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政情 > 伴公汀 > 文章详情
上海参事赵丽宏:为什么40年前的诗歌仍能打动人
分享至:
 (11)
 (0)
 收藏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海燕 2018-12-21 06:24
摘要:我是蛮执着的,就像礁石一样,以不变应万变。

 

申城智囊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⑨

 

上海参事赵丽宏:为什么40年前的诗歌仍能打动人

 

文/王海燕

 

那个孤独地在海岛插秧挑粪的16岁少年,原本已准备当一辈子农民了,却没有想到,夜灯下的书写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五十年我一直在写。”赵丽宏指了指他身后书橱的那一排排书,100多部的数量连他自己也吓一跳。“没想到写了那么多,原来50年来一直在专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也算没有虚度。”

 

他的微信昵称是“礁石”,他挺认同这个名,“我是蛮执着的,就像礁石一样,以不变应万变。万变的是世事,是永远花样出新的时尚,不变的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的心境,也是我对人生的态度,即所谓在喧嚣中寻宁静,在烦扰中求纯真。”

 

他翻出一本随身带的本子,上面是他记下来的诗句,诗句旁附着他的信手涂鸦。诗意萌发时,他的具象思维也开启了雷达,和着诗句一起流淌出来,从那些线条里可以微妙地感受出他当时的创作状态。赵丽宏指着其中一首诗,“我有时梦中出现灵感吟诗,醒来每一句都记得,我就马上记下来。你看,阿多尼斯翻译的就是得自梦中这首诗《重叠》。”

 

赵丽宏一米八的高个子,声音却柔和得很。屋子里放着清缓的音乐,如潺潺不息的泉水,与他的声音挺合拍,音符高亢时,他的话音也拔高了几分。

 

这两年,可以说是赵丽宏作品全面开花的收获季,不仅写作题材大有突破,还走向了国际化:长篇儿童文学《黑木头》引发阅读热;原创绘本故事《寻找害怕的男孩》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将在阿尔及利亚国际书展被推介,诗集《疼痛》法文版在国外出版后,翻译版本累计达到十几种……

 

他说,他最钟情的还是诗歌。40年前,他刚入大学时写过一首诗,最近又被翻出来被人们朗诵,他听了有些感触,“现在读来还是挺打动人的,因为诗里流露的是对时代的真情实感。”

 

 

想到晚上可以看书,才觉得有点活头

 

上观新闻: 知青岁月是你笔下的重头戏,这对你走上文学道路有什么影响?

 

赵丽宏:1968年我中学毕业,正好赶上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开始我去的是宜兴,那里我举目无亲,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时我干的是木匠的活,就是锯木头、打杂之类,这不是我喜欢做的。后来我作为知青“投亲靠友”去了自己的故乡崇明岛。

 

上观新闻: 在那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赵丽宏:到崇明,就是做彻头彻尾的农民,当初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那时,上海知青很多去的是崇明国营农场,去外地插队,也是很多人结伴而去,都是集体户,条件虽艰苦,但是有一批年龄相仿的知青一起去,不会那么寂寞。而我是一个人插队在生产队,觉得很孤苦。

 

中学时代我读书成绩很好,老师曾说过,你想考任何一所大学都没问题,但是老天安排我做一辈子的农民,我没有思想准备。

 

上观新闻: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赵丽宏:一度非常绝望,感到一点前途都没有了,我喜欢的是音乐、艺术、文学,但这些曾向往的一切都关上了大门,我感到灰暗、沮丧,半年多时间里,我都是沉默寡言、不说话。村里的农民对我很同情,但无法理解我的苦闷,我也无法和他们沟通。

 

但生产队的农民在生活上很照顾我,安排我干的农活会轻一点。当时住的是草房,点的是油灯,吃的是杂粮,就是崇明的玉米稀粥。我在风雪中赤着脚在海滩上挑土筑堤,在烈日下割麦插秧挑大粪,经常蓬头垢面,一身臭汗,从天不亮干到太阳下山,一年劳作下来,也就刚挣得自己的口粮。

 

善良的农民很关心我,他们发现,我一看到书,眼里就发光,就把家里能找到的书给我送来,有些人不识字,也把书拿过来,我来者不拒。有些难忘的故事和情节,我曾经在一些诗文中写过。

 

上观新闻: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点东西?

