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智囊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⑨

上海参事赵丽宏：为什么40年前的诗歌仍能打动人

文/王海燕

那个孤独地在海岛插秧挑粪的16岁少年，原本已准备当一辈子农民了，却没有想到，夜灯下的书写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五十年我一直在写。”赵丽宏指了指他身后书橱的那一排排书，100多部的数量连他自己也吓一跳。“没想到写了那么多，原来50年来一直在专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也算没有虚度。”

他的微信昵称是“礁石”，他挺认同这个名，“我是蛮执着的，就像礁石一样，以不变应万变。万变的是世事，是永远花样出新的时尚，不变的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的心境，也是我对人生的态度，即所谓在喧嚣中寻宁静，在烦扰中求纯真。”

他翻出一本随身带的本子，上面是他记下来的诗句，诗句旁附着他的信手涂鸦。诗意萌发时，他的具象思维也开启了雷达，和着诗句一起流淌出来，从那些线条里可以微妙地感受出他当时的创作状态。赵丽宏指着其中一首诗，“我有时梦中出现灵感吟诗，醒来每一句都记得，我就马上记下来。你看，阿多尼斯翻译的就是得自梦中这首诗《重叠》。”

赵丽宏一米八的高个子，声音却柔和得很。屋子里放着清缓的音乐，如潺潺不息的泉水，与他的声音挺合拍，音符高亢时，他的话音也拔高了几分。

这两年，可以说是赵丽宏作品全面开花的收获季，不仅写作题材大有突破，还走向了国际化：长篇儿童文学《黑木头》引发阅读热；原创绘本故事《寻找害怕的男孩》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将在阿尔及利亚国际书展被推介，诗集《疼痛》法文版在国外出版后，翻译版本累计达到十几种……

他说，他最钟情的还是诗歌。40年前，他刚入大学时写过一首诗，最近又被翻出来被人们朗诵，他听了有些感触，“现在读来还是挺打动人的，因为诗里流露的是对时代的真情实感。”

想到晚上可以看书，才觉得有点活头

上观新闻: 知青岁月是你笔下的重头戏，这对你走上文学道路有什么影响？

赵丽宏：1968年我中学毕业，正好赶上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开始我去的是宜兴，那里我举目无亲，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时我干的是木匠的活，就是锯木头、打杂之类，这不是我喜欢做的。后来我作为知青“投亲靠友”去了自己的故乡崇明岛。

上观新闻: 在那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赵丽宏：到崇明，就是做彻头彻尾的农民，当初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那时，上海知青很多去的是崇明国营农场，去外地插队，也是很多人结伴而去，都是集体户，条件虽艰苦，但是有一批年龄相仿的知青一起去，不会那么寂寞。而我是一个人插队在生产队，觉得很孤苦。

中学时代我读书成绩很好，老师曾说过，你想考任何一所大学都没问题，但是老天安排我做一辈子的农民，我没有思想准备。

上观新闻：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赵丽宏：一度非常绝望，感到一点前途都没有了，我喜欢的是音乐、艺术、文学，但这些曾向往的一切都关上了大门，我感到灰暗、沮丧，半年多时间里，我都是沉默寡言、不说话。村里的农民对我很同情，但无法理解我的苦闷，我也无法和他们沟通。

但生产队的农民在生活上很照顾我，安排我干的农活会轻一点。当时住的是草房，点的是油灯，吃的是杂粮，就是崇明的玉米稀粥。我在风雪中赤着脚在海滩上挑土筑堤，在烈日下割麦插秧挑大粪，经常蓬头垢面，一身臭汗，从天不亮干到太阳下山，一年劳作下来，也就刚挣得自己的口粮。

善良的农民很关心我，他们发现，我一看到书，眼里就发光，就把家里能找到的书给我送来，有些人不识字，也把书拿过来，我来者不拒。有些难忘的故事和情节，我曾经在一些诗文中写过。

上观新闻：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点东西？

赵丽宏：白天要干农活，只能晚上读书。我当时不到二十岁，身体瘦弱，挑200多斤大粪，一天下来，肩膀都烂了，和衣服黏在一起，但想到晚上可以在油灯下看书，就觉得还有点活头。

