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刚刚兴起，上海是振兴还是沉沦？来自全国的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部门同志展开深入讨论，最终坚定“走改造、振兴新路子”的使命担当。

上世纪90年代初，按照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21世纪的要求，又该如何重新构筑新的发展战略？上海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讨论，初步搭建起未来城市的发展格局与路径。

作为两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实践者和组织者，蔡来兴最常说的是：当历史机遇再次垂青上海时，我们没有理由保守，更不能有片刻耽误。   

敢于想象是成大事的前提

解放日报：改革开放40年来，有两件上海的大事，您都亲身参与过，一件是“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另一件是上实集团的“资本奇迹”。

蔡来兴：这两件大事都是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只是参与“大合唱”的一员。

1993年开始的这场跨世纪研究，集中了近600人、历时近2年，经国内外专家反复论证，最终集中回答上海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目标、定位、战略和举措，为“四个中心”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995年，我受命赴上实集团工作。当时，浦东在大开发，浦西在大改造，一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在大建设，但资金短缺矛盾十分尖锐。针对上海地方财政拿不出、外资进不来、银行不肯贷的资金困局，黄菊同志明确指出，希望我们尽快打通国内外资本市场，为上海源源不断注入国际资本。

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我们大胆探索、不断创新，一年内实现了在香港红筹上市，上市不到一年就从国际资本市场募集上百亿港元资金，相当于当年上海123家A股上市公司的募资总量。

解放日报：重视发展战略研究，并运用于改革创新，是不是上海崛起的秘密武器？

蔡来兴：重视前瞻问题的研究、讨论，是汪道涵老市长开的头。我们这一批人都是他老人家带出来的。这一直是上海的一大优势。

上世纪80年代，我主要参与了两次全市性大讨论。

第一个是1984年前后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聚焦“上海向何处去”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全局性问题，为上海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

第二个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大讨论，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奠定了基础。

我始终觉得，对一座伟大的城市而言，抬头看天和埋头苦干同样重要。你想不到的事，一定是做不到的。敢于想象，是成大事的前提。这个想象并非胡思乱想，而是要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探索经济强国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崛起的客观规律，从而做到科学预见、统筹谋划。   

握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

解放日报：2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底气何来？

蔡来兴：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国际国内形势，还是上海自身的战略地位，都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可以说，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势。

先说天时。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历四次长周期波动，每一次波动都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每一次重心转移，都有一批城市群（带）闪亮登场，并孕育出国际化大都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东移趋势越来越明显，上海迎来再度崛起的历史性机遇。

再说地利。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这一重大决策意味着，上海不仅要从“后卫”走向“前沿”，更要跃升为“龙头”，成为“重心之重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要承担起握指成拳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使命。

最后说人和。在新机遇、新任务鼓舞下，上海全市上下涌现出要改革、拼经济，大干快上的新热潮。市委、市政府及时集中各方智慧、凝聚各方力量，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新思路、新战略和新举措，这是上海真正的底气。方向明，决心大，人心齐，泰山移。

解放日报：跨世纪战略目标指引下的具体措施，会不会过于“前瞻”？

蔡来兴：1993年的上海，黄浦江上建有两座大桥。我们一度认为，再多加几条桥隧，应该差不多了。可那年7月，我陪同徐匡迪副市长在韩国首都看到令人震撼的一幕———汉江上的桥有十多座，最大的一座桥，竟有十几条车道，但过江隧道仍然严重拥堵。我们开始反思，上海的越江通道数量是不是“少了个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单纯以线性增长来思考发展问题。当人均收入和GDP到一定水平后，许多指标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在制定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时，我们更要警惕的是想象力不够，更要琢磨的是怎样对标未来的“世界一流”。

解放日报：那有没有遗憾呢？

蔡来兴：回过头来看，这场跨世纪的战略研究确有一些不足。

比如，当时比较注重接受上一轮产业革命成果的转移，对正在酝酿中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重视不够，特别对自主创新、源头创新重视不够。

又如，对上海如何依托、带动长三角地区和长江流域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阻力估计不足。因此，尽管上海作了很多努力，但区域协同发展的实质性进展不如人愿。

再如，城市功能和生产力空间布局上，虽然按照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作了重大部署，但市中心的各个区依然“小而全”，导致城市核心功能分散，捏不成拳头。   

攀登高峰，须勇于不断超越

解放日报：1995年，您奉命担任上实集团的管理者。这样的“试水”是不是难言轻松？

蔡来兴：刚去香港时，当地媒体也问过类似问题。也许是涉世不深，我自信地回答，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到企业，都要管好三件事：一是做好重大问题的正确决策；二是知人善任，用好干部；三是统筹协调好各方关系。

从大道理上讲，这是没错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觉得差别很大，必须从零开始，一边学一边干，尽快掌握新的规律，担当好新责任。

这段宝贵经历让人深有体会：企业家是大浪淘沙留下的金子，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者，理应得到大家的尊重，但企业家也要不断超越自我。

解放日报：在超越自我、攀登高峰的路途上，企业和城市是不是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蔡来兴：不管在什么领域，管理者的素质都是非常关键的。

例如，要独具慧眼。不仅要有远见，而且要有观察大事的洞察力、发现价值的判断力、善用人才的识别力、应对危机的预见力。

又如，要不断创新。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城市升级，都有一个周期的问题，因而必须勇于超越自我、超越传统。

解放日报：2008年后，您受聘于国务院参事室，继续从事宏观战略研究。这一段经历，有什么故事吗？

蔡来兴：国务院参事室是集中各方智慧的大平台，是不断学习切磋的大学校。与一批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在一起，深感自己才疏学浅，必须继续努力。近十年来，我参加了多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和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还自选课题、自找材料，撰写了数十份调研报告。

虽然早过了花甲之年，但能继续为国家繁荣、上海振兴和年轻人成长尽一份心力，是我人生的莫大荣幸！