 

赵丽宏:白天要干农活,只能晚上读书。我当时不到二十岁,身体瘦弱,挑200多斤大粪,一天下来,肩膀都烂了,和衣服黏在一起,但想到晚上可以在油灯下看书,就觉得还有点活头。

 

在非常孤独的情况下我开始写点东西。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将来要当诗人、当作家,只是用文字在日记本上写各种各样的感受,写心中的惆怅和苦闷,写对世界的看法。

 

一写就收不住了。

 

上观新闻: 回过头来看,这段“插队落户”的生活,也是一笔人生的财富。

 

赵丽宏:是的,在那段岁月中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感受到人间的爱和善意。

 

这段岁月也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我沉迷在阅读和写作中,忘却了身边的困境,忘却了物质生活的匮乏,也忘却了孤独。读书和写作,是我在孤独困顿中的自救,是一个落水绝望的人在波涛和漩涡中抓到的救命稻草。

 

生产大队发现我有文学才能,就让我负责写标语、出板报。我写的最大的字就是在屋顶上,在墙上。记得,那时自己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在屋顶上写大字,在墙上涂各种各样的标语,还发明了硬纸板镂空喷墨,把标语和图案喷到农家的灶壁上。

 

当地农民知道我会画画,就请我去他们家里灶台上画画,画青山绿水、画蔬菜、画生活景物,那也是我一生中作画最多的时候。据说故乡至今还有人保存着我当年的那些涂鸦。

 

上观新闻:写作改变了你的知青生活了吗?

 

赵丽宏:我还试着去投稿,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因为写作才能,我被调到了县委报道组。白天写报道,写报告,晚上写诗写散文。那时听着县长在台上读着我草拟的报告,听得挺难为情,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

 

 从来不跟风走,以不变应万变

 

上观新闻:1977年恢复高考,对很多人来说,“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是命运的拐点。

 

赵丽宏:1977年我26岁,高考对我来说并不是十分迫切。我那时已被崇明县机关录用,也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小有名气,所以并不是只有高考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如果上大学,就要放弃每月39元的工资;然而,儿时想上大学的梦想还是让我决定参加高考。

 

上观新闻:您参加高考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赵丽宏:我一天都没复习,心想着能考上就考上,考不上也没关系。我记得当时考场是在崇明中学一间很破的教室,桌子也很破。我那张桌上有条很宽的裂缝,发卷前我就瞥见了作文题目——《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我开始默默打腹稿。卷子发下来,很快就做完前面的题目,然后写作文,一口气写了两、三千字,就是写在农村采访渔民的经历。出了考场后,听大家议论作文题目有个副标题“记优秀人物二三事”。心想,连标题都没看全,肯定考不上了。

 

1977年12月11日在崇明中学参加高考。最后一位为赵丽宏。

 

后来没想到我的语文分数居然还很高。我想,虽然没有看到副标题,但作文内容并没有跑偏,我在文章中写了几位渔民的事迹,因为熟悉这样的生活,写得很生动,所以得了高分。

 

大学报道那天,我父亲送我,他当时流泪了,我也流了泪。在乡下的那些岁月,我根本不敢想自己还能上大学,当时真的是像是做梦,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上观新闻:考进华师大中文系后,您还继续写诗吗?

 

赵丽宏:到了校园后,我继续写散文、写诗。我们那一届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最小的应届生62年生,最大的45年生,相差17岁。

 

大二的时候,我写过一首诗《春天啊,请在中国留步》。 当时对国家的前景充满希望,但还是无法忘记刚过去的寒冬,还有点担忧。但文革结束了,那种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这首诗歌发表在《文汇报》上,被张贴在文史楼底楼的报栏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诗去年又被人在各种场合朗诵,还上了国家大剧院。听着自己年轻时代的诗作,并不觉得过时,仍然心有所动。因为诗里的感情很真诚,是发自肺腑、流露感情的诗,所以过了40年依然能打动人。

 

赵丽宏大学时代在“小黑屋”读书。

 

上观新闻:毕业后的职业选择,您是怎么考虑的?