在非常孤独的情况下我开始写点东西。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将来要当诗人、当作家，只是用文字在日记本上写各种各样的感受，写心中的惆怅和苦闷，写对世界的看法。

一写就收不住了。

上观新闻： 回过头来看，这段“插队落户”的生活，也是一笔人生的财富。

赵丽宏：是的，在那段岁月中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感受到人间的爱和善意。

这段岁月也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我沉迷在阅读和写作中，忘却了身边的困境，忘却了物质生活的匮乏，也忘却了孤独。读书和写作，是我在孤独困顿中的自救，是一个落水绝望的人在波涛和漩涡中抓到的救命稻草。

生产大队发现我有文学才能，就让我负责写标语、出板报。我写的最大的字就是在屋顶上，在墙上。记得，那时自己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在屋顶上写大字，在墙上涂各种各样的标语，还发明了硬纸板镂空喷墨，把标语和图案喷到农家的灶壁上。

当地农民知道我会画画，就请我去他们家里灶台上画画，画青山绿水、画蔬菜、画生活景物，那也是我一生中作画最多的时候。据说故乡至今还有人保存着我当年的那些涂鸦。

上观新闻：写作改变了你的知青生活了吗？

赵丽宏：我还试着去投稿，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因为写作才能，我被调到了县委报道组。白天写报道，写报告，晚上写诗写散文。那时听着县长在台上读着我草拟的报告，听得挺难为情，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

 从来不跟风走，以不变应万变

上观新闻：1977年恢复高考，对很多人来说，“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是命运的拐点。

赵丽宏：1977年我26岁，高考对我来说并不是十分迫切。我那时已被崇明县机关录用，也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小有名气，所以并不是只有高考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如果上大学，就要放弃每月39元的工资；然而，儿时想上大学的梦想还是让我决定参加高考。

上观新闻：您参加高考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赵丽宏：我一天都没复习，心想着能考上就考上，考不上也没关系。我记得当时考场是在崇明中学一间很破的教室，桌子也很破。我那张桌上有条很宽的裂缝，发卷前我就瞥见了作文题目——《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我开始默默打腹稿。卷子发下来，很快就做完前面的题目，然后写作文，一口气写了两、三千字，就是写在农村采访渔民的经历。出了考场后，听大家议论作文题目有个副标题“记优秀人物二三事”。心想，连标题都没看全，肯定考不上了。

1977年12月11日在崇明中学参加高考。最后一位为赵丽宏。

后来没想到我的语文分数居然还很高。我想，虽然没有看到副标题，但作文内容并没有跑偏，我在文章中写了几位渔民的事迹，因为熟悉这样的生活，写得很生动，所以得了高分。

大学报道那天，我父亲送我，他当时流泪了，我也流了泪。在乡下的那些岁月，我根本不敢想自己还能上大学，当时真的是像是做梦，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上观新闻：考进华师大中文系后，您还继续写诗吗？

赵丽宏：到了校园后，我继续写散文、写诗。我们那一届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最小的应届生62年生，最大的45年生，相差17岁。

大二的时候，我写过一首诗《春天啊，请在中国留步》。 当时对国家的前景充满希望，但还是无法忘记刚过去的寒冬，还有点担忧。但文革结束了，那种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这首诗歌发表在《文汇报》上，被张贴在文史楼底楼的报栏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诗去年又被人在各种场合朗诵，还上了国家大剧院。听着自己年轻时代的诗作，并不觉得过时，仍然心有所动。因为诗里的感情很真诚，是发自肺腑、流露感情的诗，所以过了40年依然能打动人。

赵丽宏大学时代在“小黑屋”读书。

上观新闻：毕业后的职业选择，您是怎么考虑的？

赵丽宏：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要知道当年出一本诗集不容易。

毕业时我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文汇报的“笔会”副刊，插队时我就在那里发表文章，“笔会”主编徐开垒是我的恩师；一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总编给我写了好几封信，希望我毕业后能去那里工作；还有一个就是作家协会的《萌芽》杂志，我权衡之后，决定去作家协会。因为文学创作是我的方向。

