例，目前，我国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德日劳动生产率的1/8、1/5、1/6。为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以提高。

一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为导向，加快转变传统的制造业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要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注重通过增量投入带动存量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加快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步伐。

二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引导生产要素向高效率的制造业部门、环节集聚。国内外实践表明，像人工智能这些新产业新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技术、人才、知识、信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对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的敏感度很高。国际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核心就是优化资源的配置方式。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引导技术、人才、劳动力、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协同投向人工智能、车联网、5G、物联网等重点领域，推动科技创新能力转变为产业实力，逐步让它们挑起大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激发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活力。

三是追求“物美”，而不是“价廉”。据世界知名经济数据库Statista公布的国家制造指数调查显示，“德国制造”成为全球代表最高质量和服务的品牌，其生产的工业制造品，大到建造地铁的掘进机，小到办公室里的订书机，从质量上讲都是数一数二的，以至于在商贸领域，可以与其它人谈价格，但与德国人谈价格就比较难，连德国人自己都承认“德国货就是物美价不廉”。伴随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土地、环境成本的提升，需要以大幅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推动制造业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

激发创新活力：以制造业动力变革“对冲”粗放式增长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创新，创新的目的是高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创新是企业成功的根本，创新多以研发为源头，绝无虚活。事实证明，真正决定企业前途命运的是研究与开发，而不是别的因素。

一是鼓励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科技项目，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着力搭建一批创新平台，推动产学研创新资源的深度整合和开放共享，为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提供支撑。强化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机结合，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发展。围绕先进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着力攻克一批关键的核心技术，切实做好制造强国的基础要素。

二是围绕先进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着力攻克一批关键的核心技术，切实做好制造强国的基础要素，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创新体系，从制造业的基础元器件切入，引导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三是抓好基础能力的提升。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做支撑，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我国工业基础与制造强国建设的客观要求相比，差距还很大。要重点在推广应用上下功夫，加快落实支持重大装备规模化应用的激励政策，如完善税收支持，创新产业政策，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优势，加大对基础性领域、重点领域、关键性产业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强化自主创新，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提高重点领域自主保障能力，强化硬技术的创新，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等。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造就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引领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为企业家的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推动政策转型创新，从结构性、倾斜型向功能性、普惠型转变，提高企业对政策的获得感，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长三角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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