 

赵丽宏: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要知道当年出一本诗集不容易。

 

毕业时我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文汇报的“笔会”副刊,插队时我就在那里发表文章,“笔会”主编徐开垒是我的恩师;一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总编给我写了好几封信,希望我毕业后能去那里工作;还有一个就是作家协会的《萌芽》杂志,我权衡之后,决定去作家协会。因为文学创作是我的方向。

 

我在《萌芽》做了五年编辑,负责编辑诗歌和散文,和北岛、舒婷、杨炼、顾城等很多诗人都有交流,他们常常寄诗给我。

 

那个年代,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编辑部每天都有一麻袋的信,我每天都在读稿、读信、回信。

 

上观新闻:这个阶段也是您作品的收获期。1982年您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即诗集《珊瑚》,1984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生命草》。

 

赵丽宏:1 987年我离开《萌芽》,应聘成为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陆续创作了《爱在人间》《玛雅之谜》《岛人笔记》《人间韵味》《沧桑之城》《日晷之影》《玉屑集》等作品,也得过不少奖。

 

上观新闻: 2003年,您担任《上海文学》社长,当时的《上海文学》是什么样的状况?

 

赵丽宏:我出任《上海文学》社长那阵,是纯文学杂志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杂志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发工资、付稿费都捉襟见肘。

 

为此,我做了很多努力,利用社会各方的援助,使上海文学的经济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在我看来,杂志社再穷,还是要坚持文学的理想,如果为了致富而改变方向,放弃对理想的追求,那是一条邪道。这些年我们不媚俗、不跟风,以不变应万变,坚持纯文学的一块净土,发表最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呼呼,设法提高稿费,尊重文学原创,给作家应有的尊严。

 

近十年来,《上海文学》和《收获》先后两次在全国率先提高稿费,此举影响很大,全国各地的稿费也随之提高。2003年的行情是千字八十元,如今千字已达千元。

 

2018年11月,赵丽宏和莫言同访阿尔及利亚。

 

上观新闻:编杂志的同时,也在坚持写作吗?

 

赵丽宏:我的写作就没有中断过,我写散文,也写诗,散文是我的生命史,诗歌是我的心灵史。

 

文学创作是很个人的体验,也是对时代和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我从92年开始用电脑写作,但是写诗还是用笔,我随身带着本子,有灵感就随手记下来。两年前,我出版了诗集《疼痛》,这是我这几年的诗歌新作,是不仅是我对诗歌艺术的新追求,也是对自己的人生的反思,是对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的思考。

 

上观新闻:除了散文和诗歌,您还写什么题材?

 

赵丽宏:这几年我写了三本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童年河》《渔童》和《黑木头》,这些小说虽然没有被大规模宣传,但是受到读者欢迎,不仅小孩子喜欢读,成年人也有共鸣。

 

上观新闻:《童年河》的销量超过50万册,影响挺大,理论家刘绪源称之为"儿童文学的意外收获"。当初您创作这部儿童小说时,是怎么想的?

 

赵丽宏: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作家写童年生活,是很自然的事情。为孩子们提供好的文字和故事,是作家的责任。写《童年河》,我酝酿了很长时间,小说表现的是我的童年时代。写这本书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回到我的童年去,我的视角是孩子必须是孩子的视角,小说中应该有真实自然的童心、童真和童趣。小说出版后,我得到大量的读者反馈,孩子们喜欢读,成年读者也被感动,这使我欣慰。

 

上海应该有自己的诗歌节

 

上观新闻:您觉得网络文学的出现对纯文学有冲击吗?

 

赵丽宏:技术革命带来传播渠道的变化,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生态,这不是坏事,很多人因为网络的便捷开始在电脑上写作,更多的文学才子也因此被发现。

 

《上海文学》这样有65年历史的老牌文学刊物,在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同时,也在与时俱进。除了定期出版杂志,《上海文学》也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刊登优秀的来稿,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的作品。文稿能被《上海文学》微信选用,而且支付稿酬,让年轻作者很有成就感,这对他们从事写作是很好的鼓励。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学总是朝着自己的方向在走,人们对文学品质的要求不会变。

 

对文字的评判标准,也不会因为传播渠道的改变而改变。纸质的书刊和网络的传播双管齐下,使文学走向读者的通道更为开阔流畅。网络上很多文字可能很快被忘记,但是真正好的文字最终会被留下来。

 

2013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为一位残疾读者签名。

 

上观新闻:2016年,上海开始举办国际诗歌节,当初为何会想到发起这个活动?