我在《萌芽》做了五年编辑，负责编辑诗歌和散文，和北岛、舒婷、杨炼、顾城等很多诗人都有交流，他们常常寄诗给我。

那个年代，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编辑部每天都有一麻袋的信，我每天都在读稿、读信、回信。

上观新闻：这个阶段也是您作品的收获期。1982年您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即诗集《珊瑚》，1984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生命草》。

赵丽宏：1 987年我离开《萌芽》，应聘成为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陆续创作了《爱在人间》《玛雅之谜》《岛人笔记》《人间韵味》《沧桑之城》《日晷之影》《玉屑集》等作品，也得过不少奖。

上观新闻： 2003年，您担任《上海文学》社长，当时的《上海文学》是什么样的状况？

赵丽宏：我出任《上海文学》社长那阵，是纯文学杂志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杂志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发工资、付稿费都捉襟见肘。

为此，我做了很多努力，利用社会各方的援助，使上海文学的经济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在我看来，杂志社再穷，还是要坚持文学的理想，如果为了致富而改变方向，放弃对理想的追求，那是一条邪道。这些年我们不媚俗、不跟风，以不变应万变，坚持纯文学的一块净土，发表最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呼呼，设法提高稿费，尊重文学原创，给作家应有的尊严。

近十年来，《上海文学》和《收获》先后两次在全国率先提高稿费，此举影响很大，全国各地的稿费也随之提高。2003年的行情是千字八十元，如今千字已达千元。

2018年11月，赵丽宏和莫言同访阿尔及利亚。

上观新闻：编杂志的同时，也在坚持写作吗？

赵丽宏：我的写作就没有中断过，我写散文，也写诗，散文是我的生命史，诗歌是我的心灵史。

文学创作是很个人的体验，也是对时代和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我从92年开始用电脑写作，但是写诗还是用笔，我随身带着本子，有灵感就随手记下来。两年前，我出版了诗集《疼痛》，这是我这几年的诗歌新作，是不仅是我对诗歌艺术的新追求，也是对自己的人生的反思，是对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的思考。

上观新闻：除了散文和诗歌，您还写什么题材？

赵丽宏：这几年我写了三本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童年河》《渔童》和《黑木头》，这些小说虽然没有被大规模宣传，但是受到读者欢迎，不仅小孩子喜欢读，成年人也有共鸣。

上观新闻：《童年河》的销量超过50万册，影响挺大，理论家刘绪源称之为"儿童文学的意外收获"。当初您创作这部儿童小说时，是怎么想的？

赵丽宏：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作家写童年生活，是很自然的事情。为孩子们提供好的文字和故事，是作家的责任。写《童年河》，我酝酿了很长时间，小说表现的是我的童年时代。写这本书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回到我的童年去，我的视角是孩子必须是孩子的视角，小说中应该有真实自然的童心、童真和童趣。小说出版后，我得到大量的读者反馈，孩子们喜欢读，成年读者也被感动，这使我欣慰。

上海应该有自己的诗歌节

上观新闻：您觉得网络文学的出现对纯文学有冲击吗？

赵丽宏：技术革命带来传播渠道的变化，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生态，这不是坏事，很多人因为网络的便捷开始在电脑上写作，更多的文学才子也因此被发现。

《上海文学》这样有65年历史的老牌文学刊物，在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同时，也在与时俱进。除了定期出版杂志，《上海文学》也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刊登优秀的来稿，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的作品。文稿能被《上海文学》微信选用，而且支付稿酬，让年轻作者很有成就感，这对他们从事写作是很好的鼓励。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学总是朝着自己的方向在走，人们对文学品质的要求不会变。

对文字的评判标准，也不会因为传播渠道的改变而改变。纸质的书刊和网络的传播双管齐下，使文学走向读者的通道更为开阔流畅。网络上很多文字可能很快被忘记，但是真正好的文字最终会被留下来。