 

赵丽宏:上海在人们印象里是一座金融城市、商业城市,但同样也是一座文化城市。上海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从上世纪以来,上海就是引领文学潮流的重要园地。我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上海应该有自己的文学节和文学奖。

 

这20多年来,我在政协、文学会议等各种场合提过相关的提案和建议。上海已经有知名度很高的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也应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节。而这个愿望正成为现实,我们成功举办了三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设立了金玉兰上海国际诗歌奖,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就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诗人,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上观新闻:除了阿多尼斯,诗歌节还邀请了哪些著名诗人,在国际上有什么反响?

 

赵丽宏:我们邀请到一大批国内外著名诗人来参加诗歌节,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艾略特诗歌奖得主大卫·哈森、还有丹麦诗人亨里克诺德布兰德、法国诗人菲利普·汤司林、让-皮埃尔·西蒙安、张如凌、日本诗人高桥睦郎、比利时诗人杰曼、阿根廷诗人格拉谢拉·阿劳斯、中国诗人杨炼、舒婷、郑愁予、吉迪马加、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等。诗歌节期间,他们走进图书馆、剧院、大学、社区、植物园,和上海的诗人和市民一起朗诵诗歌,交流诗歌创作的经验,探讨当前诗歌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每年金秋十月,中外诗人齐聚黄浦江畔,诗情如桂花清香弥漫。上海国际诗歌节,让人们感受到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充满诗意,也赢得了国际诗人的赞赏。参加国际诗歌节的很多外国诗人说,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好、最有水准的诗歌节。当然,和其他国际诗歌节相比,上海的诗歌节还很年轻,只要我们坚持办下去,假以时日,以高品质“突围”,用最现代的方式展现上海的诗意和中国诗歌的魅力,并融合世界的文学潮流,相信上海的诗歌节会越办越好,越来越有影响。

2018年7月在智利诗人聂鲁达故居举办《疼痛》朗诵会。

 

上观新闻: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诗歌也在走向世界。

 

赵丽宏:是的,诗歌是全人类的语言。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翻译外国的文学,每一部公认的外国文学经典都有汉语译本,而且还不止一个版本。在中国可以读到国外的各种经典,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把中国的作品推介出去,西方社会对中国古典文化很重视,但对现当代文学一直是漠视、忽视的态度,不会花力气翻译我们的作品。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墨西哥最大的书店中想找被翻译成外语的中国作品,很可怜,只找到一本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老子《道德经》。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视程度正在改变。很多中国文学被翻译成外文,这跟我们的改革开放,与我们国家的崛起分不开。

 

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多样性,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几十年中国的文学创作成果是丰硕的,花果满枝,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也在增大,尤其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被传播。

 

对此我也有很强烈的个人感受,我的诗集《疼痛》2016年底出版,两年不到就已经有十多个国家翻译,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等,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2018年6月在巴黎阿玛通出版社和阿多尼斯合影。

 

阿多尼斯在巴黎剧院用阿拉伯语朗诵赵丽宏诗歌。

 

大诗人阿多尼斯不仅为我的法译本写序,还提出来为《疼痛》的阿拉伯语译本做校译。阿拉伯语是阿多尼斯的母语,听说埃及汉学家在用阿拉伯语翻译我的诗集,阿多尼斯担心他不能把这本诗集的情感和思想全部准确地译出来,主动提出做义务校译和润色工作,这让我非常感动。

 

上观新闻: 这些年,您一直坚持的是什么?

 

赵丽宏:第一当然是写作,这是我的主业。对有些人来说,写作也许是一种时髦的、与时俱进的事业,而我却始终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以不变应万变的事。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是我的人生。

 

第二就是编杂志,我主持《上海文学》15年,编杂志花了不少心血,《上海文学》是上海的文学名片,维护好这张名片,也是我的责任,为此付出心力是很值得的;

 

第三就是尽我所能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这些事大部分也是与文化和文学有关,比如去学校、去图书馆和社区和读者谈文学,分享读书心得。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王海燕 题图来源:邵竞制作
评论(0)
我也说两句
×
发表
最新评论
快来抢沙发吧~ 加载更多… 已显示全部内容
上海辟谣平台
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官方平台
上海对口援疆20年
上海品牌之都建设推广服务平台
举报中心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关注我们
客户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