2013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为一位残疾读者签名。

上观新闻：2016年，上海开始举办国际诗歌节，当初为何会想到发起这个活动？

赵丽宏：上海在人们印象里是一座金融城市、商业城市，但同样也是一座文化城市。上海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从上世纪以来，上海就是引领文学潮流的重要园地。我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上海应该有自己的文学节和文学奖。

这20多年来，我在政协、文学会议等各种场合提过相关的提案和建议。上海已经有知名度很高的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也应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节。而这个愿望正成为现实，我们成功举办了三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设立了金玉兰上海国际诗歌奖，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就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诗人，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上观新闻：除了阿多尼斯，诗歌节还邀请了哪些著名诗人，在国际上有什么反响？

赵丽宏：我们邀请到一大批国内外著名诗人来参加诗歌节，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艾略特诗歌奖得主大卫·哈森、还有丹麦诗人亨里克诺德布兰德、法国诗人菲利普·汤司林、让-皮埃尔·西蒙安、张如凌、日本诗人高桥睦郎、比利时诗人杰曼、阿根廷诗人格拉谢拉·阿劳斯、中国诗人杨炼、舒婷、郑愁予、吉迪马加、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等。诗歌节期间，他们走进图书馆、剧院、大学、社区、植物园，和上海的诗人和市民一起朗诵诗歌，交流诗歌创作的经验，探讨当前诗歌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每年金秋十月，中外诗人齐聚黄浦江畔，诗情如桂花清香弥漫。上海国际诗歌节，让人们感受到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充满诗意，也赢得了国际诗人的赞赏。参加国际诗歌节的很多外国诗人说，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好、最有水准的诗歌节。当然，和其他国际诗歌节相比，上海的诗歌节还很年轻，只要我们坚持办下去，假以时日，以高品质“突围”，用最现代的方式展现上海的诗意和中国诗歌的魅力，并融合世界的文学潮流，相信上海的诗歌节会越办越好，越来越有影响。

2018年7月在智利诗人聂鲁达故居举办《疼痛》朗诵会。

上观新闻：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诗歌也在走向世界。

赵丽宏：是的，诗歌是全人类的语言。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翻译外国的文学，每一部公认的外国文学经典都有汉语译本，而且还不止一个版本。在中国可以读到国外的各种经典，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把中国的作品推介出去，西方社会对中国古典文化很重视，但对现当代文学一直是漠视、忽视的态度，不会花力气翻译我们的作品。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墨西哥最大的书店中想找被翻译成外语的中国作品，很可怜，只找到一本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老子《道德经》。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视程度正在改变。很多中国文学被翻译成外文，这跟我们的改革开放，与我们国家的崛起分不开。

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多样性，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几十年中国的文学创作成果是丰硕的，花果满枝，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也在增大，尤其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被传播。

对此我也有很强烈的个人感受，我的诗集《疼痛》2016年底出版，两年不到就已经有十多个国家翻译，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等，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2018年6月在巴黎阿玛通出版社和阿多尼斯合影。

阿多尼斯在巴黎剧院用阿拉伯语朗诵赵丽宏诗歌。

大诗人阿多尼斯不仅为我的法译本写序，还提出来为《疼痛》的阿拉伯语译本做校译。阿拉伯语是阿多尼斯的母语，听说埃及汉学家在用阿拉伯语翻译我的诗集，阿多尼斯担心他不能把这本诗集的情感和思想全部准确地译出来，主动提出做义务校译和润色工作，这让我非常感动。

上观新闻： 这些年，您一直坚持的是什么？

赵丽宏：第一当然是写作，这是我的主业。对有些人来说，写作也许是一种时髦的、与时俱进的事业，而我却始终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以不变应万变的事。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是我的人生。

第二就是编杂志，我主持《上海文学》15年，编杂志花了不少心血，《上海文学》是上海的文学名片，维护好这张名片，也是我的责任，为此付出心力是很值得的；

第三就是尽我所能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这些事大部分也是与文化和文学有关，比如去学校、去图书馆和社区和读者谈文学，分享读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